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仇敌忾:黄埔将帅浴血抗日记-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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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权的指挥果然奏效。日军连续攻击打了一上午，被特务团消灭了好几十人，才推进200多米。即便如此，日军也颇为得意。他们一面催促后面的人迅速跟着攀崖，巩固刚占领的地段，一面从右侧攻下沟来，企图以多路攻击一举攻占水窖洞的洞口。结果踩响了好多地雷。为减少伤亡，他们又改成一路进攻。这样一来，便陷入了特务团左侧高地和水窖洞口右侧崖上两翼火力的夹击之中。日军是躲不开又逃不掉。整整一个下午，突进到沟底的200多人，还未接近断桥南口和水窖口的核心防卫工事，就悉数被歼。
5．血战黄崖洞（6）
日军吃了八路军侧射火力的亏，14日便改攻特务团第二营桃花寨西山及1568高地，企图消除侧翼的火力威胁。但战斗一开始，敌人的进攻就被特务团第四连第二排的战士顶住了。战士们一会儿用手榴弹砸向敌人，一会儿又与敌人在雪地里展开白刃格斗。整个上午，战斗都处于胶着状态。为减少伤亡，二排主动撤到连主要阵地。日军占了二排阵地后，稍加巩固，便向水窖洞口阵地猛攻。不过，此时敌人已是强弩之末，攻到傍晚便没了后劲，草草收兵。
15日，日军加强了兵力和火力，分兵两路围攻特务团第八连防守的水窖工厂区。战斗出现了四天以来最激烈的场面：弹若飞蝗，炮似连珠，爆炸声不绝于耳，黄崖洞上硝烟迷漫，直搅得天昏地暗。第八连指战员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守住了水窖口阵地。
16日一整天，敌人还是被拦阻在水窖洞口，进不了工厂区。恼羞成怒的日军使用了火焰喷射器，水窖口阵地顿时烈焰腾腾，坚守在此的第八连12名战士猝不及防，全部壮烈牺牲。晚上，根据兵工厂机器设备已转移完毕，只剩下一个大锅炉无法转移的情况，左权指示要派人把工厂的所有厂房全部炸毁，特别是那座锅炉房，炸塌后要在其周围埋上地雷，并做好标记。左权交代，这样做是为了给敌人以兵工厂已被其炮弹炸毁的假象，保护锅炉，防止敌人的破坏。
特务团的战士们执行完此项任务后，主动撤离水窖口和断桥南口阵地，并将敌人占领的水窖口主阵地全部用地雷封锁起来。至此，仗已打了6天，可是日军却连兵工厂是什么样子都还不曾见到。一个小小的黄崖洞，让骄横不可一世的“皇军”吃尽了苦头，也丢尽了颜面。
17日，日军再次向水窖洞口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遭到特务团顽强火力阻击后，又有一部分日军改攻特务团第二营第五连防守的1650高地，企图迂回控制整个黄崖洞，但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不过，最终有一小股日军闯进了工厂区。但是，他们所见到的场景是：十几座厂房倒塌在一片碎石瓦砾之中；厂里一个人都没有，不要说机器，就连带有兵工厂标志的一个螺丝钉都看不到。这就是东京新闻大吹大擂的现代化的、有3000 工人的八路军的兵工厂，这就是能生产与日本“三八”大盖相媲美的中国式步枪、五〇炮及令其防不胜防的各种地雷的八路军的“掌上明珠”。几十个敌人在工厂区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反而引爆了埋在里面的各种地雷。
11月22日，八路军总部公布了黄崖洞保卫战的战果。此次战斗，在左权的直接指挥下，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以1300人的部队，抗击了5000多敌人的进攻，歼敌近千人，我方伤亡仅166人（其中牺牲40余人），敌我伤亡比例六比一，战绩辉煌。此次战斗，“开中日战况上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记录”。
11月底，左权来到特务团驻地洪水镇苏峪沟，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特务团的全体指战员，并代表总部为特务团召开了庆功总结大会。在会上，左权宣读了朱德、彭德怀给全团指战员的贺电，并宣读了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执行命令的模范”及“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光荣称号的命令，同时授予特务团“保卫水窖立战功”锦旗一面。
表彰仪式结束后，左权利用战斗间隙对黄崖洞战斗进行了系统总结。他高兴地说：“这次黄崖洞保卫战打了八昼夜，打得很好，特务团最终以敌我伤亡六比一的战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确保了兵工厂的人员和机器设备的安全，圆满完成了总部赋予的光荣任务，立了大功。”特务团的干部战士都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有着顽强的战斗作风，执行命令坚决，是全军执行命令的模范。左权还说，这次战斗的胜利，意义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效保住了兵工厂人员、机器、材料的安全；二是大量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三是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战斗力；四是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振奋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志，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五是积累了坚守阵地防御、大量歼灭敌人的作战经验。左权同时也指出了战斗中存在的失误，主要是对敌人进攻方向的判断不够准确，战斗中兵力、火力相互支援不够，夜间反击敌人不够有力。他要求特务团通过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再接再厉，保持和发扬黄崖洞保卫战的优良传统和战斗作风，加速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全国人民一道去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一九四一年战役综合研究》中指出，黄崖洞战斗为1941年以来在各地历次反“扫荡”中“最成功的一次”，“不仅我受到损失少，同时给了敌人数倍杀伤，应作为一九四一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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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潜心研究抗日战争理论（1）
“与敌人作武装斗争，必须研究敌人的军事政策，
从中产生自己的作战对策和战略战术。”
根据抗日战争实践的不断发展和继续作战的需要，为更好地研究和总结八路军在作战、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是为了配合全军的军事教育，左权以百团大战为契机，先后撰写了《论战争指导、军队组织和战术问题》、《论我军的后勤建设》、《论晋察冀边区反“扫荡”战的伟大胜利》、《战术问题》、《各种情况下之后勤工作》、《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等论著。左权军事论著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当时军内外的思想实际，有的放矢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例如，结合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左权主要对三个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一是关于战略战役的作战指导问题；二是关于对日作战的战术问题；三是关于抗日作战的后勤保障问题。
在展开具体研究上，左权从考察、分析、探讨敌我双方具体的军事斗争入手，力图从实践和经验中把战争规律概括成明确的要点，建立一种益于实践操作的、与战场作战实际相结合的作战理论，把深奥的作战理论变成八路军各级指挥员在实践中能够适用的能力，变成部队作战行动的指南。
在研究作战指导问题中，通过对百团大战具体实战的反复研究，左权认为，现阶段坚持华北抗战的基本任务，就是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以军事斗争为主，同时配合其他各种形式的斗争。因为没有军事上的胜利，一切均无从谈起；同样，没有其他斗争的配合，军事斗争也难于推进，其获得的成就也难以巩固。为此就需要有正确的作战指导与组织原则。
在作战指导上，涉及敌我两个方面各自条件的对比和权衡，正可谓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左权认为：与敌人作武装斗争，必须了解敌人，必须研究敌人的军事政策，从中产生自己的作战对策和战略战术，这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全面阐述日寇目前在华北所采取的军事政策，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左权于1941年3月31日应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之邀，亲自去做了一次《敌寇在华北之现行军事政策》的报告。左权认为，敌人目前在华北军事政策的中心，是要改变华北现在的形势，变点线的占领为面的占领，以达到巩固地占领华北之目的。为此，日寇在华北采取了四条军事方针：一是以军事为主，辅以其他斗争形式相配合；二是强调以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主要作战对象；三是坚持长期作战的思想和军事准备；四是在战略上一贯采取攻势行动以及与之相辅助的其他行动。从以上这四条方针出发，左权又逐一分析了敌人的据点政策、交通政策、伪军政策、“扫荡”作战、交通线与据点守备、特务工作等军事政策的产生、发展和特点，并指出，在具体实战中，对于敌人的各个具体政策的认识不应该是孤立的，而是密切关联、相互依存的。他还强调指出，我们认识敌人在华北现行各种政策的目的，在于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对策和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去应对，以更大的努力去彻底战胜敌人。
6．潜心研究抗日战争理论（2）
为了增强理论研究的指导性和操作性，左权不仅注意研究日寇的军事政策，尤其注意研究日军在华北战场所采取的具体战术。他曾多次指示各部队，要多向其提供关于日军“扫荡”战术和行动规律的材料。凡是缴获的日军文件、刊物及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日军材料，他都细心研究。左权认为，目前日军采用的仍是一般战术的游击战术而已，因无群众基础，不免流于空洞，作用不大。其采用的战术总的来说包括：突然袭击，这是日寇对付八路军“新战术”的基本内容；迂回包围与中央突破并用，但惯用的仍是迂回包围；积极创造条件打埋伏，力求不断消耗八路军有生力量；多以组织夜间袭击或夜间攻击行动，拂晓急袭；对八路军坚守的阵地或村落实施优势兵力包围后的强攻；畅通的通信联络和周密的侦察警戒等。
根据日军所强调采取的各种作战行动，左权指出，要对八路军实施正确的作战指导，除了要了解敌人外，还必须注意解决好己方存在的问题：在战略指导上，既要反对只一味向敌进攻，不作反“扫荡”作战准备或进行反“扫荡”作战的冒险主义，又要反对只停留在根据地里等着敌人来“扫荡”，而放弃有利条件，不向敌人作各种主动进攻，或一味退缩让敌人“蚕食”的保守主义倾向；要有团结一切有利于抗日力量的意志与全局观念，注意反围攻与围攻作战的统一与协同，从整体上避免孤军作战；掌握正确的内线的外线作战及主动的对敌作战的指导精神，达成作战的突然性和速决性；注重发挥一切抗日力量以及地方军、民兵的作用，不断提高其政治觉悟、军事技能和纪律素养，使之日益向正规军发展，形成全民抗战的人民战争的崭新局面，反对限制、削弱群众武装的错误做法；无论是进攻性的或防御性的战役与战斗，各个区域（分区）都要有独立作战、独立坚持的能力；一切军事行动，都必须与民众的抗日斗争有密切联系，既要有群众的广泛参与，又不浪费民力，既要有集中的指挥与组织，又不要违背群众意愿与民主精神，既要领导群众进行英勇斗争取得胜利，又要不给群众过多的损失与牺牲；各级军事指挥员和地方党政领导，都要时刻树立军事行动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积极、主动、密切结合的观念，以我全面斗争对日军的“总体战”、“全面战”，反对单纯的军事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