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鸟电子书 > 历史军事电子书 >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

第2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2部分

小说: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的
观念,意味着满族统治者和极其庄严的儒家学说都缺乏领导中国的能力。情
况很像法国革命,不是依靠启蒙思想,而是必须往回走得更远,从抛弃柏拉
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儿以及圣母玛利亚开始。正如一个政治学家所评论的,
“总体革命,如法国在 1789 年开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纪曾改造中国的革
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价值结构与改造全部分工。法国在 1789 年与 1797 年
之间,人民使用暴力来改变土地占有、征税、职业选择、教育、声望象征、
军事组织,实际上还改变社会制度的其他每一个特征”。②
在中国,这种表述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中国革命的广泛性,在其对中


① 即辛亥革命。——译者。
① 见詹姆斯?里夫?普西:《中国与达尔文》;又见《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7 章(费侠莉著。)。
② 查默斯?约翰逊:《革命的变革》,第 2 版,第 126 页。



国全部历史的重新评价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导中国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军事
装备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来自外国,实际上来自帝国主义的西方。这一事实把
中国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欧洲革命者(更不要说美国了)所曾面临的更大的
窘境。美国政治领导人可以引用英国权威的言论,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法
国革命者能够在他们的欧洲传统中找到支持。对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政治领导
人来说,相比之下,证明他们革命有理的思想权威却大多来自国外——而这
个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给自足闻名的国土上!这种条件下的革命不管是卢梭
的,洛克的,穆勒的,马克思的,或者是克鲁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义上
说,都是颠覆旧中国的革命。在实现民族主义要求的同时,革命还对中国历
史成就的价值提出异议。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难为许多爱国人士所接
受。事实上,要求科学和民主,甚至对孙逸仙那一代的许多人来说,也具有
过激的含义。这样的转移离传统太远了。对怀恋中国过去富强的爱国人士来
说,谈论复兴要好受一些。旧瓶装新酒,其他革命的后期也曾发生过。
我们今天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来自经济
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文学等等的分析概念。我们发现在各有关学
科中,许多中间层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种渠道上似乎有支撑作
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没有确切对应的分析模式。甚至在它们之
间还可能出现某些不一致。鉴于每条分析线索都分阶段,我们先研究分期。



变革与连续性:分期

尽管连续性很多,中国自 1800 年至 1949 年还是经历了种种巨大的变化。
政治制度,特别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决定性地改变了。古老儒家的社会结
构削弱了,出现了新的社会阶级。经济的某些部分纳入了世界贸易;工业化
在城市开始。知识研究扩大了范围;这种研究通过对外国观念的选择和适应,
再次得到调整。农村生活尽管以大体相同的模式继续,却不时为自然灾害、
骚动、

叛乱和战争所打乱,终于导致革命。
面对这个国家的规模和地理差异、地方社会组织的不同以及不同领域内
发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这整个变革动态的单一进程或关键,难免要失败。
不过,把这一个半世纪分为几个较短的时期,以便揭示某些趋势或主题,并
且揭示一些重要的连续性的中断,还是可能的。根据鸦片战争开始了一个决
定性的西方冲击时期,而把中国近代史的开始定在 1840 年,这可能过分强调
了与变革的国内原因相对立的国外的原因。我们宁愿以 1800 年作为 18 世纪
繁荣、扩张、自信的中华帝国与 19 世纪分裂和混乱的中国之间的分界线。我
们分辨出四个时期,分别由这套书中的一卷讨论:1800—1864 年,1865—1911
年,1912—1930 年,1931—1949 年。

1800—1864 年

第一个时期,以 19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在 60 年代中期被平定为止,显
示出许多可视为王朝没落的传统征兆:例如水运系统和河防系统开始毁坏失
修,部分地由于无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过分扩张。18 世
纪在湖南中部围湖,修建了过多的堤垸,以便为不断增长的人口造出更多的
农田,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导致洪水长期淹没这个富庶的农
业区。沿长江各地,官吏与乡绅的利益冲突,阻碍了堤坝的修复。其他地方
的河防系统,也同样遭受利害冲突和旧设施损坏之苦。一场最大的灾害,是
1853 年的黄河改道,此后事实上从未恢复控制。①
大城市官吏的腐败在 18 世纪末已达到顶点。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骚动中结
束的:暴乱、抗租、抗税、由信仰太平盛世异端邪说的教派和社会经济脱节
所激发的叛乱。1813 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动攻入皇宫①,使朝臣和京城的
官吏为之震惊。②到 50 年代末,叛乱严重地显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预兆。边疆
少数民族发动叛乱。③海盗在沿海出没;西方国家开始袭击沿海城市,并强索
政治与经济的特权。
面临这些问题,政府表现得软弱无能。政府军队镇压不了叛乱,税收不
够支付镇压叛乱的费用。大运河漕运的困难,威胁着北京的粮食供应。19 世


① 见皮埃尔…艾蒂安?维尔:《18 世纪的中国官吏与饥荒》;王国斌和彼得?C。珀杜:《清代中国的饥荒大
敌》,《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 43 卷第 1 期(1983 年 6 月),第 291—332 页。
① 即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八卦教起义——译者。
② 韩书瑞:《中国的太平盛世叛乱:1813 年八卦教起义》。
③ 见 S。M。琼斯和孔斐力:《清王朝的衰落与叛乱的根源》,《剑桥中国史》第 10 卷,特别是第 3 章。



纪的几位皇帝,与他们才气焕发而坚强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怯懦和无能。官
吏的贪污腐败和玩忽职守普遍存在。用新组建的地方军队镇压大规模的叛
乱,表明权力分散正在发展,而通货紧缩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难以及更普遍
的经济萎缩。
然而,朝代循环走下坡路的趋势的惯例,包括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两个
主要方面。首先,人口增长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中国在 1750 年有 2—2.5
亿人,而在 1850 年为 4.1—4.3 亿人。④这种增长的经济、社会、政治及行政
影响,性质上已不可能是简单的循环。其次,得力于工业技术与西方资本主
义经济扩张的帝国主义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国先前游牧民族入侵者更带有根
本性的挑战。仅仅这两个因素,就意味着变化会超越循环模式。19 世纪中期,
接连不断威胁旧秩序的叛乱失败了。重新组建起来的拥有优势火力的政府军
队,在 19 世纪余下的岁月里,限制住了民众动乱的范围。然而促进变化的推
动力并未因此被切断,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现。

1865—1911 年

在第二个时期,发展和革新比衰败和没落变得更为突出。当然,衰败和
没落并没有消失。例如 19 世纪 70 年代末,在华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饥荒;在
20 世纪的头 10 年间,洪水又出现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在 19 世纪中期的
几次叛乱结束之后,农村的骚动减少了,但是 1890 年以后再度增加;与此同
时,反清的秘密会社也发展起来。
然而,王朝衰败的这类现象,又伴有延续到 20 世纪的新的发展。使人震
惊的帝国主义军事威胁,激起了中国人想通过西方式的工业化和建立现代军
队以求自卫的努力。新型的官僚企业家和受过教育的军官出现了。在条约口
岸出现的对外贸易与工业,产生了买办、商业资本家、专业人员和产业工人。
与城市里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出现的同时,在 19 世纪 80 年代,爱国精神所激
发的由条约口岸报纸传播的真正舆论,变成了一个政治因素。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改良运动中,学者名流中间创立了行动主义的政治组织。这时,各类
上流人士与政治当权者发生冲突,并与之疏远。有些人转向外国的榜样和思
想,既谋求增强国力之道,也为了追求政治的或个人的目的。结果是知识研
究的范围和性质大为扩大,从而对儒家世界观及社会秩序的基本信条提出了
质疑。①
19 世纪中期的主要叛乱,起源于边缘或贫困地区:客家人聚居的广西丘
陵地带,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与西北的回民
区。然而,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主要的政治活动出现在富庶的经济中
心地区: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长江下游,拥有富庶的农业区与新出现的
工业中心的长江中游。主要活动家也包括业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会
集团。
清朝的最后 10 年间,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领与有地方根基的社会名流的竞
争,在中国的政治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改良与改革风行一时,均为双方
所接受。问题是国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潜力,应如往日一样继续集中在


④ 珀金斯:《1368—1968 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 207—214 页。
① 见 M。巴斯蒂…布律吉埃:《社会变化的潮流》,《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535—602 页。



官僚君主政体中,还是应该让这种潜力扩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
人士集团的主动精神。这个问题预示了国家对社会的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种
变化保证辛亥革命不会只是又一次王朝更迭。

1912—1930 年

许多人断言,辛亥革命几乎没有改变农村的社会关系;有些人甚至怀疑
它到底是不是一场革命。的确许多社会连续性经过辛亥革命仍然存在。工业
继续在中心城市——例如天津周围、南满以及长江中下游和华南沿海——增
长。尽管中央权力解体,军阀之间征战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较稳
定,得以免于战祸。甚至有的地方,如广西虽时有战争,却常能不误农时。
政治活动与政治组织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趋向的延续,程度上的不同逐渐变为性质上的不同。近代
经济部门比农业经济部门发展得更快。新的社会阶级借助于青年和妇女的解
放,继续改造旧的社会结构。同时,乡土文学与民间报纸,思想争论与动员
群众的思想,越来越有影响。皇帝与旧政权结构的消失,改变了法统,而且
深刻地改变了政治的性质。汉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明显的关切——代
替了对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没有王朝制度,军权变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过了
太平天国叛乱结束之后所曾起过的政治作用,而且运用起来不受文官的控
制。这样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军权太分散,难于赢得
对全国的控制,于是出现了这个时期的第三个主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