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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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罢工和武装起义,同时红军向城市进军给他们以支持。⑥一旦取得一省或
数省的首先胜利,不平衡的形势很快会变成足以使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平
衡。在李的这一阶段的战略计划中,目标城市是武汉,这一计划表现为 1930
年 4 月 3 日给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的一封信,这封信指示红四军沿赣江向
沿江城市九江进发,并夺取它。⑦
红军的支持作用不是通过开展游击战,而是通过进攻大城市和破坏国民
党军队的运输线来实现。按照 1930 年 6 月 11 日的政治局决议,红军要占领
长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黄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后攻打武汉。①
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在 1929 年 2 月、6 月、10 月和 12 月给中共的指示
中,从没有讲清楚自己的战略计划,更不必说行动纲领了。或许被 1930 年春
李立三的报告和政治局的决议中的不安情绪所驱使,共产国际在同年 6 月或
7 月给中国党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只是说:“必须集中注意去编成和巩固红
军,以便在将来..依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
③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 2 卷,第 42—51 页;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 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
第 22 页以下。
① 《红色文献》,第 335 和 358 页。这封信的日期笼统地写成 1930 年 6 月(见 A。M。 格里戈里耶夫文,L。P。
杰柳辛编:《共产国际与东方》,第 334—335 页)。日 期的差异无助于断定这封信是在 1930 年 6 月 11
日有重大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以前还是以后对中共战略计划的反应。
② 例如,见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会上的报告和 L。毛焦尔文 '《国际时事通信》第 5 期第
40 页(1929 年 8 月 20 日)'和 L。毛焦尔文'《国际 时事通信》第 10 期第 18 页(1930 年 4 月 10 日)'。
③ 江苏省委关于中央工作的意见,《中共的政治工作》第 1 集,第 166—16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78 页。
⑤ 《红旗》,1930 年 3 月 29 日;《中央通信》,第 15 期(1928 年 11 月 8 日)。
⑥ 《中央通信》,第 70 期(1930 年 2 月 26 日)。
① 《红旗》,1930 年 8 月 16 日。
中心城市....。”②就夺取中心城市而言,共产国际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无不同;
至于如何夺取这些城市,共产国际没有提出任何战略;关于促使革命形势成
熟,共产国际的指示含混不清;“将来”一词的含义可以任意猜测。这些疑
问看来只能让当地的领导人、战场上的指挥员自己去弄清。这正是李立三所
做的,他一旦弄清了这些疑问,就制订出他的行动纲领。这也是共产国际的
官方刊物《国际时事通信》在 1930 年 8 月 7 日一期上对李立三占领长沙的短
暂胜利感到高兴并加以赞赏的原因。
按党中央一位领导人的看法,城市斗争和夺取城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
比分散在偏远山区的游击活动意义更大、更具有决定性。但在游击队的领导
人看来,保住他们的根据地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甚至在第一次统一战线
崩溃前,毛泽东就已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③1928 年
他和他的同志们在井冈山根据地周围的进展,恢复了他们对革命前途的信
心。毛并不担心农民斗争超过工人斗争。①然而他认识到这种斗争是漫长而艰
苦的,因为地主和军阀的统治不同于一小撮资本家在少数中心城市的统治,
前者渗透到中国农村的广大区域。②这种斗争的矛头指向“封建”政体的心脏
和大脑,而不只是它的四肢。毛根据 1928 年到 1929 年初的成就,在 1929
年 5 月 18 日的瑞金会议上乐观地预言,他指挥的红军一年内可能占领江西全
省。
1930 年初,当毛泽东写下那封著名的致林彪的信时,③他不仅纠正了他
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战略:集中兵力占领县城,扩大红色地区,以
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加速革命高潮的到来。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这
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数省首先取得胜利,这种胜利能给中共一个稳固的
地方政权,作为今后发展的基础。至于城市斗争,这是将群众团结在党的周
围的时候,还不是武装起义的时候。毛在分析形势时,几乎没有注意世界经
济萧条,也没有注意中国军事派系间的较大规模的冲突。不管情况如何,他
都反对解散他的部队,也反对派遣他们去攻打像长沙那样远的城市。④
毛泽东勉强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这是李的计划的一部分。1930 年 7 月
底毛试图夺取南昌,当时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陷长沙,但又被守军击退。在
不到 10 天里,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会。随后从 9 月 1 日到 13 日,毛和彭的
联军第二次攻打长沙。当毛看到这场斗争没有希望时,他劝说他的同志们撤
退,并把他们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扩大苏维埃根据地。⑤在毛泽东看来,1930
年夏李立三的战略指示①就像是虚构的小说。
② 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第 143 页。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75 页。
①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3 页。
② 同上书,第 2 卷,第 59 和 128 页。
③ 同上书,第 2 卷,第 135 和 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54 和 6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999 页,注四;斯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 278—279 页;陈志让:
《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第 156—159 页。第二次进攻长沙不是由共产国际下令的。见哈里森论李立三文,
《中国季刊》第 14 期,第 187 页和《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5 页。
①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王明的“两条路线”
随李立三路线失败而来的是蒋介石对苏区的一系列围剿。但中共的想法
却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王明在 1931 年 7 月的著名的小册子《两条路线》中
设计出这一时期中共战略的理论框架,这本小册子大肆宣传战后的资本主义
危机正处于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②
似乎为支持这种论点,1931 年 9 月 18 日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满洲。反对帝
国主义的斗争突然领先于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1932 年 1 月日本对上海的侵
犯不可避免地把那里的无产阶级卷了进去,虽然卷入的程度难以确定,却给
28 个布尔什维克带来了让革命重新回到城市的一线希望。反对帝国主义的论
点和城市革命的战略一直是 28 个布尔什维克在 30 年代前半期的贯彻始终的
政策,直到 1937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形成为止。
在他们的领导下,战略依然是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但此时以农
村苏维埃的红军为唯一武器。这一战略的第一阶段是巩固和协调现存的和新
建的苏区。只有完成了这一阶段,中共才能为第二阶段夺取全国政权而战斗。
③1931 年 9 月以后的反日高潮给 28 个布尔什维克以新的希望,他们在 1932
年 1 月 9 日的战略计划《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再
次考虑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
不同了。”①长江以南所有苏区都应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接,而长江以北也应这
样,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经过这样调整和协调,红军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南
昌、福州和吉安进军,而长江以北的红军将威胁武汉、平汉铁路和长江航运
的安全。要做到这一点,红军不能只等待敌人进攻,要诱敌进入苏区,然后
消灭他们。这种战术被批评为出自“农村学究”之手,不是由马克思主义革
命家策划的。②周恩来本人在其著名的 1931 年少山报告中,对这种战术表示
强烈的不信任。1931 年 9 月 1 日党对苏区领导人的指示,也认为游击战术的
重要性只是次要的,辅助的。红军必须在统一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下受不同的
训练,使之能适应阵地战,以赢得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③
新的战略需要新的军事领导。在 1932 年 8 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上,周
恩来接替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后来又成为整个红军的政治委
员。④
② 同上书,第 246—269 页。
③ 《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50 和 74 页。
① 《实话》,第 3 期(1932 年 4 月 20 日)。
② 刘伯承文,《革命与战争》第 1 期(1932 年 8 月 1 日)。
③ 周恩来文,《红星》第 4 期(1933 年 8 月 27 日);《王明选集》,第 3 卷,第 74 页。
④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2 卷,第 345—348 页。学者一般认为毛泽东与有周恩来 支持的二十八个布尔
什维克进行了一场权力斗争,而金一平(音)(《中国共 产主义政治》)却提出“分工”理论,说毛泽东
专门负责政府,秦邦宪专门负 责党的工作,周恩来专门负责军队工作,形成集体领导。金一平的基本假设
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没有实际权力基础,只有理论言论,不敢向军队领 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挑战。
几乎没有文献证据支持这种说法,金一平的论 点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见勒维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
1931—1934 年》第 86— 97 页中的关于中共人员及其职分的分析。
苏区的毁灭
蒋介石发动前三次围剿时(1931 年底和 1932 年),毛泽东依然牢固地
掌握着军事领导权。蒋介石很轻视红军的力量和技术,又不了解群众政治工
作的重要性,他企图用军阀的杂牌部队对付共产党,在消耗战中达到一石两
鸟的目的。这些“被流放的”杂牌军不熟悉当地的情况,他们容易被诱入苏
区并被打败。①另一方面,红军则依靠快速运动和群众支持,“通常是夜晚行
动”并“突然出现,迅速消失”,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对这种情况作
了很好的描绘:
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
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
了。②
第二次围剿(1932 年 5 月至 6 月)出现的情况大致相似,在这期间共产党的
群众工作有了明显的进步。国民党的官方记载抱怨说:“共匪把粮食和人都
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
们;老百姓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
兵和军需官。③
蒋介石现在认识到他正在对付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第三次围剿时(1932
年 7 月—10 月),他把总司令部设在南昌,并调集他自己的精锐部队,而把
“杂牌”军降到后备地位。在陈诚将军(甚至毛泽东也承认他的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