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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3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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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②说这些话的作者不是别
人,正是胡适本人。
当我们注意到下述情况,就不致对这一点过于惊奇了。毛泽东为《湘江
评论》创刊号写的社论,在列举了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
成就(例如,从贵族的死的古典文学到平民的现代的活的文学;从独裁政治
到代议制政治)以后,说道,在思想领域“我们向实验主义前进了”。这里
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并不想让人以为毛泽东是胡适或杜威的信徒。然而,他
在 1919 年对实用主义的好评的确反映了他几乎直到生命的终结都保持的一
种看法,内容是人们不应编造理论不联系具体经验的理论。③
毛泽东虽然在 1919 年的思想与当时年龄大些的更有学问的人的思想一
样,是多种影响的拼凑物,他的《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却具有一个显著的
特色。它体现了一个企图,想在五四时期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具体经验的基础
上,提出一个总纲领。确实,毛泽东世界观中的社会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
把学生运动看得最为重要,相对地说,对农民就不认为有多么重要,更不要
说工人了。很独特的是,他也相当注意妇女和学校教师。总的来看,他对他
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 60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
的想象。他的文章的中心主题是,中国的新生将首先来自青年人,特别是学
生对旧秩序的叛逆。变革的手段和动力则在于自基层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
由毛泽东看来(在这里他显示出是严复的一个真正的信徒),整个过程
的目标,不仅是个人从旧社会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增强
和复兴整个中华民族。在一段极有鼓动性的结束语中,毛泽东对他的同胞这
样说:


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
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
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


③ 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213 页。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59—60 页。
② 《每周评论》第 36 期(1919 年 8 月 24 日),第 4 页。




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毛泽东本人以前曾在向斯诺讲
过的个人经历中承认这一点),在中国直到最近才能提到。(关于一位西方学者在这个课题上的
一些简要而精辟的意见,见戴:《毛泽东, 1917—1927 年:文献》,第 47—48 页。) 1978
年以后中国理论探讨环境中发生显著革命的一个反映,就是中国学者在 1980 年发表的文章不仅
指出胡适称赞毛泽东和毛泽东当时把实验主义看作“指导思想”,而且明确地说明在 1919 年两
人之间尚未出现原则分歧。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第 83 页。
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
我们黄金的世界,就在面前!①

这里不止一处有毛泽东 1917 年文章的回声,强调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意
志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在这中间的两年,他既从书本上,也从经验里,学到
了许多关于发掘和动员他所察觉的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能量的方法。不过,
在哪怕只是开始设计一个完整的有效的战略,以便在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
革命以前,他还有许多东西有待学习。
毛泽东这时尽管不甚懂得马克思主义,他的想象力却被俄国革命的胜利
吸引住了。在他称之为“红旗军”的世界范围的成就中,他首先列举的是工
农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接着提到匈牙利革命和美国以及欧洲各国的罢工浪
潮。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的其他几篇文章引出的主题,后来成为他的思
想的典型部分,像政治家需要“洗脑”,以及“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
乡下种田”,或者是这种思想:“人类真正解放”到来之日,即千万美国人
一道对托拉斯的不公正和专制高呼“不许”之时。但是毛泽东也表达了对德
国人的热烈的支持,他们被宣布为受压迫的民族,全由协约国发号施令。③
中国作为无产阶级的国家,应该与其他被压迫的民族团结起来的思想,
当然被李大钊、蔡和森和其他的人,在紧接五四时期之后那几年里时常提起。
毛泽东也自然被引向这一方向。
在毛泽东随后的见习期中,对他 1919 年关于基层组织在社会改革中的作
用的分析提供很有启发性的补足物的阶段,是他在次年参加了湖南自治运
动。这一段迄今模糊的情节,由于近来一批重要文件的公布才明晰起来。①
这一情节的记载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热情,也说明了他对
政治工作的一般态度。在 1920 年 9 月 26 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写道: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
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
进的运动。


①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9 页。
② 《毛泽东集》第 1 卷,第 65 页。
① 这些材料——毛泽东写的四篇文章,及毛泽东和其他人联名提出的召集宪法 会议的建议——已由安格
斯?麦克唐纳在准备撰写博士学位论文《农村革命 的城市根源》(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4 年)
的过程中发现,这篇学 位论文也以同样的标题以书籍的形式出版。麦克唐纳把这些文章的中文全文 发表
在《法学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1972 年)第 99—107 页,附有用日文写 的评论;又用英文在《浪人》
(东京)第 14 期(1973 年 12 月)第 37—47 页 和《中国季刊》第 68 期(1976 年 12 月)第 751—777 页
论述这些文章。





他补充说,这两种类型的运动都是,而且将继续是重要的、必需的。同时,
他强调一个有效的运动必须源出于“民”。“如果现在的湖南自治运动能够
成功地建立起来,但是其源不在‘民’中,而在‘民’外,那么我敢说这样
的运动是不会长久的。”②
至于说这些话的广阔背景,毛泽东及其他起草 1920 年 10 月 7 日召开立
宪会议建议的执笔者,概括他们对全省和全国的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的观点
如下: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
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总宪法,一
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路。①

毛泽东 1920 年在这个方面所写的文章,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与他的长期观点
是决不一致的;从 1917 年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一直强调全国统一和国家强
盛的重要性。然而在其他方面,在上引各段中提出的各种思想,对毛泽东后
来作为革命者的整个生涯的政治态度,都是典型的。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
中”,参与具体建设——他的意思显然是革命者,或改革者,应该深入到社
会现实中去。但是,他同时也察觉需要在外部发动运动,以推动事业。换句
话说,尽管政治活动家应该响应“民”的客观要求,应该深入到民之中去,
以便动员他们;而另一个处在民之外的组织也是需要的。可以说,毛泽东在
次年加入的列宁式的共产党,正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它不允许把自己混同于
群众,而是要站在群众之外。可是同时,毛泽东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从
不犹豫地、大胆地深入到各种事件中去,并且参与具体的组织工作。
在湖南自治运动时期,毛泽东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关系到为了
“民”而进行这些活动;运动最初的推动力与激励也来自“民”。毛泽东把
这个词放在引号内,强调了这个词的意义不甚明确。这是他 1919 年文章中的
“民众”吗?或者是从未远离毛泽东关注的中心的“中国人民”或“中华民
族”?或许这正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这两个实体是不可分割地连在
一起的。自 1918 年或 1919 年以后的任何时期,他决不仅仅是,或主要是个
民族主义者,只关心中国的“富强”。可是他也不是像 M.N.罗易那样,不根
据民族进行思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 1920 年这一年中,毛泽东对向西方学习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态度,经
历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毛泽东在 1920 年 3 月 14 日写信给周世钊,同年 12
月 25 日又写另一信给向警予,表现了关于去国外学习这一比较狭窄的问题的
看法的改变,这象征了这一重大变化。在前一封信中,他声称,尽管许多人
迷信地重视去国外学习的好处,事实上成万或成十万曾到国外学习的人中,
只有很少的人真正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他写到,总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两大潮流各占半个世界,而东方文化“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尽管他在原
则上不全反对去国外学习,他却愿在去国外之前,先掌握好中国文化。①


②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29—230 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242 页。
① 《新民学会资料》,第 62—65 页。《毛泽东集补卷》第 1 卷,第 191—194 页。



相反,半年之后,他给在法国的向警予写信,抱怨在湖南对妇女(或者
说,对男子也一样)没有什么进步的教育,力劝她吸引尽可能多的女志同道
合者去国外,并补充道:“引一人,即多救一人”。②
毛泽东对西方起源的思想方式的基本态度的转变,并不像这里对比鲜明
的两段话所表现的那么惹人注目。在 3 月份,他宁愿留在国内的理由之一,
根据他给周世钊的信,是人们通过阅读译文可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可
是,他的思想倾向还没有确定,正如他本人所说,“坦白地说,在各种思想
形态和学说中,我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较明了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从中
国和西方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化本质中,整理出这样一个“明了概念”。毛
泽东大约要在三年的时间内在长沙创造“新生活”,他在计划里说,个人是
首要的,小组次之。他特意强调了他与胡适的联系,甚至特别提到胡适已为
他要在长沙创办的一所学校新造了“自修大学”的校名。但是,毛泽东说“我
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又说“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

到 1920 年 11 月底,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仍鼓吹湖南应该自立为
国,以便与北方落后的省份脱离,而“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可
是,甚至湖南受过教育的士绅也缺乏理想,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计划,而政界
人士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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