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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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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 1936—1937 年,
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 1930—1931
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①在 1931
年至 1934 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
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
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 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
以致桑园面积下降 30%以上。②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
相似。③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① 吴大业:《世界经济衰落中之中国》,载方显庭编:《中国经济研究》,第 1 卷, 第 45—56 页。
②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 3 卷,第 392 页。
③ 同上书,第 3 卷,第 393 页。
④ 查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3 卷,第 396 页无江苏棉织业,亦无 常德棉织业;第 397 页有
常熟棉织业,第 398 页有南通(即通州)棉织业。据 此,原文“Ch′ang…te”(常德)疑为常熟之误——译
者。
⑤ 同上书,第 3 卷,第 396 页。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 3 辑,第 615 页。
② 同上书,第 3 辑,第 627 页。
③ 同上书,第 3 辑,第 629—630 页。




近来,(1932 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
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
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④

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
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
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 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
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
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
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 年至 1933 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
多。②
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
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
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
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   1933 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
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 月 4 日(1933 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
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府从这块地上收税。
今年三月农民不得不吃树皮草根。五月以来,他们除了草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们还
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现在正在收割小麦,他们才见到面粉。他们将面粉与麦糠混在一起,
加上水做成汤,称为“盆汤”。一个人一顿吃不到两块面饼,有些天一人一天只吃一顿。饿死、
病死、逃荒、卖身为奴,是为常事……
7 月 15 日。小唐村比别的村庄更穷得多。在 1928 年秋,这个村就有农民饿死。这个县小麦
的价钱,是每斗八、九元,只有有钱的人才能买得起。县城的城门紧闭,以防农民进入。城里人
担心一旦农民进得城来,他们就会偷走一切。②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这种情况在许多农村地区是常事,这与列区荷芬和
金所描绘的乡村多么不同啊!
在 1931 年至 1933 年间,富人和穷人一样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土地。引起
的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极其复杂;许多人家把有钱人的地位让给了别人。1933
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在陕西、江苏、浙江、云南和广西的 17
个地区,抽样调查了 155000 户。抽样涉及的时期是从 1928 年至 1933 年。委
员会发现,在八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增加了,在四个地区内地主户数减少了,
有五个地区没有变化。①抽样还发现,富裕人家在 14 个地区减少了,仅在三
个地区有增加。拥有一些土地但还获得工资收入的中等人家数,在 13 个地区
下降了,在三个地区有增加,另一地区保持不变。贫穷的户数——指的是收


④ 同上书,第 3 辑,第 678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164 页。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陕西省农村调查》,第 164 页。
① 古岛和雄:《旧中国土地所有制及其特点》,载山本秀夫和野间清编:《中国农 村革命的发展》,第 41
页。



入主要来自工资的人家——在 17 个地区的 14 个中有增加。许多富裕家庭既
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经济地位。对获得土地的较深入调查也表明,江苏许
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这一水平的人家总数下降的情况下,扩大了他们所
有的土地。②在 1928 年至 1933 年间,土地分配究竟变得怎样不平等,也许永
远无法确定。但是这些变化的基本原因显然是席卷农村的市场不稳,而不是
地位牢固的地主阶级上层人士控制了农村经济。

战争年代

1937 年,日本入侵中国。在以后八年里,中国人与强大的对手进行了殊
死的战斗。其后,在和平终于到来之前,他们又不得不经历了四年自相残杀
的内战。一个战争中的国家不仅损失许多正常生产的货物和劳务,也要冒丧
失将来生产能力所依靠的资本的风险。战争的时间越长,要求人民为填补损
失或消耗掉的资本作出的牺牲也就越大。生产和经济组织的破坏,伴随着社
会的变化,使人们逐渐无视道德和习俗,并趋向以强凌弱。
1937 年,日本人对华北的入侵,吓坏了商人和放债者,他们关闭店铺相
率逃命。如此众多的军队沿大路和铁路运动——中国人逃跑,日本人推进—
—很快引起征募农村劳力和征用他们的大车和役畜。在以后几年里,除了几
次大的战斗外,中国北方的形势很快就稳定了。但是 1941 年以后,中国的游
击战加剧,而日本人以大扫荡报复。战争对华北农村总的影响很难确定,因
为对破坏从未进行综合调查。一位中国学者根据 1938 年至 1943 年间的地方
性调查,试图就战争对农业生产的广泛影响做一个总的估计。


至于作物区的变化,我们可以说由商品作物转向主要的粮食作物。棉花种植面积是下降得
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高粱是农家的主要口粮,日本军队阻止大规模地种
植这种作物,以消除游击队利用庄稼地作为保护屏障。所以高粱的种植面积下降了。但是耕作
总面积下降得很少。①

1939 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为气候恶劣。但是到 1941—1942 年总产量和
单产量又恢复到 1937 年的水平。然后,从 1942 年开始,农业生产呈现严重
下降。


在 1943 年以后,日本人强化他们的战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失去农时、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农民大力转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质量恶化,并使产量降到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可能从 1940 年到 1942 年的这三年是整个战争期间北方农业最稳定、最好的
时期。②

改变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劳力和役畜愈来愈缺少,也出现在中国的其他部
分。1938 年和 1939 年国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云南,结果,像重庆这样的城


② 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编:《中国农村调查资料五种:江苏省农村调查》,第  1 卷,第 25、28、30 页。
① 马黎元:《战时华北农作物生产及敌伪对粮食之掠夺》,《社会科学杂志》,第 10 卷第 1 期(1948 年 6
月),第 65 页。
② 同上书,第 71—72 页。



市一夜之间扩大到三倍以上。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喜爱猪肉、
鸡、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城市周围的地区生产不了足够的产品以
满足需求。价格上涨了,农民于是把他们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劳力投向这些产
品,而不是粮食,从而粮食又供应不足。①到 1941—1942 年,稻米、小麦和
其他粮食的价格开始比照特种农产品的价格上升。于是农民开始把更多的土
地转用于生产这些粮食。与此同时,战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使许多青年脱离务
农,而去工厂和到运输业做工,更不要说在前线服务了。到 1943 年,许多迹
象表明,西南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农业生产在下降,尽管是
逐渐下降。发生了干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农业劳动力。②
在和平、稳定时期,农业生产可能会短暂下降,但会很快恢复。而在战
时的条件下,当劳动力在播种、田间管理或收获时被抽走,生产就会持续下
降。当然劳动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击最重。作物的种类和种植周期有很大的
地区差异,以致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样多的劳动力对生产的影响很不一样。
供应最大部分上市余粮的农户,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劳动力。虽然对农
作物的需求引起了农产品价格上扬,但是在农忙季节雇用农业劳动力的费用
比许多作物的价格上涨得更快。我们知道,在 1941 年以后,这种情况在四川
是非常严重的。③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一样。到 1943—1944
年,许多农户受困于价格和费用的严峻压力,不得不削减他们的播种面积。
大的、富裕的农户仍有足够的土地养活他们自己。然而,削减播种面积造成
了总产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变化。其后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
下降得最厉害。甚至向城市销售的粮食也下降了。
战争的负担主要仍落在农民身上。格雷厄姆?佩克 1941 年在陕西南部和
河南北部进行了广泛的旅行,他报告说,军队到处征用农民的大车,甚至农
民的家庭成员。不管作者走到哪里,他发现“农民真正关注的一个紧急问题
就是国民党征用大车”。①没有大车,秋收的庄稼不能运走;没有大车,冬季
就不能为土地上肥;没有大车,农民就不能把粮食运到市场,也不能买回他
们需要的东西。另一个沉重的负担就是周期性的征粮,全村要交大致固定的
数量。几乎没有一个村能免除。虽然像郑州、洛阳这样的城市被日军占领了,
但是那里的生活似乎不像农民那样艰难。佩克描绘了 40 年代早期华中北部农
村普遍的残酷景象。


赋税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农民都知道,如果天气不如人意,或者如犁头折了,牛死掉,
他就要陷入严重困境。大批体格健全的年轻人被征走了——有些村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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