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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史(下)-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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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辑序

由于现代的世界渐渐变得更加相互地联系在一起,历史地认识它不断变
得更加必要,历史学家的工作也不断变得更加复杂。原始资料激增和知识增
加,论据和理论也相互影响。尽管单单总结已知的东西也成了令人望而生畏
的工作,但认识的事实基础对于历史的思考却越来越重要。
从本世纪初起,剑桥史书已在英语世界中为多卷的丛书树立了一种模
式,其所包含的各章由专家在每卷编辑的指导下撰写。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
《剑桥近代史》,在 1902 到 1912 年间以 16 卷本问世。接着出版了《剑桥古
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和关于印度、波兰以及英
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为 12 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
《剑桥欧洲经济史》也即将完成。其他剑桥史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
史、伊朗史、犹太教史、非洲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任何
一个西方国家的文明史都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作为整体的欧洲文明史略
少分歧交错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极为详尽、广泛,中国有关历史的学术许
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达而精深的。直到最近几十年之前,西方的中国研
究尽管有欧洲中国学家重要的开创工作,其进展却几乎没有超过少数史学典
籍的翻译和主要王朝及其制度的概略的历史。
近来,西方学者更加充分地利用了中国和日本丰富的有关历史的传统学
术,不但大大地促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了解,而且还大大地
促进了我们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性的认识。此外,当前一代西方的中国
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正在迅速发展的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
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有关历史的学术的新观点、新方法以及社会科学新近
的研究成果。新近的有关历史的事件在使许多较旧的看法成为疑问的同时,
又突出了一些新问题。在这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剧烈
变革正在不断增强势头。
1966 年最初规划《剑桥中国史》时,目的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
规范的有价值的著作:由于当时的知识状况,定为 6 卷。从那时起,公认的
研究成果的涌现、新方法的应用以及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展,已经进一步推动
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为以下的事实所表明:《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
变为计划出 15 卷,但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和工艺的
许多方面以及地方史的所有丰富材料。
近 10 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认识的显著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西方历史
学家对这一重要而复杂的学科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自己的人
民需要更多更深地了解中国。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人类,不但由于正当而且必
要,还由于它是一门使人不由发生兴趣的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谢亮生译)





译者的话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是《剑桥中国史》第 13 卷的中译本。为保持
原貌,我们未作删改。有关观点、材料取舍等方面的问题,请读者自行鉴别。
原书地图所用地名有与当时所用地名不同者,内容也有与当时实际情况不符
者,我们也未予改动。书中引用的中文材料,我们尽可能查出原文;少数查
不到原文的,从英文回译,删除了引号。有些地方我们加了译者注。全书由
刘敬坤统一文字体例;译者注亦主要为刘敬坤所加。全书中文专门词语的复
原以及英文注释的翻译、书目提要和书目的翻译整理由李宝鸿负责;中文名
称的查对,由刘敬坤负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陈铁健、王学庄、
韩信夫也对中文名称作了不少订正。叶宗敭初校了全书(除去第 2 章);南
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的潘君拯教授审阅了除第 1、第 3、第 7、第 14 章
以外的全部译稿;谢亮生负责全书的校订工作。
本书各章的译者如下:
第 1 章  刘敬坤
第 2 章  高士华
第 3 章  李宝鸿
第 4 章  刘敬坤、赵丽江
第 5 章  赵丽江、李启家
第 6 章  李启家、赵丽江
第 7 章  丁于廉
第 8 章  高士华、董卉
第 9 章  范磊
第 10 章  周祖羲
第 11 章  曾景忠
第 12 章  第Ⅰ部分  汪朝光;第Ⅱ、Ⅲ部分  李学通
第 13 章  马晓光
第 14 章  叶宗敭
地   图  张   言



剑桥中华民国史





第 1 章  导论:近代中国历史的透视


文字是划分和分析过去的呆板而含糊的工具。无论怎样精心推敲,近代
中国历史的特点,不可能用寥寥数语来描述。用得过滥的“革命”一词,有
时还不如“复兴”有用。而“近代改革”,其含意无非就是“贯穿近时的变
化”,让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么“时间”。不过撰写这套书第 10 卷到第
13 卷的 28 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过于简单化的水准,提供中国从 1800 年
到 1949 年这一个半世纪的事件和趋势的概况。就一些范围不那么广的概括作
出范围更广的概括,无疑是历史家的主要职责,但这四卷的大多数作者都会
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概括的范围广一些,很可能离事件具体的事实就远一
些。根据这种观点,以包罗万象的各个过程(如进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
各个阶段(如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前提,一般地说是属于超
历史的信仰领域。尽管我们无须让那些喜爱这类名词的人放弃它们,我们还
是可以认定这类名词是超越理性的信仰问题。①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层次上,社会科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阐明历史事件。
历史学本身虽不是社会科学,但它的任务是陈述过去发生的事情,并综合我
们今天对这些事情的认识,使我们的认识成为一个整体。为此目的,隐喻长
期成为阐述历史的主要文学手段。城市陷落,战争结束,希望飞腾,起义的
条件已经成熟,进步的前景越来越暗淡,等等,等等,我们主要使用来自感
官的隐喻描述社会事件。同样,社会科学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写出结构、水平、
下降趋势、加速或平衡。然而,来自社会科学分析的中间层次的概念,却越
来越多地被用来阐述事件是如何发生的,把一个事件同另一个事件联系起
来。例如,第 12 卷第 1 章提出“海洋中国”——一个与“大陆中国”不同的
生态、经济、政治和文化地区——的概念,可以用来描述外国影响进入中国
社会的渠道。在这个框架中,本章首先论及大陆中国。而且,由于第 10、11
和 12 卷主要论述政治史、经济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图阐述迅速发展的社会史
领域的新近成果。
读者会立即注意到,通常把“中国”作为单一实体来对待的尝试,正在
为详细研究所揭示的诸多情况所减弱。区别于外部世界的“中国文化的差异
性”,虽仍在打动旅行者的心,但这一陈旧观念却正被中国国内所发现的各
种亚文化群所打破。“中国文化”作为(中国独特的经济、政体、社会结构、
思想以及价值观交互影响所创造的)可视为同一的构成模式,在近代国际接
触的进程中,变得不是那么独特的和可以视为同一的了。随着我们知识的增
长,概括变得更加困难,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们敢以高度的概括来开始,断言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两方面有别
于所有别国的革命——人口规模更大,面临的变革更广泛。中国的人口规模
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广泛的变革也往往延长了革命。
让我们首先研究连续不断的事件。中国在 19 世纪经历了一系列的叛乱
(白莲教,1796—1804 年;太平天国,1850—1864 年;捻军,1853—1868
年;回民,1855—1873 年)和一系列的对外战争(英国,1839—1842 年;英


① 我们格外感激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柯文、迈克尔?加斯特、孔斐力和马若孟就本章提出的有益
意见。



法,1856—1860 年;法国,1883—1885 年;日本,1894—1895 年;1900 年
的义和团国际战争)。在 20 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革命:结束古代君主制
度的 1911 年的共和革命①,建立国民党独裁的 1923—1928 年的国民革命,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和 1966—1976 年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
命。
这些里程碑表明,在满族的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旧秩序结构极为牢固,
自我维护极为巧妙,能够经受住一个世纪的民众叛乱和外国入侵。然而,正
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它对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近代运动的适应,对科
学和民主的适应是如此缓慢,以致最终必然让位。
规模宏大促成了这种缓慢。例如,在 19 世纪 80 年代架设电报线路之前,
北京与省会福州和广州间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驿站,一趟至少需要两个星
期。清帝国无法作出迅速反应。19 世纪帝国主义的多次战争,主要取决于中
国周围的外国海军力量。例如,四川的 5000 万人(现在为 1 亿人)甚至在
1937—1945 年也未受到日军的侵袭。中国的“四万万”人口(现在为 10 亿
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没有通过扫盲、报纸、电信,或乘轮船、火车、汽车
旅行的方便而成为一个整体。在这块土地上,农民生活的变化只能是缓慢的。
对近代中国变革的理解,是线性模式解释和循环模式解释两个历史学派
之间争论的问题。线性观点,强调近代增长的影响不仅在人口和经济方面,
而且特别在生产技术、政治民族主义和科学思想方面;所有这一切,都有助
于一些人想象为“近代化”,而另一些人则愿意称之为全面革命。循环观点,
看到一些方面的反复:中央政权的衰落,内战和外国入侵,普遍的混乱和贫
困,中央政权的军事复兴,谋生之道的恢复与发展。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个
模式在不同结合中相互交叉。革新与复兴并非互不相容。近代中国采用外来
的经验,但更多的还是采用自身过去的经验。
从 1800 年到 1949 年,中国文化的差异性尽管已在减弱,仍顽强地继续
存在。包括在汉字书写系统(日本、朝鲜和越南靠增加它们自己表示语音的
系统而摆脱出来)之内的中国伟大传统的种种载体,像清朝保持它的统治权
一样,顽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的同一性。事实上,中国的古老国家
与古老文化的共生现象,是它们共同长久存在的一个秘密。
假如我们看一看中国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发现儒家学说的信条
曾使北京的帝国统治和农村的家庭家长制合法化。王朝君主政体只是在儒家
学说被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条破坏之后才解体。①国家间适者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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