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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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5）
在鸦片得到中国人的普遍欢迎并且销售量节节上升之后，英国人终于把鸦片视为取得他们与中国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了。英国人在征服了印度之后，就在印度大量地生产鸦片并形成对于中国的出口之势。1729年中国进口的鸦片只有200箱，但到了1767年已经超过了1000箱，1800年则超过了4500箱。鸦片似乎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有效地对应起来了。19世纪20年代，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而到19世纪30年代初，这个数字上升到每年900万两。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众人皆知了。因鸦片引起的贸易战发展为军事上的战争。这场战争最大的表现，在于反映了东西方在很多方面的差异：比如说对商业的认识，对军事的认识，对外交的认识，对民众的认识……而这场战争算是彻底暴露了这个看起来很强大的东方帝国的虚弱。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清帝国表现得几乎不堪一击，“天朝”的威严顿时坍塌。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总结这场战争时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说是实力对比的结果，是军事上的失败，更是经济实力、组织方式、制度方式以及认识和思维方式的失败。最重要的，还是组织上的重负以及文化传统本身的脆弱。当时的中国是由无数农村组成的一个大集团，在这样的集团中所形成的呆板、效率低下、运转缓慢，以及所形成的不能精确管理的弊端要远远大过于贪污的后果。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国家有着近乎完全的精神和信仰，但在本质上，由于缺乏科学性而带来组织上的根本缺陷，制约和限制了社会向精细以及合理的方向过渡。这使得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以及很多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一个死胡同。
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由于整个制度方式承续着明朝，清朝在性格上也有着明朝的特点。这个国家有着极端的内向性，整个结构缺乏内部以及外部的竞争。在这个制度看来，维持着亿万农民安居就业和上万官僚宁静在职，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了，这种低级的平衡似乎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为保持这样的平衡，政治制度不会也不愿意对财政作更大的变革，并寻求科学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变革和发展所需要的知识储备以及理想支持也不够。在这种前提下，整个社会运转到了一定时期，必然失去一种方向感，社会不可避免地跌入一种停顿和恍惚的状态。
当数百年后，人们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这样说：鸦片战争打破了这样的状态，这样的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即使不是发生在1840年，也会发生在不远的日子里；它不是由鸦片引起的，必定是由另外一种方式引起的。从这一点上来说，鸦片战争的确带有不可避免的宿命意味。
1840年以后，战争并没有立即使这个缓慢的、腐朽的古老国家醍醐灌顶，对于清朝的刺激，也远远没有达到让它发愤图强的地步；这块土地上的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嗅到鸦片呛人的硝烟。也许，这是因为古老帝国的承受力太强了，人们见得太多，也司空见惯，总是习惯于从容而麻木地对待巨大的变故。从官方的态度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只不过是天朝在一场与西方野蛮人的小冲突中输了一点颜面。清国不屑在这样的失利中改变自己的立场、态度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清政府并未组织相关的调查委员会来研究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追究责任；也没有派出官员出国考察，更谈不上在组织上作任何更改。一切都是在原地踏步，官方的记载甚至声称，海上野蛮人已被赶走。清国不顾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的教训，一如既往地拒绝把外国人当作平等民族对待，拒绝与他们建立被视为正常交往的外交关系。《南京条约》的很多条款被置之不理，清政府给西方人设置了很多障碍。至于这个国家的民众，仍然一如既往地重复着先前的生活。东方和西方还没有心平气和地进行对话，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彼此都是不可理喻的怪物。一位叫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到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中午就没有睁开。”至于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一直是麻木、呆滞和无助的形象，在中国生活了50年的英国人麦高温描绘说：“中国人看起来并不吸引人，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声音尖利而不悦耳……他们的颧骨凸出，扁平的鼻子就像是老祖宗在某次受伤之后传下来的。他们的嘴很厚，嘴巴宽大无比……那双窄窄的黑色杏仁眼神，细小的眼球在眶内转来转去，就像是与外部的世界捉迷藏。”
第一章 鸦片的宿命（6）
双方所描写的，只是在相貌以及感官上的隔膜。实际上双方在思想、认识、习俗和文化上的差距更大。这样的差距，使得从此之后双方之间越来越频繁的磨合风生水起。这也注定，今后的100年，是一个并不平静的100年。
在鸦片战争起始的那一刻，从没有人意识到，一场从古到今为止最大的变化就将来临。即使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切看起来都是缓慢无比。中国人仍在悠闲地享受慢的乐趣，优哉乐哉地按照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游手漫游于乡间小道、林间空地，以及线装的古书中，仍旧把那些断章绝句像野花一样，撒得遍地都是。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一次重重撞击，国人的反应仍是缓慢的，缓慢得像几乎没有人察觉。
李鸿章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应运而生。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安徽省的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李鸿章17岁，那一年，李鸿章按部就班地参加了科举，考取了秀才。
相比于乾坤挪移的自然之势，一个人的力量总是微不足道的，那种竭尽全力的努力就像纸人在风雨中的飘摇。一切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什么也不能改变，什么也谈不上改变。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1）
2006年7月的一天，我来到了现在的合肥市瑶海区磨店乡祠堂郢村。来这个地方，是因为我想了解一个人的来龙去脉，感受一个地方的气韵和脉搏，并以此来推断一个人依稀的灵魂。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离市区并不远的地方竟是如此破败荒凉。从合肥市中心向东，小车一直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公路的两边，都是破旧的屋舍。虽然这一带离市区只有十几公里，但恍惚间，仿佛相差好几个世纪。我们来之前，刚刚下了一场雨，村级公路更显泥泞不堪。车子在这样的地方行驶，我们的心情一下变得沉重起来。
这是夏天，烈日灼人。满目望去，阳光下一片葱茏。风热烘烘，知了在高高的杨树干上不停地鸣叫，空气中一直弥漫着泥土的腥味和牛粪的臊味。
我们一直问着路寻觅而去。令我们感到奇怪的是，竟有许多人不知道李鸿章。他们对我们的问话频频摇着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鸿章的老家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所在的地方与100多年前那个大人物的关系。一个老者在听到我们的问询后，竟然反问道：李鸿章我怎么不知道，是那个财主吧？让我们哭笑不得。当年，这个名字曾经如雷贯耳，然而在岁月懵懵懂懂地向前挨过100多年之后，却一下子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类最以为是的荣光和功名，是经不起时间的腐蚀的，时间能将一切都濯洗得干干净净，就像海水冲刷沙滩，能将所有的一切荡涤抹平。
快到磨店乡政府的时候，我们终于从一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那里得知了李家祠堂的确切方位。我们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来到了一个村庄。这个名叫于湾的村落同样荒凉而破落，村子里的房屋七零八落，一点秩序都没有。刚进村口，就可以看到散落在地表的破损的旗杆石、石鼓等。我一边用相机拍摄，一边想像当年村落的格局。问及村里人这里有什么与李鸿章有关的遗迹时，村里人说，当年李鸿章的父母曾合葬在这里，但现在墓已不在了。他们还说，以前这里有一个李家祠堂，很大，后来全拆了，现在改建成小学。在学校里，还有几株李鸿章种下的树。
因为是暑假时间，于湾小学的大门已锁上了。我们找到了保管钥匙的人家，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妇人见我们想看李家祠堂的遗址，便带着她的儿子为我们开门。一进大门，便见到操场的右边有两株茁壮的树。据介绍，它们正是当年李家祠堂门口的众多树中的两株。在学校的后院，我们还见到了一株老树，这株老树叶子翠绿，树干粗壮挺拔，非常漂亮。这种树叫望春树，来自日本，一般都是种在神社当中的。据说，这株树是李鸿章70岁那一年，夫人赵小莲死后，时任清国驻日大使的李经方回故里守孝，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特意送李氏父子4株名贵的望春树，以示哀悼。这4株名贵的望春树，两株种在大兴集的赵小莲墓地，两株种在李家大祠堂中。李家大祠堂中的两株望春树，后来死了一株，现在只剩一株了。由于时间久远，这株幸存的望春树，树干的一部分已经朽烂，只好用水泥糊上。在离望春树不远，还有两株异常茂盛的腊梅树，树叶密不透风，绿得发亮，像长疯了似的。这两株树都有100多年了，这么长时间的腊梅树，居然如此葱茏，这着实是一件奇妙之事。据介绍，李鸿章母亲逝世后，李鸿章陪伴着灵柩回归到故里，在将母亲安葬在于湾附近之后，李鸿章曾经在这里守孝3个月，有一段时间，就住在李家祠堂。那段时间，李鸿章无事时就来到这两株腊梅前，静静地凝视着这两株树，若有所思。大约，李鸿章是想起1860年去世的侍妾冬梅了吧。1860年左右，正是李鸿章生命中最严峻的时刻，在不长的时间里，李鸿章接连失去了自己的侍妾和夫人周氏。国运不明，前途不顺，自己又屡失亲人，那段时间，李鸿章进入了他的人生低谷，心情灰凉无比。现在，这两株腊梅仍郁郁葱葱，每到冬天，树上总结满梅花，香气扑鼻。与人相比，树的生命力似乎更强，人已乘鹤西去，地方物是人非，但树却如此的茂盛葱茏，这个地方的精灵之气，大约躲藏在树中了吧。
第二章 尘归尘，土归土（2）
辗转一番之后，我们来到了离于湾村数公里的祠堂郢村。这里，算是李鸿章的出生地。李鸿章位居直隶总督之后，曾有一个在当时极负盛名的风水先生来此地勘察，当他步行到离祠堂郢村5里路左右的“少荃湖”一带，向祠堂郢村那边一看，当时就说不出话来——只见不远处一脉长长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