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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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团大战前采用的有选择的镇压。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三光”扫荡战：杀光、
烧光、抢光。由于仍然未能
表　２４　　　　　　　　　　　　日本对晋察冀边区的封锁和扫荡
扫荡起始日期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１９４２　年年初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１９４３　年　９　月
持续时间（月）
２　月有余
３　月有余
３　月有余
３　个月
兵力
１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扫荡区
北岳
冀东
冀中
北岳





据点和碉堡



北岳
１２１９
１９４２　年　１２　月在晋察冀边区的封锁线设置情况


冀中 冀东 平北
１６３５ ３２９ １７５



总数
３３５８
公路（里）
封锁壕（里）
封锁墙（里）
９２３８
１７７９
３９５
１１９８７
５０００
５０２
３０６２
９２４
未得数字
２６１８
２８２
未得数字
２６９０５
７９８５
８９７

来源：凯思林？哈特福德：《镇压与共产党的成功》，第　３４５、３４７　页。
将普通农民与共产党员区别开而感到沮丧，日本人把战争推向各个方面。在
勉力封锁根据地的重要的巩固区后，日军派进很大的分遣队，寻找共产党军
队、政府干部和积极分子。但是，他们另外还要破坏根据地的设施和战争物



资储备，烧毁庄稼或干扰播种及收获以破坏农业，并运走存粮。整座村庄被
夷为平地，在那里发现的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全被杀死。“三光”扫荡战不像
以前的扫荡那样清扫一个地区然后撤离，而是让军队在目标区留相当长的时
间来回“梳篦”，并在多山的根据地内比较容易到达的地区建立至少是临时
的据点。表　２４　中的资料表明这些行动在晋察冀是多么广泛；类似的战役在华
北根据地全面发动。
这些三光战役发生之处，农村人口损失惨重。毫无疑问，这种严酷的战
术以及与之俱来的如此频繁的暴行，确实使许多农民，不论贫富，对日本人
刻骨仇恨，并更彻底地倒向共产党。但党内资料也描述了许多事例，说明这
种镇压比以前的做法——在党与农民之间打进楔子——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们只强调隐蔽……我们必然脱离群众。群众的信心也不能长久维持。另一方面，如果
我们只图在草率的战斗中求一时痛快，我们还可能招来敌人更残酷的镇压。那也会脱离群众。①

共产党发言人承认，在华北根据地，党控制下的人口从　４４００　万下降到　２５００
万，八路军从　４０　万减至　３０　万。②地方资料所描绘的景象甚至更为冷酷。到
１９４２　年，９０％的平原根据地降为游击状态，或完全为敌人控制。在晋冀鲁豫
根据地的太岳山区，一个干部承认，“没有一个县能保持完整，全部　１２　个县
的政府机构在清远流亡”。①随百团大战占领的　２６　座县城全部丢失。
尽管日军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军，但并非总是这样。日本人未能与之
达成“谅解”的国民党军队也遭到攻击，部分地是为了腾出更多兵力用于反
共行动，部分地是为了保持对蒋介石的压力，部分地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战果
可资上报。其中最有影响的行动于　１９４１　年春季在晋南发生（中条山战斗，或
中原战役），②当时卫立煌将军的　２０　多个师被赶到黄河以南。几乎同样重要
的是后来在山东对于学忠和沈鸿烈的行动。一旦日伪部队撤出，这些行动开
拓了更多的地区供共产党渗入；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日本人向共产党人施
加的压力趋于缓和时，这种后果十分明显。

日军在华中的强化治安

中国派遣军遵循了一种与华北方面军不同的模式。虽然提供给派遣军的
总兵力比华北方面军多（约　３０　万在华中，另外　１６．５　万在华南），但只有较
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约　５　万到　７．５　万。其余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
苏，用来对付国民党军队。另一方面，较大的和可能较强的伪军能被用于长


① 杨成武，引用于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　280　页。
② 2500　万人中，有许多居住在半巩固区或游击区；巩固区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数字所表示的更快。八路军
损失只有一部分是直接战斗伤亡。其他因素有调正规军当游击队（以加强游击队，更紧密地与当地居民结
合，减轻支援部队的负担）；淘汰素质低劣或失去战斗力的士兵；以及逃兵。1939　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据
推测是晋察冀）举出逃兵率两例：“一个主力部队单位”，16。4％；“一个新建游击队单位”，20。8％。逃
兵在一个单位调离本地时格外严重；地方部队中的农民兵往往拒绝离乡。这也是把若干专职士兵降为民兵
的另一动机。
① 郭华伦：《中共史论》，第　4　卷，第　75　页。
② 日本称中条山战役为中原战役——译者。



江下游地区，因为那里靠近汪精卫的南京政权。
日军和伪军集中在战略上对他们最重要的地区：南京－上海－杭州三角
区，以及恰在长江以北和大运河以东的地区。更西的武汉地区也经过严厉的
清剿。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强大的国民党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军第五师直
到战争末期仍无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巩固的根据地。但江苏、安徽和河南的
其他地区，不论从军事或经济的观点上看，都被认为不那么重要。日军保持
对华东－华中主要交通线和主要城市的控制。偶尔也派出清乡队通过较远的地
区。这对新四军来说很容易躲避，但给依附于重庆的军队造成严重的损失。①
直到　１９４１　年下半年，随着畑俊六大将采纳建立“模范和平区”的计划，
日军开始对长江三角洲进行认真的清剿。这是一个分阶段的计划，这个计划
将仔细划分的地区置于更为严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保护之下。当一个地区
已达到某种发展水平时，邻近地区将被加入。第一步是加强扫荡，以驱除所
有抵抗者并重新开始。然后利用稠密的竹栅栏或其他防卫工事，实行严密的
边界控制。在地区内，地方警察进行严格的居民登记，行政人员被指派执行
广泛的“自治、自卫和自富”的计划。在最发达的模范和平区，日军的密度
达到每平方公里　１．３　人，是华北的三倍半。必要时采取严厉的高压手段。结
果是长江三角洲北部的模范和平区内的治安变得相当出色。南京政权代理人
征得的税款急剧增长，强制劳务也是如此。日本兵和当地著名的汉奸宽慰地
说，他们来去不必担心遭到伏击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时，这些措施对中国的抗战——不论是国民党的还
是共产党的——问题，也不是普遍的解决办法。模范和平区需要大量的人力
和其他资源，范围极其有限。到　１９４３　年，这样的措施已不再拥有高度的优先
权了，只有少数几个地区被认为已经通过计划的所有阶段，其余的都停留在
这样或那样的初级阶段上。在长江以北较远地区唯一的这类措施是成立较晚
（１９４４　年　２　月）而且几乎完全无效的新省——淮海省，省会设在连云港。①
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范和平区内，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能维持连续的低
水平的存在。
模范和平区成功有限而最终失败的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许多任务迟早必须
转移给中国人自己去办，他们或者是汪精卫任命的人，或者是从当地招募的
人。两者都不断让日本人绝望：前者是因为他们无能、腐败和派系纷争；后
者是因为他们只做那些他们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对本身有利的事。最终，
模范和平区证明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模范和平
区还表明：在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被占领的中国”，这样的解决办法完
全不是办法。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　110—111　页。
① 汪伪淮海省省会设在徐州市——译者。



中共的对策：生存与新政

磨擦和清剿的共同后果使中国共产党面临它在抗日战争中最严重和最持
久的危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在战争早期共产党经常强调以牺牲农村
政权的巩固和深入为代价谋取军事和政治的迅速扩张，加剧了这些挑战。与
此同时，在三年丰收后，不利的天气导致　１９４０　年和　１９４１　年的歉收，使原已
困难的经济问题更加严重。中共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多方面的——从零敲碎
打开始——正如问题本身是多方面的。针对新的形势，某些现行政策受到全
面检查并得到调整。有些新政策在暂时困难被克服后仍长期保持，而其他政
策则是特殊的常识性的措施，以减少损失或赢得新的支持。回顾起来，新的
模式早在　１９４０　年已能看到。到　１９４２　年它已全力推行。毛主义的领导层当时
已把它看作一个整体。
与这一艰难时期的实际紧迫任务分不开的是把毛泽东的地位明确地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和理论指导中心人物的高度。１９４２　年到　１９４４　年间，
最后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毛泽东思想”，而反对他的最高地位
的最后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压制。至迟从这时起，运动带上了毛的政策
和人格的不可磨灭的标志。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像　１０　年前的长
征一样，延安时代具有一种独立的存在方式——部分是历史，部分是神化—
—足以影响未来的事件。

陕甘宁的新政策

经济问题。在战争中间几年陕甘宁的主要经济变化已在前面提到：国民
党中断财政拨款，封锁，以及比前几年差的收成。这些变化产生了深远、广
泛和持久的影响。它们几乎导致陕甘宁经济的崩溃。回顾这段时期，毛在　１９４５
年写道：“我们〔在战争〕开头还有饭吃，有衣穿。随后逐步困难起来，以
至于大困难：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①
国民党的经济战剥夺了陕甘宁的重要“硬通货”来源，并且或者切断了，
或者极大地改变了它与中国其他非沦陷区的贸易。党、政、军干部及大量移
民使平时就不富裕的边区资源更加不足。因此，党的目标是使这一地区尽可
能在经济上达到自给自足。尽管完全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后仍取得了
相当大的进展。其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
所有资料都同意问题的严重性。陕甘宁丧失了国民党通货（元）的主要
来源，但继续依赖对外贸易以换取棉布和几乎全部工业品，陕甘宁再次采用
自己的边区货币，使元的储备能尽可能地继续为必要的进口提供资金。１９３９
年以后，这种形势引发了通货膨胀，其速度甚至比重庆所经历的还要快（见
表　２５）。在经济的所有领域里，１９４１　年是危机最为深重的一年。
１９３７　年—１９４５　年物价指数：
表　２５　　　　　　　　　　　　　“自由中国”与延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108　页。





１９３７　年
１９３８　年
１９３９　年
１９４０　年
１９４１　年
１９４２　年
１９４３　年
１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