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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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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铅,49%;钨,27%;锡,27%;铜,24%;锑,6%)。
甚至手工棉纺织生产到 1944 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为原料短缺,运输
困难和令人烦恼的通行税。工业危机确实大于官方的生产数据(见表 13)。

1944 年 11 月,战时生产局的建立导致大量政府订货和投入新的款项,
这明显地刺激了某些工业。在  1944 年 11 月与 1945 年 5 月之间,钢的生产
增长 50%;生铁,46%;煤,35%;电力,8%。尽管有这些增长,1945 年头三
个月工业生产总指数仍无变化。显然,其他工业部门的下降被制止。压倒一
切的证据是在和平前夜,国民党中国的经济在总体上已处于崩溃边缘,特别
是工业。②
战争使政府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企业家。先前它已经取得对银行部门的控
制,但它在中国人拥有的工业企业中只掌握 11%左右的资本。然而,到 1942
年,经济部报告,国家控制的企业已占国民党地区工厂的 17.5%,资本的 70%,
工人的 32%和马力的 42%。③
在内地有三种政府机构发展工业:国家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和
四家政府银行。1935 年创建的国家资源委员会,被授权“发展、经营和管理
基础工业”。到 1944 年 12 月,它经营 92 个工业单位——33 家工厂,38 个
矿和 21 座电厂。它还与其他机构联合办了 11 个工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控制
着重工业和高技术工业,与民营工厂形成对照,后者一般机械化程度较低,
生产轻工业品。④
战争爆发后才建立的工矿调整委员会,起初是负责推动民营工厂向内地
迁移。从 1938 年起,它也直接向工业企业投资,经常与民办企业竞争生产消
费品——酒精、纺织品、纸张和水泥。1943 年和 1944 年,它的直接投资超
过它对民营工业贷款 30%以上。孙逸仙曾主张,政府应当把它的经济作用限
定在基础工业,但它现在也成为轻工业的一个主要参与者。①
四家政府银行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府”银行,因为私人投资者握有
其中三家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的大量股票。所有这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 335 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 28—29 页;刘敏:
《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 28—29 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 年 1 月 1 日,第 3 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 369 页;《商
务日报》,1945 年 9 月 9 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45
年 4 月 1 日),第 202 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67 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 141、 316 页;
《商务日报》, 1945 年 1 月 18 日;《商务时报》 1945 年  8 月 7 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 年》,第 315—317 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
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22 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 年,第 438、376 页。



三家银行,像民营商业银行一样,特别在 1940 年以后,增加了工业和商业中
的直接参与和所有权。它们这样做是为取得有形资产,以保护它们资本的实
际价值。如张嘉璈所评论的那样,这变得“无异于投机”。②无论其动机如何,
政府银行像工矿调整委员会一样,深深地卷入了民营工商业部门。
有些评论家受政治上的激发,将政府在经济上的作用定性为“官僚资本
主义”,指责官员由此积累个人财富,排挤私人企业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
贫困。然而,将国民政府不断增长的经济作用视为国家资本主义,视为对一
个正在现代化的农业社会的要求,以及对战时特殊经济需要的反应,可能更
合适一些。没有政府的帮助,很少有企业能够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们的工
厂,或创建大规模的新厂。战时中国,面临一种合理化分配机器、原料和动
力等稀缺资源的特殊需要。因此,可以批评的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政策本身,
而是那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政府企业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门一样,通常是低效
能的、官僚主义的和腐败的。此外,与政府有关的工厂享有大量好处——如
银行贷款、原料或运输用的卡车——这些好处是不会给予私营公司的。有些
公司,如中原造纸厂,以自愿向政府献股票来寻求与官方的联系。由于没有
这种联系,大量私营公司,在战争后期因缺少周转资金、原料或有保证的市
场而垮掉,①而腐败的官员则大发横财。到战争后期,政府的经济企业家的身
份,在政治上已经变得不利了。1948 年毛泽东把“官僚资本主义”提高到封
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层次,作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对象。②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 189—190 页;又见《大公报》1941 年 12 月 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
《中国四大家族》,第 52 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 1448—1449 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 188—190
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 年》,第 227 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
观》,第 72 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 34—37 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
本》,《经济学周报》第 4 卷第 6 期(1947 年 2 月 6 日),第 9—11 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
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
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
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
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
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 年 2 月,有报道说湖南军
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 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
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
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
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
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
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
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 年
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
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 1941 年 3 月组织了民主政
团同盟,这是六个在 20 年代和 30 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
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
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
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
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
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
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
集体。②
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
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
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
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
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
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
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
骚扰。当 1942 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
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
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


③ 彭菲尔德致高思:《受到检查的评国民参政会会议的社论》,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9—1444,1944 年
9 月 14 日,附件一,第 1 页。
① 佩克致国务院电报,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339,1939 年 2 月 28 日, 第 1 — 9 页;高思致国务院:《川
西康东之行的见闻报告》,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4800,1941 年 9 月 18 日附件,第 8 页;白修德和贾
安娜:《中国雷 鸣》,第 11、19 页,格雷厄姆?佩克:《两种局势》,第 56 页。
① 莱曼?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第 169、 174—175 页。



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
在 1938 年 3 月 12 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
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
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
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
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
精神总动员,像 30 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

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
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 1939 年起,当与共
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
1937—1938 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
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
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
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
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u8221X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
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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