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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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训练是初步的,而且只持续几个月。在他们因对蒋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
师和军的指挥官时,他们对军事科学技术的理解往往是狭隘而过时的。在 30
年代,这些高级军官本来可以趁机在参谋学院②里受先进的德式训练。然而,
那时他们已经有这样高的军阶,以致他们认为再去当学生会有失尊严。③
当然,也有些高级指挥官超越这种体制。例如,陈诚、白崇禧和孙立人,
由于他们智慧,廉洁,具有军事才能而出类拔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
崇禧也好,孙立人也好,都不是蒋介石核心集团成员。蒋使用他们的才干,
但把他们紧紧地拴住,因为他们不是中央军的人,并表现出了一种倔强的独
立精神。蒋的一个亲信陈诚,由于在与自负而平庸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派系纷
争中的失败,战争期间大都在政治风云之中度过。④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 34 页。
② 参看本章《政治上的虚弱》一节。
③ 战争结束时伪军人数达到近 100 万,因为有许多部队是在占领区征募的。易劳逸:《矛盾关系面面观》,
第 284—292 页。
① 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33 页,引用材料时有删节;并
见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
② 即陆军大学——译者。
③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55—58、81—89、145—152 页。
④ 唐纳德?G。吉林:《中华民国的中央集权问题:陈诚与国民党个案》,《亚洲研究杂志》第 29 卷第 4 期
战争开始时,总的说来下级军官比他们的上级更能胜任。1929—1937 年
间,中央军官学校平均每年有 3000 名学员毕业,并且有大约 2000 名参谋接
受过高等训练。但是,战争深深地斫伤了下级军官团。他们中有一万人在最
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围的战斗中就牺牲了。这些损失绝不会完全得到补偿,因
为战争期间由于降低入学要求以及缩短学习课程。军官训练大大地退化了。
确实,在一个正规的步兵营里,军校毕业的军官所占的百分比,从 1937 年的
80%降到 1945 年的 20%。①由于好的军队莫过于有一批好的下级军官,这些数
字为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的退化提供了一个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层,在应征入伍者中间最为明显。战时中国军队大部
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 18—45 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
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
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
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
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
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
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
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
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
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
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
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 100 万。①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
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
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
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1970 年 8 月),第 844—847 页;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第 325 页;斯诺:《争夺亚洲的战争》,
第 184—185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167 页。
① 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49 页。
② 米尔顿?E。迈尔斯:《另一种战争》,第 348 页;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369—370 页;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 33—37 页;林沃
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0,1943 年 8 月 14 日,附件第 2 页;兰登致国
务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与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22/1144,1944 年 7 月 1 日,
第 2 — 3 页;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7 页;蒋梦麟:《新潮》,《传纪文学》第 11 卷第 2 期(1967
年 8 月),第 90 页。
① 新兵中大量死亡的准确数字绝不可能得知。一份官方材料承认,战争期间丧失了 1867283 名新兵。(国
防部所属战史局局长 1978 年 7 月根据《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 293 页,向我提供的信息。)遗憾的是,没
有对这个数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项目加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坚决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一位知己蒋梦麟根据秘密
文件估计,至少有 1400 万新兵在抵达他们的部队之前死亡。这一数字太大了,难以置信,可能是 140 万(见
蒋梦麟:《新潮》,第 91 页)。徐复观也提出了同等数额的新兵大量死亡数(《是谁击溃了中国社会反共
的力量?》),《民主评论》第 1 卷第 7 期(1949 年 9 月 16 日),第 6 — 7 页。蒋梦麟:《新潮》,第 90—91
页;兰登致国务院:《昆明征兵工作》,第 3 页。
② 谢伟思:《在中国的失机》,第 36 页;又见《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 年 4 月—10 月),第 113 页。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
缺。1944 年 10 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
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
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
每个士兵发给每天 24 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
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
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
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
一位美国专家 1944 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 1200 名士兵,他发现 57%
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
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
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
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
柳病也很普遍。②
1945 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
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
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
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
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
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
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确有一个军医团,但它所提供的医疗被中国红十字医疗济难总会会长罗
伯特?利姆(林可胜)形容为“前南丁格尔的”。①医疗队的正规机构——包
括急救队、包扎所、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是无懈可击的,但因供不应求、
人员不合格、设备和药品不足、腐败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发挥作用。
在全部军队中,大约只有 2000 名大体合格的医生服务,其比率充其量大
约为 1700 人有一名合格医生,相比之下,美军中大约每 150 人就有一名医生。
另有 28000 名军医在医疗部队服务,但这些人大多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并且
①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65、243 页;又见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
康状况》,国务院档案,89322/47,1942 年 9 月 14 日函,附件第 2 页;和高斯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
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美国国务院档案 740。0011 太平洋战争/3559,1943 年 11
月 5 日,函内附件第 4 — 5 页。
②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 136—138 页;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
页;林沃尔特致艾奇逊:《这个中国兵》,附件第 3 页;赖斯致高思:《在兰州观察到的中国军队的健康
状况》,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22/52,1943 年 12 月 4 日,第 1 — 2 页。
③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第 245 页。
④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观察组在延安,1944 年》,第 60 页。
⑤ 高思致国务院:《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 1943 年 5 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附件第 5 页。
① 高思致国务院:《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附件第 2 页;关于军队的医药条件,见莱尔?斯蒂芬森?鲍
威尔:《战时中国的一个军医》;罗伯特?吉伦?史密斯:《美国卫生部设法改进中国陆军卫生署效能的
史实,1941—1945 年》;刘馥:《现代中国军事史》,第 139—140 页;斯思明(音):《中国的卫生问
题》,第 44 页。
纯粹是从担架员到包扎员,到“医生”这样提升的。极少数真正胜任的医生,
集中在前线重伤士兵所不能到达的后方医院服务。因为担架队常常人员不
足,以及医疗运输工具稀少,在战斗中受伤——即便是轻伤——往往也是致
命的。一名受伤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疗,可能也要等上一天。然后他才需要
转到包扎所和后方医院。1938 年罗兹?法默看到过被运送到后方的伤员,他
评论道:“遍体坏疽,蛆虫在伤口上蠕动。”②经这样的治疗,即使是轻伤员
也会迅速感染,而多数伤情,如胃部受伤或丧失一肢,往往致命。在战时中
国很少看到跛子。③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
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
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
较好的部队,1942 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 1.1
万人中有 6 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