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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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孔子（1）
上帝是什么？人们说，上帝是惟一的“神”。
　　“神”又是什么？是先于一切，而又创造一切的无上的存在。
　　“无上的存在”又是什么？是无可言说的存在，无可言说，人们偏偏又不得不言说，因此，它是人们从无限丰富的想象之中抽取出来的“惟一”的“存在”，也即最终极、最高端的绝对抽象的存在。
　　上帝终归是什么？
　　是“先于一切”者，因此，在人们的脑海中，它至多也只能是某个关于一切的“名”；
　　是“创造一切”者，然而，除了宇宙、自然，凡在人类周围的“一切”，真正的创造者其实几乎全都是人类自身，或者说是所有人类总体的智慧。因此，在“上帝”身上，必然赋有所有人类总体的智慧。
　　是“无上的存在”者；
　　是“无可言说的存在”者：……
　　因此，愈来愈明白，上帝终归是人们心中关于创造一切的，包括创造宇宙的、自然的，以及所有人类总体智慧的惟一抽象的“名”。
　　更说白了，上帝是人们从对宇宙、自然，以及从对全人类总体的真理、能力、智慧等等的无限的具象和想象之中，最后、最高、最终极地抽象出来的“名”。
　　按照上面的解说，大家不难理解，为什么凡崇拜和信仰上帝的人们的大脑，不太容易受到其他任何人为的框框条条的局限，因此，它们将最有可能处于自由的思维（记忆、理解、具象、想象、抽象……）状态之中。
　　其实，上帝之“神”，在每一个人的脑海中、身体中、心灵中，如同“月映万川”，均是平等地“分有”。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脑海中、身体中、心灵中全都平等地分有上帝之“神”，所以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每一个人都天然地具有上帝赋予的智慧，也即全人类总体抽象的智慧。因此，每一个人都天然地拥有最基本的“言”、“行”、“思”的权利，并从而更进一步，都天然地具有发现、发明和创造一切的智慧的可能性。
　　正是因为上面所述，所以近500年的人世间，凡崇拜和信仰上帝的人类，他们的人性及其大脑，从智慧终极的意义上得救了，也即进化了、聪明了、发展了。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孔子是什么？
　　孔子是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一位真实的中国古代士人，他终身以维护封建周礼为使命，年轻时藉教学授徒抬高了自己的身价，他汲汲于仕途且短期得逞（做上了大官），并立即露凶杀人，然后，他却又如“丧家之犬”，辛苦奔波于各大诸侯的国门之间。
　　孔子曾做过什么？
　　孔子略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并编篡了中国人最古老的“教材”——《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下面是孔子简单的履历：
　　30岁之前，志于学礼、问礼、知礼；
　　30——50岁：办私学，主要传授关于礼、乐的知识；
　　51——54岁：做官。最高做到鲁国宰相——大司寇；
　　55——68岁：如“丧家之犬”，奔波于卫、宋、郑、陈、蔡、楚等国之间，除在卫国呆了较长时间之外，终不为所用；
　　69——73岁：因弟子入仕于鲁，返回家乡，直至逝世。
　　孔子最终追求什么？
　　终孔子一生，学礼、问礼、教礼、授礼、施礼、行礼，直至“克己复礼”，并以此为“仁”，且高唱“仁者爱人”。可是漫长的中国历史却偏偏深深痛苦地证明：从“礼”到“仁”，实属南辕而北辙。正是因为过于固执于“礼”，而使孔子“仁”的初衷与中国人实际上的历史渐行渐远，致使近代的中国反而最不“仁”，最失“人”，以至今天的中国人反而更严重地匮乏“天赋*”最基本的常识。

上帝与孔子（2）
以上说的是孔子一生短暂的历史，由于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孔子的执著地崇拜和信仰，以至在冥冥中的同时，也高度浓缩地影射了中华民族漫长过程中的历史。这个历史在近500年（比较崇拜上帝的西方人）的一个最显著的后果，即中国人愈来愈变得沉沦了、愚昧了、衰败了。
　　让我们来全方位地比较上帝和孔子：
　　上帝是无限地永恒，孔子是有限的暂时；
　　上帝是无形地普遍，孔子是有形的特体；
　　上帝是最高而终极地抽象，孔子是过时而僵化的具象——偶像；
　　上帝是永远开放的普遍人类的智慧，孔子是永远封闭的特体个人的无知；
　　上帝在每一个信他的西方人心中，是与其个人自己融为一体的灵光四射的“神”，孔子在每一个崇拜的中国人心中，是与其个人异己并牢固地禁锢其灵魂的“锁链”和“监狱”；
　　………
　　有这样一条重要的人学规律：人们长期崇拜谁，就将终于最像谁。
　　西方人长期以来崇拜上帝，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上帝，从而他们也愈来愈显示出永恒、普遍、开放的“上帝”的聪明和智慧。
　　中国人长期以来崇拜孔子，所以他们的人性愈来愈像孔子，从而他们也愈来愈显示出过时、特体（如一盘散沙）、封闭的“孔子”的愚昧和无知。
　　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差别，最关键的“根”即在于此：西方人长期以来崇拜和信仰的是一个内涵最抽象、最丰富、最灵活的非偶像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永远抽象的“名”；而中国人长期以来崇拜和信仰的却是一个内涵最具象、最干瘪、最僵死的偶像的“孔子”，“孔子”是一个永远具体的“偶像”。
　　事实上，不仅崇拜孔子的偶像是极端错误的，即使以其他任何人作为崇拜的偶像也同样是极端错误的。由此，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决不仅仅是在批判孔子及其儒家的本来的错误，同时也是在批判中国人长期以来把极其错误的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主张当作偶像来崇拜的更加错误的民族传统的坏习惯和过程。
　　错误的偶像，再加上更加错误的崇拜偶像的民族传统的坏习惯和过程，这双重的错误，实际上已经严重地窒息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的几乎任何一点发展进化的可能性。这简直就是中华民族永远不尽的愚昧、不幸和灾难的根源。
　　不要说中国人，即令西方人，在他们宗教信仰的历史中，由于一度让曾是具体历史人物的耶稣的偶像参与到他们与抽象的“上帝”之间，事实上也使他们不得不曾进入了一个漫长的蒙昧的“中世纪”。直到近代西方新教的革命，再次重申并确立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这才终于摆脱“中世纪”蒙昧历史的重负，重又回到非偶像“上帝”信仰的无限、无形、抽象、开放、自由的人类智慧发展的正确轨道。
　　由此，大家将不难理解我为什么要把对孔子及其儒家的批判坚持进行到底的决心，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有三：
　　其一，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主张，原本就是严重地违背人类思维规律和人性规律的非常有害、非常错误的东西；
　　其二，孔子及其儒家作为中国人长期以来崇拜和信仰的偶像，更是民族文化传统中极其错误和极其有害的坏习惯和过程。
　　其三，由于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长期以来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垄断地控制，中国人的文化基因，乃至中国人的社会制度、精神体制等等，实际上已完全地仅仅由他们传统的“五毒”（复古、唯上、独断、人治、专制）所惟一地决定。
　　上面所述的这三重错误，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中国人有害的坏习惯（过程）、坏制度、坏体制，使得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基因”传统，事实上已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长期以来以至永远都不可能摆脱的愚昧、不幸和灾难。
　　今天的人类已经完全有理由充分地认定：凡是崇拜偶像的民族，全都是严重缺乏高度智慧的民族，因而也全都只能是毫无希望的民族。而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两千多年中，根本就是一个只会崇拜和信仰偶像的民族。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都是中国人自己树立起来的偶像，而在所有这一切的偶像之中，孔子则是经历时间最长，接受香火最多的最大的偶像，而历代推崇孔子的统治者本人以及那些自封为“大儒”的文人骗子们，则同时也全都成了其同时代老百姓心中活着接受崇拜的偶像。这就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之所以永远都离不开孔子及其儒家“偶像”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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