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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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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49 年》,《外交政策》,第 2 期(1968 年), 第 124—129 页。
① 乔启明在 1925 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 15 个犯人,其中 5 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
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 30 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
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109 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 31 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 卷第
2 期(1981 年  2 月),第 311 页。
① 《新无锡》,1932 年 6 月 4 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5 页。



太虚弱而难以存活的人喂食:为什么要浪费宝贵的粮食?
把自己限于活命策略的贫困支配这些态度,也说明了农民骚动的第三个
特征,即几乎不变的自卫性。铤而走险只是最后的手段。1937 年春荒期间,
一位官员对一个四川农民变成了土匪而不继续种地表示惊讶,这个农民告诉
他:“你看到我的肚子就会明白。”确实是这样,在对他执行死刑后进行尸
体解剖时,发现他的胃里除草以外,没有其他东西。②另有些人仅限于犯轻微
的偷窃,希望被捕并在监狱里得到饭吃。③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样的原因,警
察来逮捕欠税的人时,邻居们恳求警察把他们也带到监狱里去。④更多的是农
民乞求地区官员没收他们的土地,以解除缴纳超过他们财力的税款的义务(如
1931 年春湖北罗田县两三个村四五十个农民的案件)。⑤
农民可能对一种新的形势或一次外来的攻击作出强有力的反应,但他们
从不采取主动。可以这么说,他们任凭对手作主。这些外来的侵犯者在某个
时候,或者同时,就是当局(增加税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
收后坚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爷(歉收或其他自然灾害),邻居(纵向运
动),土匪——或派去镇压土匪的士兵。基本点是农民自己很少为了改善他
们的命运,或更有理由,为了结束他们所受的剥削而主动拿起武器。只有当
形势恶化,①或他们受某种新措施威胁时(即使这种措施实际上是一种改革),
农民们才会起来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复原先的形势。
在每一次农民风潮或动乱的根源里,几乎总有一种被认为是不能容忍的
特殊的革新。农民绝不会攻击现行秩序,尽管他们自己是现行秩序的主要受
害者,他们会发动武装起义,只是为了重建现行秩序,为了纠正某些错误,
或者为了恢复先前的规范——他们很容易将其理想化。与那些参加诸如太平
天国那样大规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组织的“头子”不同,中华民国的农民
和那些组织的一般风潮和动乱(也就是说除共产主义革命以外)的领导人似
乎没有被宏观的社会洞察力所激励,也没有对这一社会的组织基础产生过疑
问。
农民骚动的狭隘性和自卫性是互补的。大多数农民风潮和动乱的目的是
为了保卫地方集团(它的组成往往是庞杂的多,单纯的少)和维护其不稳定
的存在。这种保卫大体上与保护收成免遭抢劫或保卫自己免遭土匪袭击并无
不同。假使当局常常缺乏效能,为了抵抗土匪,村民们(更确切地说,村里
的地主们)被迫建立自卫团,或在面对大股土匪时,建立名副其实的连庄会...、
连村会...。自卫与骚动之间的联系,从广东东部的红旗会和乌旗会的情况(见




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 9 卷第 4 期(1937 年 7 月),第 125 页。
③ 同上,第 131 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 1 卷,第 426 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 17 页和《东方杂志》,第 31 卷第 14 期(1934 年  7 月 16 日),第 110 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
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 18 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
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 13 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
第 82—83 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 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
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上文)也能看出,当情况属于“不安全的动乱”①时——这时对土匪的抵抗领
先于(并发展成为)骚乱或者暴动——甚至更为明显。一般讲来,组织暴动
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组织自卫的人(地主或者村里的头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个具有否定意义的结论:
1.组织大多数“农民动乱”的人并不是农民本身。尽管这些运动很不相
同,但大多数都是由村、乡甚至是区的头面人物鼓动并组织的。严格说来,
一般所指的农民骚动应该称为农村骚动:它们往往涉及整个农村社区,而不
只是农民。被卷入的农民构成了“军队”的大多数,换句话说,群众被组织
者操纵,至于组织者自己,他们很少亲自种田。同 1789 年的法国第四等级一
样,参与骚乱的中华民国的农民们,只是跟在一个不同的阶级后面被拖着走
的。
2.无论是“农民”骚动还是“农村”骚动,它们都不构成一场运动。我
们只能说,那是一系列没有配合、大多组织得很差和没有什么准备的地方性
行为,是愤怒的突然爆发,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过的措词,是“狂怒”
的例证。②这些骚动对当局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20 世纪的中国农民的行动
和武器与他们 17 世纪的先辈们相近,而中央政府却掌握 20 世纪的武器、运
输和通信工具。至少可以说造反的农民与治安力量无法相比。所以,如此迅
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风潮不能与“农民运动”等量齐观。风潮之多和反复
发生表明了既广泛又持久的不满,不过那往往是假定的,几乎没有资料可以
证实。正是这种不满情绪,共产党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予以表达并加以利用。
3.最后,我们提出的关于这些农民斗争的目标的分类,对那些参加斗争
的人们来说,可能没有多大意义。无论农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税吏斗争,
他们觉得是在自卫,抵抗攻击者,抵抗像寄生虫一样侵害乡村的社会机体的
外来分子。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政府往往象征这样的寄生虫。
当共产党人着手把农民的某种革命潜力引向革命的时候,如果中国农民
确实蕴藏着这种潜力,那么这种潜力几乎完全在于乡村居民疏远政府(以及
由城镇统治的整个社会)这一事实。这种潜力在于一种混乱但根深蒂固的、
顽强的感情,对农民来说政府是外人,政府所体现的,确切地说,是剥削和
压迫乡村这个封闭世界的外部世界。①共产党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来似乎是不
可克服的困难的过程中,完成了把这种潜力转变为行动的杰作(只是许多可
能性中的一种)。
农民们的行为方式(如果听任他们自行其是,他们本会继续按这种方式
行事),同共产党最终要使他们达到的行为方式之间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讲
到的困难与这一差距成比例。或者,换另一种说法,是地方自卫与革命行动
之间的差距,后者含有一个全面的抱负和一个进攻性的战略。说实在的,共


① 我从分析 17 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
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
民》,第 84-85 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 215—218 页(和
第 222—224 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 年》,第
5 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 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
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 页。



产党人无需让他们的农民军队超越整个差距。进攻性的战略一直是他们唯一
关心的。他们利用农民人材缔造了革命大军:不多,也不少;但这本身就是
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 1926—1927 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
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
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
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
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 1926—1927 年湖南农民的行动
(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
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
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
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
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
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1927 年秋
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1928
年 3 月,20 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 1928
年  8 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
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
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
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 年后,他们征服
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 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
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 1922 年创建
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
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 年 11 月
至 1928 年 2 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


① 小罗伊?霍夫海因茨:《大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 年》,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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