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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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6 页。
① 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13 期 (1935 年 7 月 1 日),
第 134 页。
② 刘大中:《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 年:初步研究》,第 10、35、40 页。
③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 190—194 页。
些人支付薪金。这样,就在农村正陷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的税款负担却增
加了。在主要的土地税之上又增了附加税。摊派金额不断增加。还有间接税
——盐税、烟草税、酒税及火柴税;猪鬃、皮革销售税;猪、鸡屠宰税;发
票和合法协议的印花税——名目繁多,骚扰村民。这些间接税中有些不是新
税。无法概括在 30 年代农民的税款负担增加了多少,因为各地的差异往往很
大。然而,蒋介石在 1935 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政府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
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④
农民不仅得承受税务员越来越多的要求,还常要应付政府及军队随时提
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补给品及土地。例如,南京政府军特别是
在行军或作战时,往往给养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粮食。军队所到之处,往往
像一场瘟疫降临到这片原野,强征民房、粮食、大车及夫役。一位作家声称
(也许带有情有可原的夸张),这样的一些征用,使农民遭受“四十倍于地
丁正税”①的负担。
试图制作国民党记录中农村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真是困难重重。国家那
么大,地方状况如此不相同,可用数据又那么不足且不精确,以致明确的结
论都令人难于捉摸。而且,在 1936 年和 1937 年,农业的危机结束。这两年
风调雨顺,中国获得了 20 年来最好的收成(广东和四川除外)。主要由于
1935 年末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由于这些偶然的
境况,中国农民 10 年来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荣。不过束缚农民的政治、经济
及社会制度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所以,1936—1937 年的相对繁荣,只是暂
时现象。
南京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对农民的问题漠不关心。就关心经济问题的程度
来说,他们主要了解现代经济部门。他们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业基础,提
出许多计划,发出无数的指示来实现这种热望。一个显著的事实是在南京的
10 年,工业的增长速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据一个可靠的估计,从 1931 年
到 1936 年,中国的工业(满洲除外)以年率 6.7%增长。经济发展的其他数
字一般也支持这个估计。例如,发电量在这 10 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
9.4%;棉布增加 16.5%;银行存款(按 1928 年物价)增加 15.9%等等。这些
数字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是很好的。例如德国,1936 年生产仅高于
1929 年的水平 6%;而在美国和法国, 1936 年的生产尚分别低于 1929 年水
平的 12%和 21%。①
然而,为评估这些数字的意义,必须指出计算生产增长所根据的基数非
常小。例如,1928 年中国发电量仅为 88 万兆瓦小时——而同年俄国为 500
万兆瓦小时,美国为 8800 万兆瓦小时。②因此,相对增长显得大,而绝对增
④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 年》,第 168 页。
① 陈振汉:《政府、银行、学术机关与复兴农村》,《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46 期 (1933 年 11 月 20
日)文章,第 4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310、396—399 页。
②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第 119 页;艾布 拉姆?伯格森:《苏联计
划经济》,第 84 页;《美国统计摘要,1929 年》,第 367 页。
加量与更先进的工业国家相比,以及与中国的实际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过,鉴于 30 年代影响中国经济的各种不利因素——世界经济萧条、内战及
日本侵略等的影响——南京的 10 年居然出现了工业增长,实出意外。
国民政府在 30 年代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是引起热烈争论的话题。例
如,经济学家约翰?K.张坚决认为增长是政府采取“诱导增长的措施”的结
果。③与之相比,道格拉斯?帕乌夫则说中国经济在南京的 10 年停滞不前,
“政府在 1937 年比 10 年前更无能力促进经济的发展”。④
帕乌夫所持中国经济工业部门停滞的论点不再能支撑下去,但是约翰?K.
张所持工业增长是政府政策所致的结论也令人怀疑。的确,政府曾进行若干
改革,有助于奠定统一的、现代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例如,在 1929 年,政府
摆脱了列强依靠不平等条约强加在关税率上的限制。1931 年,政府废除了 19
世纪中叶以来阻碍地区间贸易发展的厘金(通过税)。政府通过禁止使用银
两,在 1935 年宣布法币为唯一法定货币,开始整顿货币制度上的混乱——凯
默勒委员会在 1928 年把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描绘为“无疑是最糟的通货,
为任何重要国家所仅见”。①政府禁止对口岸间的贸易课税,并公布统一的度
量衡制度。政府还明显地改进了全国各种交通网络,拓展邮电业务,开辟定
期航线和修建铁路 2300 英里——比 1927 年轨长增加 47%。②
可惜的是,这些改革仅部分奏效,因为——如国民党政府的其他方面一
样——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废除了厘金,但
是各省政府往往用“特种消费税”或某种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称取代厘金。统
一度量衡仅在政府部门执行。而各省地方银行,如云南、广东及山西的地方
银行,仍继续发行本省的钞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来与工业增长的要求背道而驰。例如,政府
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过付给政府债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国投资资本足
有 70%流向政府,从而流出了工商企业。私营工业为与政府竞争获得贷款,
不得不付高达一分八厘至两分的年利率。弗兰克?M.塔马格纳评论说,像这
样高的利率是“中国大多数工业无法支付的;结果工业活动转入商业投机”。
③
纳税也使工业遭受困难。由于中央政府在 1928 年把土地税的收入下放给
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几乎要完全依靠制造业及贸易部门。南京政权
税收政策的全部影响还有待研究,但是,像统税(对卷烟、棉纱、面粉、火
柴等课征货物税)和营业税(对商业企业资产课征,部分代替厘金)之类,
显然给国民党控制区的企业家造成严重困难。例如,1927 年上海 182 家华商
烟草公司,截至 1930 年足有 2/3 歇业——业主一般认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权
的税收过重。棉纺厂家也感受到棉纱统税的沉重负担;并于 1934 年再三恳求
减低税率。棉纺厂家的税款负担至今不明;但是,1936 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③ 约翰?K。张:《大陆中国的工业发展,1912—1949 年》,《经济史杂志》,第 27 卷第 1 期(1967 年 3
月),第 73—81 页。
④ 道格拉斯?S。帕乌夫:《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 年》,《亚洲研究杂 志》,第 16 卷第 2 期(1957
年 2 月),第 220 页。
①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第 163 页。
② 同上书,第 317 页。
③ 弗兰克?M。塔马格纳:《中国的银行业与财政》,第 211—212 页。
的纳税额足占总收入的 38.7%——这样的负担是这个家庭的业主们不堪承受
的。除法定税收外,各公司还不时受到给政府或官员以报偿或“送礼”要求
的折磨。①
所有这些事实引起人们大为怀疑称之为南京的“诱导增长措施”的功效。
从 1912 到 1936 年整个期间,工业生产通常以一个不变的速度增长,②这一事
实也让人认为南京政权的政策不可能显著地促成工业的增长。它表明,基本
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正在朝着工业发展的方向起作用,而与政权或政府的政策
无关。
在南京的 10 年,国民党政府在管理经济企业方面越来越起着直接的作
用。这种趋势的经济影响还不清楚,但是政治含意却很明显。最初在 1927
年以后,政府很少参与经济企业。然而,1935 年对银行业漂亮的一击之后,
政府迅速插足经济的其他领域,截至 1936 年底,在全国至少取得了中国人拥
有的工业的 12%的所有权。政府甚至更广泛地插手商业企业,在中日战争爆
发前几个月,政府在现代经济部门所占份额正在迅速增长。
政府参与工业经济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建设银公司。该公司是宋子文在
1933 年组织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筹集中外投资,支援中国的经济发
展。该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资金而陷于困境。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银
行业之后,由政府控制的银行向该公司大量投资。该公司资产从 1934 年末的
1260 万元跃至 1936 年 6 月的 1.15 亿元,政府控制的银行提供了所增资产的
约 9000 万元。①拥有这笔资金,该公司向电力、采矿、水利及其他企业提供
贷款,并共同管理。由于该公司资金大部分来自政府,多数大股东不是政府
官员(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银行主管人员(如宋子文),政府从而
直接地、积极地插手经济。
政府参与工商业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国银行和实业部。中国银行当时
由宋子文主持,在 1935 年政府控制了银行业之后,该行是政府控制的银行集
团的主要成员。1937 年战争爆发时,中国银行经营纱厂 15 家,占华商纱厂
纱锭总量的 13%。此外,该行还在面粉、肉类加工、电话、造纸及植物油等
公司拥有投资。
孙逸仙在他的有关经济建设的演讲中曾教导说,只有重工业、运输及通
讯系统应国有化。但是孙逸仙的规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坏多于执行,
因为政府直接间接插手经济,大多不是在轻工业就是在销售和投机方面。例
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间接控制的中国棉花公司,在 1936 年和 1937 年是
中国最大的商品贸易公司之一。实业部也在上海设立了中央渔业市场。这一
政府与私人合营的企业,实际上完全垄断了华中的鱼类贸易,为实业部及获
准投资该企业的私人获得巨额利润。实业部还经营植物油、纸张、茶叶及各
种土产。②
南京政府追求总收入——加上官员个人谋求致富——显然是这些冒险企
业插手轻工业及商业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的大量经济企业中,只有蒋介石的
① 谢尔曼?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卷烟工业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 年》,第 188—190 页;布
什:《国民党中国的工业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