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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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增长。二者是运输的急剧改进促成的。在　１８９４　年至　１９１１　年间，铁
路路线增加了　２６　倍。与此相对照，１９１１　年至　１９２７　年间仅增加　３５％。①铁路加
速了远距离交货，侵害了水路和陆路运输，在某些地点的许多定期集市消失
了。②铁路不仅使经传统运输到口岸城市的贸易路线改道，而且还把新的货物
带进内地，并为海运收集农产品。
对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新的需要，首先来自对外贸易。农产品的出口在
１８９０　年到　１９１０　年间，比别的时期增长更快。在　１８７６　年到　１８９０　年间，粮食
和经济作物出口总值仅分别增长　２６％和　３８％。③但在　１８９０—１９０５　年期间，相应
的数字为　３００％和　６００％。到　１９１１—１９１５　年，粮食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　１２％，
而经济作物出口年增长率为　１１％。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　１９３０　年间，所
有出口总值的增长率每年仅为　４．８％。④
新的需求，其次来自大、中城市的扩大。在世纪之交，多数大城市的人
口仍不足　２５　万。在　１９００—１９３８　年间，住在超过　１０　万人的城市里的城镇人口
年增长率约　２％，而中、小城市增长率更快一些。①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至　４０　年
代，除了作为省会的一些城市以外，在　１８９５　年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末期，
中心城市在其开始扩张阶段，增长速度超过了任何别的时期。在这最初阶段，
城里新来的人主要是农民，特别是　１８　岁至　４５　岁的男性，他们是来找工作的。
②由于这些家庭的食品消费模式仍与他们住在农村时相似，在此期间城镇对粮
食的需求一直很大。③

增强的资源专业化

如果说由铁路和外贸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农民通过出售农产品
而获利，那么，在供应方面有了哪些发展使得上市的剩余农产品得以增加呢？
答案在于农民资源的专业化提高了，相关的劳动报酬也提高了。下面假设的
例子可用来阐明这样的发展。设想一种主要是农业而没有外贸的经济，其中
城镇与农村人口的增长率相同，而粮食和经济作物以一定的组合由农村销往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　190　页。
②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　2　部分》，第　211—228　页。
③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1915》为书名再版
发行。
①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155　页。
②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　2　卷第　3　期（1931　年　9 月），第　385　页。
③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
增长》，《经济学季刊》第　83　卷第　1　期（1969　年　　2　月），第　110—126　页。



城市。这种经济很像铁路革命之前的中国。再设想运输改进了，外贸发展了。
这些新的市场需求使某些农作物价格上涨。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种，
而开垦贫瘠的土地费用又过高，农村已不能增加它们的耕种面积。因此，农
民开始专门生产某种能带来较高收入的农作物，而运输和销售的改进，又使
他们能以买得起的价格得到某些他们需要的货物。有些地区专门生产粮食，
另一些地方专门生产经济作物。在这种专业化增强的情况下，农民劳动获得
的产品数量增加了。这种经济出口初级的或经过加工的经济作物。因为新的
就业机会吸引了农民到城市来，城市人口开始比农村人口增加得快了。城镇
对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当乡村不能供应足够的粮食时，可以从国外进口
少量的粮食。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增加了他们农田的总产量，同时也增加了
上市的余粮的比例。甚至在生产粮食的劳力得到恒定报酬的假定下，这样的
发展依然是可能的。①
在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的末期之间，中国的状况就是
这样。但是在　１９２０　年以后，这个过程不断地受到破坏。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后，
作物专业化的证据是什么？大豆的种植很快越过满洲中部；胶济铁路沿线农
民种植了更多的烟草；在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苏和安徽，
农民们种植花生。②在　１９００　年至　１９３７　年间，油菜的种植面积大约扩大了五倍，
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产了更多的桐油，河南、
安徽、江苏、湖北、河北、山东和江西生产了更多的芝麻。③棉花的种植也遍
及华北，特别是在山东、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场需求，使许多地区的农民转种新的作物有利可图。弗里德里
希？奥特观察到本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里农村的这些发展：


中国农民如果不受干扰，并且确信自己劳动的果实将属于他自己，就能相当快地注意到他
们自己的利益。即使华北农民消极，也决非由于感觉迟钝。要了解这一点，人们只需提出下列事
实：在胶济铁路线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种植，或者沿满洲铁路全线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麦的种
植；还可以提出上海周围农业种植的变化：他们种植小麦和棉花替代水稻。①

然而有些地区农民似乎对新的市场信息没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没有什
么变化。一个日本人调查了沈阳郊外的三个村庄，虽是在　１９３９　年进行的，但
涉及的时间超过　２５　年。他发现甚至在已大规模发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
子忽视了新的商业影响。


我们考查了土地占有关系，以及伴随的非农业劳动和农田作业的状况，把民国初期与　１９３９
年——这时农村处于城镇迅速扩大的冲击之下——之间农村的变化作了比较。与民国初期相比，
近年（在沈阳周围）运输、商业和工业已有相当大的发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农业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民所运用的同样


①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　41　期　（1965　年　6　月），第　193
页至第　206　页；见第　200　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　1　卷，第　103　页。
③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　2　页。
①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　15　卷第　4　期（1934
年　10　月），第　338—414　页。




耕作技术继续沿用到现在。我们调查的苏家屯镇附近的村，离沈阳很近，农民们本可以把农田经
营得更好一些。不幸的是，这里的粘土非常不适合种植蔬菜。目前这些农民自已还要购买蔬菜。
如果农民反过来为苏家屯和沈阳供应蔬菜，我们知道他们就能够极大地增加他们的农田收入。但
是，他们既不努力改进土壤的质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农作物的产量。
幸运的是，离村仅仅几公里有一条河，农闲时节河里的船运沙。农民们不是可以用这种办
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们的粘土地上，从而改良他们的土地吗？但是农民们说他们不能这样做。“钱
从哪里来？我们的劳力不够。”
情况就是这样，没有人有任何改进村社的计划。单从这个实例来看，难道就没有机会逐步
改进耕作方法了吗？相反，农民继续依靠传统的耕作方法，并不积极进取。在这种情况下，农业
是没有进步的希望的。①

许多农民，像沈阳城外的村民一样，对新的市场扩大毫无反应，因为他们对
生产更多供出售的剩余农产品费用和利益的认识——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
们的资源——与局外人（像这些日本研究人员）完全不同。有些农民像沈阳
周围的农民那样，宁愿去城里工作，而不愿意合作种蔬菜。在城市，他们的
报酬可能会高一些，在那里他们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会机会。一般地说，农
民的认识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区能从市场对粮食和特种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
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区则否。更有一些地区趋于衰落，因为新城镇的成长
和铁路的发展全都绕过了它们，或者破坏了它们传统的市场销路。
新的市场发展，也影响到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就业和收入。例如，从日
本、印度和英国进口机纺细纱，只是在　１８７０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增
加，此后下降了。②情况是进口棉纱便宜，比农家纺的本国棉纱拉力大。村民
织布（土布），开始用更多外国棉纱替代国产棉纱，特别是用作纬线。③许多
商人开始向农村和集镇上的农民织工提供外国棉纱和现金，以交换他们的
布。这一新的农村投资体系，第一次出现在潍县（山东）、高阳（河北）、
郁林（广西）、兴宁（广东）和常州（江苏）等县。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
发生了一次复杂的农村资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区家庭纺纱衰退了，而在另一
些地区家庭织布却有所增加。①茶叶、丝绸和陶瓷产地的经历也有相似的过
程，因为扩大的贸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业生产逐渐改造。从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
代至　２０　世纪第二个　１０　年期间，这些变化对各种类型的农村手工业的净效应
是极端复杂的。总的印象是，并且也仅仅是，扩展大于收缩，但是这一课题
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现的农村经济

尽管各村之间供应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在数量上差别很大，但是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至　３０　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平均说来，家庭向市场提供的产品比例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　44—　45　页。
②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　卷第　3　期（1965　年），
第　614—632　页；见第　619　页。
③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　3 卷第　2　期（1974　年　12
月），第　1—19　页；见第　1　页。
①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　621—624　页。



是很高的。例如，在北满的一次调查（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年）发现，农民出售他们
４８％的农产品。②同样，卜凯在　１９２１　年至　１９２５　年间搜集华北和华东的农田资
料，也发现大约　５０％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
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③
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
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
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
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④扣除包括消费
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
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