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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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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任何文字。
解释很可能在于这时的中国共产党路线上。1922 年共产国际的特使马林
(斯内夫利特),把他的中国同志们推上了一种与国民党人组成统一战线的
单一的组织形式,即所谓“党内合作集团”,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在这
一组织形式下参加国民党。这一思想原先是马林根据他在荷属东印度的经
验,于 1922 年 3 月提出来的,在荷属东印度左翼社会党人曾以类似的方式与
伊斯兰教联盟——一个具有显著宗教色彩的(如名称所含的意思)民族主义
组织——合作过。由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多数其他领导人立即拒绝这
一思想,马林去莫斯科,把他的情况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从而得到
了共产国际认可他的政策的正式训令。持有这一训令,马林于 1922 年 8 月回
到中国,得以让他的中国同志们勉强地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的思想。②
这种合作模式,从一开始就是激烈争论的对象。就所知而言,毛泽东既
没有在设计这种模式,也没有在接受这种模式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可是,
他是第一批积极参与执行这种模式的人中的一个。1922 年夏,毛泽东参与组
织湖南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以长沙支部书记的资格给团中央写报告。15 个
月以后,即 1923 年 9 月,他已在同一地区积极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并写信给
国民党本部总务部,要求委他以筹备员名义,以便与各方面接头。①
从那时起,毛泽东即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一般说来,
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一旦接受了“党内合作集团”,就他们而
言便具有一种倾向,断定它的含意就是接受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国民党
的领导,至少暂时是这样。这就是 1923 年陈独秀的立场,而就毛泽东而言,
他在他作为“组织员”的时期朝这个方向走得很远。
这一点在题为《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里可以看得很清楚。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 1923 年 4 月,在正式采纳“党内合作集团”的关键性的第三次全
国代表大会的前夕发表的。他宣称,在中国只能找到三派:革命的民主派、
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关于三派中的第一个派别,他写道:“当然,革


①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428—430 页。《毛泽东集补卷》的编者 收罗毛泽东的著作范围
很广,收罗到的关于工人运动的著作,除这一篇外,也 只有很短的文章两三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89—107 页。
① 见毛泽东 1922 年 6 月 20 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 1923 年 9 月 28 日《致林伯渠
和彭素民》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21—24 页。



命派主体是国民党;新兴共产派与国民党合作。”
非革命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及其他“新兴的知识
阶级派”;另一方面包括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当然是三大军阀派系。
把社会力量的总体一分为三,当时是,并且后来一直是毛泽东对待政治
和革命的重大特点。这里十分明显的另一特点,是可以称之为混乱和压迫的
辩证法,毛泽东在 1919 年的文章《民众的大联合》中,对这一点曾十分强调
过。由于军阀的力量,由于中国在民国政府之下的统一违反帝国主义的利益,
毛泽东论证说,再过八年或十年,也不会有和平与统一,但是,政治形势愈
反动,愈混乱,这就愈能激励全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能力,从而民主和
国家独立最终一定能战胜军阀。①
1923 年 7 月,一篇题为《北京政变与商人》的文章,更加突出地谈论到
商人,他们将分享革命和非革命的民主力量取得的胜利。这一直是个有相当
大的争论的题目。在文中毛泽东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
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
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工作;但因历史的
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
为迫切而重要……
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②

有人认为毛泽东 1923 年 7 月的文章,不是谈商人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而是谈在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之性质。①这种观点
不仅违反证据,并且完全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 1923 年和 1925—1926 年之间
观点的划时代的转变,从面向城市的展望,转向对农村的期待。在他的 1923
年 7 月文章中的另一段里,毛泽东写道:


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箝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
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的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
商人为最。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商人,或更广义地说直接受到帝国主义压迫的城市居
民,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起领导作用,因为他们的苦难最深重。三年以后,
毛泽东发现了农民的内在的革命潜力,这一社会学的分析就立刻整个倒转过
来。在我们考虑这些发展之前,毛泽东的 1923 年 7 月的文章还另有一个持续
的特点值得注意。结尾是这样写的:


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我们的环境已经引导我们做历
史的工作……,用革命的方法,开展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使命,


① 《外力、军阀与革命》,《毛泽东集补卷》第 2 卷,第 109—111 页。
① 林达?谢弗:《毛泽东与 1922 年 10 月长沙建筑工人的罢工》,《现代中国》第  4 期(1978 年 10 月),
第 380、416—471 页。同样的论点也重见于林达?谢 弗: 毛泽东与工人:湖南工人运动, 1920—1923
年》,第 1 — 2、 222—223 页。




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能很清楚地看见,政治意义的国民和生物意义的民族,
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是连在一起的。
在中国以外,几乎找不到毛泽东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内的有分量的文
字;这个时期,是指这一篇和另两篇简短的文章在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
导》上出现,直到毛泽东在 1925 年 12 月担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
的编辑工作之间的时期。他 1924 年 1 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
言;1924 年 2 月,他起草了几个决议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他是该会
的成员)①。即使是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毛泽东的某些言论,也足以说明他一
贯的工作作风和政治战略的特点,他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反对建
立“调查科”②的提案,理由是建立调查科的后果很可能是“调查和应用分离
——这正是我们这样一个革命政党所不能做的”。③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于 1925
年初回到湖南休养,并开始了他组织农民的实际见习期。他于 1925 年秋回到
广州,事实上负责国民党宣传部,主办《政治周报》,开始为农民运动讲习
所讲课(他于 1926 年 5 月至 10 月领导该所),并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到这时,他已具有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农村的农民的观点,并且以后
从没有动摇过。
毛泽东在 1926 年给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列举了国民党在宣传
方面的弱点,特别提到“偏于市民,缺于通民”。④毛泽东观点的这一转变,
在某种程度上只反映了革命本身模式的改变:农民日益高涨的战斗精神,彭
湃和其他许多人以及毛泽东在动员农民方面的活动。毛泽东在结尾说,只有
释放出这种潜能,这个革命的政党(或几个政党)才能建立起以反对帝国主
义为目标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他 1925—1927 年的“农民时期”所有文
章中,都不断对此予以阐述。不过,尽管中国共产党,或者它的一个实际派
别,在 20 年代中期注意到了农民,毛泽东的情况也是独特的;这样说,并非
仅仅着眼于他后来取得了由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领导地位,而是因为他是早
在 1926 年就详细地阐明了预示中国革命未来道路的理论主张。
毛泽东关于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思想的出现,很可能成了中国共产党运
动史中比其他任何一个题目讨论得更多的主题。许多历史的、理论性的问题
在这一学术辩论中被廓清,但是有些要点由于缺乏合适的资料,直到最近依
然模糊不清。毛泽东在 1936 年会见斯诺时声称,他只是在 1925 年五卅惨案
以及随之而来的爱国情绪在农村和在城市一样高涨起来之后,才开始懂得革
命潜力要在中国农民中去找。现有的证据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
实表明,他真正把注意力移到农村革命的问题,只是在 1925 年接近岁未之
时。可是,尽管有这样的重心转移,为了表明毛泽东的思想总的连续性,在
分析他在 1926—1927 年提出的想法以前,谈一谈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对
待农民的态度还是合适的。


① 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译者。
②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党务调查科,后扩大为党务调查处——译者。
③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第 47 页。
④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151 页。



在 1919 年的后半年,毛泽东曾经沿着在日本早先提倡的路线,草拟过一
份发展“新乡村”的广泛的计划,其中一章于 12 月在长沙发表。除“新乡村”
的口号本身以外,文章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深入乡村去宣传社
会主义。①就这两方面而言,毛泽东这时所倡导的思想都反映了李大钊的影
响。②可是,其他组成部分,像关于美国“工读”——“我们在美国的中国留
学生已经加以利用”——概念的论述倒很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可是,比这些思想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农民生活经验,他
就是靠这样的经验发展了他 20 年代早期的思想。1920 年 12 月,党的机关刊
物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中国农村的阶级结构,毛泽东 1922 年 9 月在自修
大学讲课中,解释了这篇文章的观点。虽然非常可能毛泽东没有写这篇文章,
可是他以这篇文章作为他的教材,无疑是赞同该文所做的分析的。毛泽东反
驳有些人所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并非很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均,他把“构
成农民的阶级”分成四类:


一、所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种人本
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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