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那些事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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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小站风云（1）
在天津市南区的一个小镇，这个地方水网密集，稻谷飘香，鱼肥蟹美，而且地域辽阔，交通方便，人称“天津小江南”。这个地区人口不多，地理位置极佳，东临渤海，居大沽海防要塞通往天津的中间，距北京也不过几百里，因此成为了天津有名的南大门。
这里就是天津小站，说到这个名字，恐怕了解近代史的人无人不知晓，它的名气之所以这么大，是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孕育出了许多军事将领，其中一位就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军阀之父——袁世凯。
解放前陈伯达所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使袁世凯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更为人所唾骂。在此之后，对于袁世凯的评论常常冠以“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独夫民贼袁世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称谓。
事实上，历史人物都具有“两面性”，甚至是“多面性”。袁世凯一方面可以和“卖国贼”画上等号，另一方面，在清末关键时刻的倒戈一击，使国家向告别封建、走向共和迈进了很大一步。
那么，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个曹操、刘裕式的人物，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枭雄；也有人说把他和曹操、刘裕相提并论有点过了，他只能算是一个富于谋略的政治家，在天津小站开始了他的发迹史。
小站不仅是袁世凯凸显野心的发源地，更是他从此平步青云的转折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淮军全军覆没，清廷的惨败使清政府的当政者深深地感受到旧式军队的落后。这时的清政府已经认识到，要想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建立新式军队。于是清廷在小站收拾残部，聘用德国教练，编练定武军。后定武军改由袁世凯统带，袁凭借自己起草的“对西洋军事训练方案”赢得了这个训练新军队的职位，假借“民族之大义”，打着“强兵御侮”、“明耻教战”的旗号，投机钻营，获准在小站编练新建陆军，趁机增募兵力，开始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奠基工程。在清政府专制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使北洋军阀发展很快，袁世凯个人地位和权势也随着他的武装力量的发展而迅猛扩大，在短短6年时间里，成为权倾中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首脑人物。
袁世凯治军严谨，清军的一个军官违犯军规，袁世凯按军纪要将其处以极刑。军队首领吴长庆闻知后，亲至袁住处说情。吴怕袁不给自己面子，就坐着不走。袁世凯请吴翻阅案上的书，自己借故出去了一会儿。等他一回来，便向吴长官负荆请罪，禀报自己刚才已经把那个军官斩了。吴长庆倒也不失为领军人物，事已至此，不仅没有责怪袁世凯反而大笑着夸赞道：“在军队执法就应该这个样！”这事过后，吴长庆就告诫在营中当兵的亲戚们：“你们别以为在我手下干事就可以犯法触事，就怕我饶了你们，袁世凯也不会饶你们。”
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他知道靠自己一个人训练士兵，没有帮手行不通，需要找一些服从指挥又忠诚可靠的人。于是请来自己的拜把兄弟徐世昌。徐世昌是袁世凯早年读书时认识的秀才，在徐世昌进京赶考时，袁世凯赠送给他盘缠。此时的徐世昌已经飞黄腾达，作翰林院编修，但是他已经看出来文官的前途叵测，只有武官才能有更好的发展，于是报袁世凯当年之恩，他放弃了翰林院的官位来到小站。袁世凯封给徐世昌一个头衔，相当于自己的参谋长。徐世昌虽是文官出身，但是他足智多谋，为袁世凯在小站练兵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袁世凯还请来了在朝鲜认识的唐绍仪做军中文案。
接着，袁世凯又从武备学堂毕业生中物色到冯国璋和段祺瑞二人。冯国璋毕业后留校，但他不甘于位，甲午战争之后，他了解了日本军事情况，懂得新军事，袁世凯得到了冯国璋的帮助，愈加如鱼得水。段祺瑞于武备学堂炮兵班毕业后，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到威海卫炮兵学堂任教师。袁世凯将其调到小站任炮兵营管带兼炮兵学堂监督。王士珍于武备学堂毕业后，到正定主办随营炮队学堂。甲午之战中带学生入朝参战，后在聂士成军中供职。袁将他调到小站后任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后提升为工程营统带。
小站风云（2）
袁世凯对于自己手下的人除了恩宠、威压之外，贯穿始终的还是权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三人到小站后成为袁世凯练兵的骨干力量，“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就出自他们三人之手。这三个人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这个说法的最初来历，据说是一次德国教官在阅操时，看到三人带兵训练时的情景，于是挥鞭一指说“此三人者，堪称北洋军中之杰。”后来人们又以各自性格将这三人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
袁世凯曾诫兵士说：“用命者乃手足，违令者即寇仇。”、“练兵主要就是要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有钱，不服从就吃刀子。”这就是他的练兵秘诀，不禁使人毛骨悚然。一次，袁世凯巡营的时候发现一个军官正在偷偷地吸食鸦片。袁世凯二话不说，就抽出了明晃晃的腰刀，这个军官吓得浑身发抖，把烟枪扔在地上，扑到在袁世凯的身前，连连求饶，但是袁世凯毫不犹豫，亲自处决了他。因为他规定官兵不许吸鸦片，袁治军严明可窥一斑。
拾簪将军
素有知兵之誉的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成绩显著昭彰，袁世凯手下的人更懂得审时度势。慈禧以巡视之名到了天津，在袁世凯的陪同下来到小站。袁世凯命令新军全部到操场上列队站好，等待慈禧观阵检阅。慈禧由太监搀扶，袁世凯尾随其后，绕场一周。
检阅时，慈禧头上的宝簪掉在地上。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谁也不敢去拣，因为掉簪是不吉祥之兆，所以要是拣了怕扫了慈禧的兴，人头难保。这时，有个叫孟恩远的士兵看到了顺手就拣了起来。
看过士兵操练，慈禧要休息，这时孟恩远三步并做二步跑上前去，双手捧簪跪在慈禧脚下。慈禧先是一愣，刚要发话，只听孟恩远禀道：“凤簪落地，重返佛山。”
慈禧爱听人们称她“老佛爷”，听了孟恩远的这番乖巧的说话，不但没有因为掉簪影响兴致，反而越发高兴起来就问袁世凯：“刚才这捧簪的是谁？”袁世凯如实回答。慈禧说：“如今新军连一个队官都如此精明，足见袁大人练兵有方了。”在慈禧返回北京之前对袁世凯说：“那个姓孟的以后可以做点大事。”袁世凯见孟恩远受到慈禧赏识，又为自己赚足了面子。于是马上提升孟恩远。在袁世凯死后，孟恩远左右逢源，先后被段祺瑞任命为将军府将军、将军府惠威上将军。
那些知道孟恩远底细的人，无不称其为“拾簪将军”。审时度势的孟恩远就因为一句“凤簪落地，重返佛山”由一个无名小卒变成统帅千军的将军。
休把当兵自看轻
为了显示新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同时也为了培植个人势力笼络人心，培养官兵绝对服从的意识，袁世凯严禁旧军队克扣军饷的劣习。每次发饷他都亲自监督营官，把军饷足额发到士兵手中。他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对各级军官和幕僚，甚至棚头，都十分了解以便用其所长。他还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有一次要阅兵时下起大雨，有人要给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说士兵都在雨中，他自然也应在雨中。如此鼓舞军心，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成了名副其实的新军。
为了激发官兵的训练热情和效忠思想，徐世昌还编写了《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其中《劝兵歌》简单易懂，琅琅上口。
“谕尔兵，仔细听。
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
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
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
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鬼神必不容。
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
1896年，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到小站检阅了新建陆军后，大加赞扬，回京后在给皇上的上书中说，他认为“近年所见各军，尚无出其右者。”英国海军司令贝思福到小站参观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后，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袁世凯的练兵成果大加称赞。其他朝廷要员在观看了小站部队的操练后，对新建陆军也有很高的评价，说：“一举足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植木”。
练兵时，袁世凯十分注意笼络部下誓死效忠自己，他特地派人在士兵吃饭前高喊：“谁给我们饭吃？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
袁世凯靠的正是一股子六亲不认、执法如山的狠劲儿，在天津之郊的小站练兵，只两年就带出了一支海内第一劲旅，后来人称“北洋军”的新建陆军。那时，年纪轻轻的袁世凯却表现出了卓而不群的治军才干和灵活机警的处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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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丈夫志在四方
袁世凯是出身于官宦人家的纨绔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地认为想做官就得过科举，用读书这块“敲门砖”敲开官运亨通的大门，但是两次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功名失意，以致怒火中烧，把所有诗文付之一炬，没考到功名的他不安于乡，立志自勉道：“大丈夫志在四方，岂能郁郁久困在笔砚之间以自误岁月？”
终于，他带着几十个人跑到山东登州府，在一位叫吴长庆的首领的手下当了兵。吴统领并未重用他，于是，袁世凯大为不满地对战友说：“我家衣食无缺，并不是吃不上饭才来从军的。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战争迟早必起，若战败求和，列强必将群起而瓜分中国。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我以为亟需人才投军到此，不料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之气慨。”这一番慷慨陈词传到了吴长庆的耳朵里，于是提拔重用袁世凯。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脱身回国，这才避免了葬身战场的命运。后投身官宦门下，四处钻营。
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会见李鸿章的时候曾说：“袁世凯这样的人物，竟然任下层军官，难怪没有人才可用。”因伊藤博文的这句话，袁世凯名声鹊起，成为当时报纸上的风云人物，袁世凯也借此机缘交接权贵。
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地位的一代权监李莲英赖慈禧太后宠信，与袁世凯互相勾结，借以大发横财，袁世凯借机向上爬，大肆贿赂内应李莲英，最多的一次竟贿赂了白银二十万两。后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后起之秀”。淮军作为李鸿章的军队，自然受到李鸿章的格外重视，袁世凯正是看准这点，积极投靠李鸿章，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袁世凯言必称“李北洋”、“李中堂”，甚至越级直接向李鸿章请示汇报。
资望极高的李鸿章很是赏识袁世凯，曾为袁下了十六字评语：“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而此时的袁世凯已经成为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