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日子:巨星闪耀-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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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穷二白、科技落后的情况下，要想研制原子弹谈何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向苏联“老大哥”请教似乎是一条捷径。
1949年8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曾提出参观原子能有关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到1954年9月，苏联才邀请中国军事代表团去苏联参观核爆炸试验。去参观的代表团规格相当高，除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外，还有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总参谋长粟裕、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参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海军参谋长周希汉等人。
演习时原子弹爆炸的冲击波吹掉了彭德怀的帽子，也坚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研制原子弹的决心。
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出：“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一宣告，揭开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序幕。
1956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答应向中国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然而，1959年6月，苏联政府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次年7月16 日，又公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在华的苏联专家。到8月23 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全部撤离，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这一手，完全打乱了中国国民经济建设的安排，尤其在原子能工业方面，留下了一大批半截工程。临走还扔下一句话，你们收拾这一堆破铜烂铁吧，没有我们，你们15年也干不出来。赫鲁晓夫说得更绝，没有苏联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而此时，整个国民经济也处于严重困难时期。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争议相当激烈。
大家的眼光此时集中到了主管国家经济大权的周恩来身上。在经济困难时期，堂堂的共和国总理餐桌上也一样缺肉少油水，但周恩来的眼光却放得更远。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集中力量争取3至5年突破国防尖端的战略构想，原子弹要继续搞下去。这一些想法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支持，要自己动手，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把原子弹搞出来。年事已高的朱德，也十分关注原子弹的建设，之前他曾亲自到核试验基地看望官兵。这个时候，他也毫不犹豫地支持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策。
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之后，在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
历史竟是如此巧合，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三天，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原子弹竟然试爆成功了！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说：“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当天晚上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举世震惊。
随后，震惊就象波涛，一浪又一浪地继续涌来。
1967年6月17 日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8个月，创造了核武器研制史上的奇迹。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西昌卫星城发射成功。尽管这是继苏、美、法、日本之后发射，但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重量上却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卫星的总和。在研制速度上，从成功爆炸原子弹到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花了12年半，苏联花了8年，中国仅用了5年半的时间。
“冒进”之争（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是对三人多年以来合作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建国后三人工作的一个安排。
毛泽东、周恩来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但在建国后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对一些事关经济建设方面的具体问题，两人在思路和方法上的差异开始显露。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急于求成思想倾向的影响下，财政盘子定得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导致这一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六千多万猛增到七千八百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两个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担任总理的周恩来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他指出，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随后，周恩来指导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到1955年，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好转及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一些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认为经济建设速度可以大大加快，“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在这年底，毛泽东提出了“加大速度，反对保守主义，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更大成绩”的要求，并表示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
面对毛泽东为“八大”确定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速度”的主题，周恩来最初是同意的。他表示“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
然而，在落实毛泽东主持起草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过程中，周恩来和陈云发现如果按照各部门提出的高指标安排工作，很多产品都将短缺，其中钢铁最为严重。在觉察到“盲目冒进”苗头时，周恩来开始着手防止。
毛泽东对于当时的发展速度仍感觉“慢了一点”，并做了相应的指示，国家计委也按要求提出了高指标的15年远景计划纲要草案。
在这种情况下，1956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虽然被压缩了，但并没有把一些主要指标压下来。到4月份，冒进的后果开始出现了，财政紧张、生产物资短缺。
令周恩来没有想到的是，4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追加基础建设预算20个亿。提议受到了大多数与会人员的反对，一向尊重毛泽东意见的周恩来当场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会“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周恩来专门就此事找到毛泽东进行解释，并说，“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泽东决定下来的事情是很难改变的，但面对周恩来发自内心的话语，他没有反驳。很快，毛泽东离开了北京。
这样，在周恩来等人的坚持下，1957年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出访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大会。当时的苏联由于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赫鲁晓夫说话很硬气，表示“今后15年不仅赶上，而且超过美国”。富于挑战精神的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就是在莫斯科期间，毛泽东审阅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所谓的右倾保守思想。回国后，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对周恩来发了脾气，对两年的经济工作表示不满，并且要求召开再大一些范围的会议解决反冒进问题。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主持了工作会议。与会人员都接到了12份作为批评对象的材料。在会议上，毛泽东单刀直入，表示“反冒进”这个词是政治问题，并指出“有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下50米”。毛泽东批评1956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16日上午，毛泽东公开地在会上点了周恩来的名。“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周恩来感到了形势的严重。
尽管心里不理解，但周恩来性格中组织性强的特点还是让他开始进行检讨。在检讨中，他把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是周恩来一向的作风。
之后，在3月9日成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周恩来，3月25日周恩来再次做了检讨。为了把成都会议讨论的问题用中央决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再次进行检讨，大会还将这份检讨稿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代表。
关于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争论似乎到此结束了。不过，周恩来在经济方面的发言权减少了，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过问和主管经济工作。
所幸的是，经过“大跃进”的阵痛，毛泽东开始亲自出来“解铃”。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的讲话中说：“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他还说，错误看来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圣人呢？
“冒进”之争（2）
这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的也是固有的承认错误的方式。
朱德看庐山风云
1959年的庐山会议早已云散雾开，今天再来回忆这场会议，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苍凉、悲壮与沉重。
7月的庐山，万木葱茏，气候宜人，古迹胜景，神话传奇，给人平添许多雅兴。
庐山会议开始定的基调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认识。但在分组讨论中不少与会者强调了大跃进以来的严重问题，要求深入纠左；还有不少与会者则认为纠左已经过头，泄了群众的气。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言以后，感到言犹未尽，也对不少同志的左倾情绪深表忧虑，希望和毛泽东本人深入透彻地交换一下意见，以利于会议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呈送了一封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并批示印发参考。于是，围绕彭德怀的《意见书》，会议争论逐渐热烈，大致形成支持、反对和基本同意信的内容又不赞成信中某些提法等三种意见。张闻天在表示支持彭德怀观点的同时，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分析。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了措辞尖锐的讲话，以示反击。此后会议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成了“一边倒”地对彭德怀、张闻天的揭发批判会。连原先对彭信内容有同感或发表过类似观点的人，也纷纷收回自己的话，以示“划清界限”。“人们怀着保卫毛泽东威信便是保卫党的路线的信念，同时也是对自己立场的考验的心情，参加了这场斗争”。由于黄克诚、周小舟先是支持彭德怀，后来又没有顺风转向，便被划为彭张联盟成员，成了批判对象。在一边倒的批判声讨中，彭、黄、张、周被迫作了检讨，承认错误。毛泽东联系历史说彭德怀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批判斗争进一步加码。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将彭、黄、张、周的问题定性为“具有反党、反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