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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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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但是,多党政府也受到孙逸仙这样的政党领袖怀疑,以为它会造
成分裂。②1913 年,袁世凯镇压革命党人,解散国会和省议会,结束民国初
年兴旺一时的数千个地方议会,从而结束了中国的议会民主的实验。③袁世凯
建立他的独裁统治,包括恢复考试和加强文官以控制军人,以及对被击败的
革命党人采取检查、监视和恐怖活动。他成功地铲除了广泛参与地方政府的
尚未成熟的制度萌芽,但未能赢得那些新进的名流的效忠。袁世凯的事业因
恢复君主政体而招致毁灭,他于 1916 年死亡;由于把中央权威等同于恢复帝


② 先驱者政治讨论的广度和多样性,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近代中 国及其革命过程》第 1 卷
《对传统秩序的反复挑战,1850—1920 年》中有论 述。
③ 关于中国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学者…官僚统治社会)的分析,见白乐日: 《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
治:一个主题的种种变奏》,第 6 页;也见芮沃寿的序。 关于晚清,基本专著是萧公权:《农业中国》;
又见何炳棣:《中国遗产的显著方面》,载何炳棣和邹谠编:《中国的遗产与共产党的政治制度》,第 1—37
页,特别是第 15—25 页。关于长期展望,见顾立雅:《中国国家管理的起源》第 1 卷,《西周》。
① 张朋园:《民国初期的政治参与及政界名流:1913—1914 年国会》,《亚洲研究 杂志》第 37 卷第 2 期
(1978 年 2 月),第 293—313 页;见第 301 页。代议机 关增多的趋向受到芬彻更抱希望的评价,见所著
《中国的民主》。为免“地方 自治”被错误地以为是市镇会议式的平民代表制,我们应记住,地方自治毋
宁说是把地方士绅久已非正式地行使的行政职能正式移交给他们,见孔斐 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
敌人》,第 216—219 页。
② 弗里德曼:《退向革命》第 2 章,关于 1912 年末“建立包罗一切的单一政党 的种种尝试”(第 30 页)。
③ 欧内斯特?扬:《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 章。



制,这进一步损害了中央权威的信誉。
接着出现军阀割据,值得注意的是,主要不是由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合
理化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解体(如往昔的皇朝空位期),而是由于这种“政治
权威总崩溃”。①这种趋势由共和政治的三个方面显露出来:黩武主义、寻求
合法性的思想、政党独裁的兴起。
军事势力在 19 世纪已开始增长,并改变其性质。19 世纪中期,总督个
人组织的军队开始了这一转变。但这些军队仍然是儒家道德领导原则和部队
对军官相互忠诚的例子。②然而,在 19 世纪后半期,军事势力的发展渐渐与
工业的变化连结在一起。兵器制造——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和福州马尾船政局
的造舰业就是例子——成为自强运动的中心内容。③袁世凯在清朝的事业,就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足以说明,到 19 世纪末,现代军队的创建者怎样能够成
为官僚政治中的一股势力。
随着清朝的灭亡,不再有吸收军事领袖人物的长期稳定的合法政府。袁
世凯及其下属北洋军的将领——在袁氏死后,他们成了军阀——面对一支具
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①
首先,引进的现代工业化的战争技术,产生了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专门
兵种。必要的训练需要办军事学校,军校学生成为有军事学识的人,是国家
新学生群中的一部分。第二,同别的学生一样,这些新军人可能受爱国精神,
而不是师生间忠诚的感召。军人爱国者像黄兴、蒋介石出现于他们各自的时
代。总之,民族主义使这样的军人变得崇高,作为其必需的第一线领导人。
它也要求他遵循一种新的奉献方式,而不只是命令和顺从。新的军事技术使
得军官团像法规、政党或银行家一样为政府所必不可缺少。在一定层次上,
从儒家思想灰烬中产生的尚武精神,既改变了国家的结构,也改变了国家的
观念形态。孙逸仙作为大元帅,再度加入广州的军阀冲突,而他最终的继承
者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②从另一意义上说,黩武主义使政府保持统治更加困
难。拥有自己军队的部属背叛自己的司令官,实力大致相当的军阀部队进行
私人战争;破坏和分裂使城市名流不仅反对军阀,而且反对不能控制军阀的
政府。这支新军从此以后成为国家的结构的一部分,但是,它若不是也吸引
非军方的支持的政府的一个部分,它也不能单独打败对手和重建中央政府。
清朝直到它统治的最后几年,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名流一直认为是合法的。它
的继承者也必须在新的基础上赢得类似的承认。


① 王赓武语,引自李友华:《军阀研究》,《现代中国》第 6 卷第 4 期(1980 年 10 月),第 439—470 页,
见第 448 页。
②M。巴斯蒂…布律吉埃:《新军》,《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第 10 章。比较孔斐力: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
乱及其敌人》,第 147—148、183—185 页。
③ 托马斯?肯尼迪:《江南制造局:1860—1895 年中国军械工业的现代化》。关 于炮舰作为发展手段的
论题在赫德长期协办清帝国海军力量的努力中得到说 明。见费正清、K。F。布鲁纳和 E。M。马西森编:《总税
务司在北京:中国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致金登干书简,1868—1907 年》,各处。
① 斯蒂芬?麦金农:《北洋军、袁世凯和中国现代军阀政治的起源》,《亚洲研究 杂志》第 32 期(1972
年 5 月),第 405—423 页;又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 的权力和政治》;埃德蒙?S。K。冯:《中国革命
的军事方面:新军及其在辛 亥革命中的作用》;和爱德华?A。麦科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阀研究的最近
进展》,《中华民国史》第 9 卷第 2 期(1984 年 2 月),第 40—47 页。
② 韦慕庭:《孙逸仙:壮志未酬的爱国者》。



主要对日本的侵犯(1915 年的二十一条;1919 年凡尔赛和约;1928 年
的济南惨案; 1931 年的东三省“九?一八” 事变)作出回答,爱国精神继
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①与此同时,
政府权力的分裂也暂时为思想自由与学术自主打开了窗口。于是,在英、美、
法三国影响下,中国自由教育经历的新时期开始了。“科学”是现代化关键
的新信仰,加上出洋留学、职业专门化、大学自主等,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
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②同时,知识分子为无数自由
主义的、浪漫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的等等学说所吸引;他们组织学会,出版
刊物来发表他们的意见。
与这种开明的多元论脆弱的发展平行的——特别是在高等学校——是接
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体系,一种普遍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的倾向。
③从一开始,中国革命者就倾向于把俄国看作“全世界革命进步的范例”。人
们在中国可以观察到的许多社会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因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
遗产连同其对“人治”的信仰而加强了。④简单的民族主义的确是不够的。人
们已经不是仅仅抽象地研究理论,因为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把名流和城市居
民的注意力引向政治。政府若不能满足人们复杂的,有时是矛盾的对经济进
步、国家强盛公平原则和代议制的渴望,那么,容易激动的、独立的诸多城
市集团就不会给予政府以真正的合法性。
在这种形势的背后,国家权力合法化的神话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威严
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帝王的统治受到支持,是靠他维持社会秩序的适当行
为,能在包括自然和人类的有机整体宇宙的中心点发挥作用。礼天生地深深
植根于这一有机的宇宙之中,所以帝王的统治是物性中所固有的,而不是像
在西方那样,是由一个超验的神或法从人类舞台之外强加的。①中国统治者凭
借在国内维持统一,更容易在与国外交往中维护其对其他统治者的绝对优
势。但是在 19 世纪,帝国主义者在中国边缘的扩张,破坏了中国与毗邻国家
的宗主-纳贡关系,随之也毁灭了天子所要求的绝对优势。②清朝在国际上的
软弱,连同西学的流入,破坏了至尊的儒家思想的权威性。
在 20 世纪,它为最高国家权力归于汉族的民族主义神话所取代。《孟子》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名言,可以重新解释为一种中国形式的
民众主权。这一西方的观念早有拥护者。梁启超是它最早的推广者之一。这
一观念又为孙逸仙所采纳,并早在 1905 年就郑重地载于三民主义之中。民众
主权的神话表示了政治觉悟的提高、参与和动员,但它很少讲到如何把民众
政治联结到国家的权力结构上去。


① 见本书第 2 章。
② 见本书第 8 章。
③ 《剑桥中国史》第 12 卷,第 446—450 页(史华慈著)、505 514 页(陈志让 著)。
④ 贾士杰:《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 年》。狄百瑞提出“人权政 治”(与神权政治相对)
概念,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 131 页。
① 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是自存的,自然地自生的宇宙的主要特点是没有外在 于宇宙的造物主、神、终极
原因或意志”。牟复礼:《中国的思想基础》,第 18 页。天命,“清帝国的基础”(顾立雅:《中国国
家管理的起源》,第 93 页),必 须被看作是在这个自然的内在的框架内起作用;孔斐力也在《晚清关于
政体 的种种见解》第 5 — 9 页同欧洲人的看法对比,讨论这个问题。
② 见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政党是在新的共和制下真正实行民众主权的工具。政治制度上的大革新
是在 1912 年以后的 10 年内开始出现的,作为君主制政府的后继者的政党专
政。一个单一的政党作为动员、灌输和控制的工具的出现,意味着作为多元
的、代议制度的结党活动在中国的失败,也是议会政治的失败——一种在 20
世纪发展较迟的工业国家广泛遇到的现象。
同盟会在 1912 年扩大,组成一个议会的政党——国民党之后,它在多党
政府中发挥的作用因袁世凯的独裁而夭折。然而,名流政党是一个社会组织,
比小派别更有原则性,比阴谋活动更为公开,这种看法已经产生相当大的影
响。尚未建立起来的是立法和行政两权分立的理论,而这正是正直的西方式
反对派有实效的政治斗争的先决条件。可是,旧式的对个人的忠诚,继续产
生宗派主义,并且在没有合法政府的情况下产生分裂。孙逸仙不愿采取西方
民主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而是加上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
了五权宪法,为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所采用。①中国的这种五权分立,工作起来
并不比西方的三权分立为优。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领袖时,他把权力建立在
党、军队和政府的三元基础上,每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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