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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

我是宋朝人-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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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是一场大悲剧(2)
赵顼下令大开天章阁之门,把王安石迎入赐坐。他内心非常激动,自己虽然贵为皇帝,但是每天所接触的人,多是唯唯诺诺之徒,有谁真能为我分忧。这个慕名已久的王安石,气宇恢宏,目光如炬,确有一副能担大任的样子。难道梦想多年的变法大计,就要依靠他来实现?他想问安石的话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就对安石说:“你在7年前所写的那本万言书我已仔细看过,其中所提到的许多新法以后我们都会认真讨论,逐步实行。今天我想问你的,是治理国家以何事为先?”安石从容回答:“择术为先。”(立个目标,定个标准)赵顼又问:“唐太宗怎么样?”安石又答:“陛下当效法尧、舜,岂能只学唐太宗!其实尧、舜治国之道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后世的学者不能理解,以为高不可攀。”赵顼听了这话,不禁开怀大笑:“你对我的要求可真不低呵!我自己衡量一下,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今后就希望你尽力帮助我,共同朝这个方向努力吧!”和王安石的第一次见面,使这个年轻的皇帝心潮澎湃。在他周围的人从来没有这样鼓励过他!这个21岁的决心变法之君与这个47岁的决心变法之臣不仅成了忘年之交,而且成了知己,从此以后,他们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变法。
  司马光怒斥新法
  在第一次见面之后,赵顼几乎每天退朝,都要把王安石留下来长谈。有一次,他向王安石说:“有个问题,我想和你从容探讨一下。唐太宗一定要得到魏征,刘先主一定要得到诸葛亮,然后才能有所作为。但是这样的人才不是时时都有的,要多年才出一个。你看是不是这样?”安石连忙抢答:“不然。世上但愁没有明君,不愁没有人才辅佐。陛下诚能为尧、舜,就一定会出皋、夔、稷、契来辅佐你。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哪里会没有人才!如果陛下治国的大计没有决定,或者用人不够推诚,虽有皋、夔、稷、契之贤,也会被小人所蔽,难以立足。”赵顼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又接着回答:“正因为是尧、舜,才能辨四凶而诛之。如果让四凶进谗,人才是无法安身的。”君臣双方,都是话中有话。王安石是说,只要你做皇帝的能够决定治国大计,不愁没有人才来辅佐你。赵顼是说,只要你努力从事变法,我会替你清除小人。不会让你受到小人的干扰。
  在赵顼的催促之下,王安石拟出了一份又一份的变法方案,提交有关官员讨论。概括言之,整个的变法方案不过是四个方面一共13项具体办法。
  属于民政方面的计有:
  “青苗法”——贫苦农民以青苗抵押借款,受到高利贷的剥削。实行“青苗法”后,由地方政府低利贷款给农民,以助贫民增产,防止富豪兼并。
  “免役法”——原先百姓除交租税外,还要服力役。服役方式多种多样,不胜其烦。实行“免役法”后,不再服力役,只统一缴纳免役钱,由政府雇工服役。
  属于财政方面的计有:
  “方田均税法”——订出统一的办法丈量田地,分为五等定税。
  “农田水利法”——订出统一办法兴修水利。
  “市易法”——由政府拨出专款,设立“常平市易司”主持其事,于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平衡物价,杜绝垄断。又可向小农小工发放贷款。
  “均输法”——财政上一种调节措施,就是“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使输者既便,而有无得以懋迁。”
  属于军事方面的计有:
  “裁兵法”——英宗治平年间,全国养兵116万多人,神宗熙宁年间,裁为56万多人,差不多裁掉一半。
  “置将法”——宋廷过去把禁军集中于京师,遇有战事,点将统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实行“置将法”后,中央于各地置将,训练士卒,兵将互相了解,但均统于天子,军权不致旁落。
  “保甲法”——王安石认为要富国强兵,必须废除募兵制,恢复征兵制。实行“保甲法”后,以保甲组织为人民的自卫组织,并能为国家组训后备兵与国民兵。
  “保马法”——宋代对北方游牧民族作战,缺乏军马,辽国与夏国都禁马出口,购买困难。“保马法”是让百姓代国家饲养军马。
  “军器监法”——是生产与统一管理军器的机构。“军器监”设立后,民间进献器械法式者很多,果然军器大有改进。
  属于教育与科举方面的有:
  “太学三舍法”——王安石十分重视学校,制订“三舍法”。分太学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逐渐淘汰。上舍毕业生可直接任官,与科举取士相同。
  “科举制度的改革”——王安石在原则上是反对科举的,他主张以学校取士来替代科举。然而学校不能一旦而兴,科举也不能一旦而废,于是乃主张先改革科举的考试科目,及考试的方法。
  我们把上述四个方面一共13项变法的大致内容浏览了一下,就会觉得奇怪。因为这次变法涉及的方面很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有,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面对这么一大堆方案,每个人只能提提意见,发表自己的一些看法而已,不可能立刻提出一个笼统的“赞成”或者“反对”的答案。
  可是事情就有这么奇怪,就在青年皇帝一再表态坚决支持实行变法那一年的下半年,不少重要官员,文人学者,都公开反对新法,希望皇帝不要采用新法。带头提出反对意见的,就是司马光。
  这是什么原因?是司马光为人不够正直,抑人扬己?不是。在当时,比王安石大两岁的司马光成名比王安石更早。他受父亲司马池的熏陶,笃诚好学,为人老成,15岁时所写文章“有西汉风”,20岁就中了进士。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信念,没有根据,他是绝不会随便批评别人的。是他与王安石不熟,不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也不是。他和王安石同朝为官,年龄相仿,同为群牧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同居翰林学士,互相尊重,常和吕公著、韩维四个人一起聚会,言谈终日不倦,时称“嘉祐四友”。正因为他很了解王安石的志向与才能,所以他对王安石的评价,比当时任何人为高。在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中,他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变法是一场大悲剧(3)
窃见介甫(王安石字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享誉天下)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很不容易请他出来工作)。识与不识(认识他与不认识他的人),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大家都说王安石不出来工作则已,一旦出来工作,立刻可致太平,老百姓都会受到他的恩惠)。
  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之高,可谓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么,他为什么要起来反对新法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他在王安石所写的新法方案中发现了严重的错误倾向,所以急不可耐地起来阻止。这也反映了他对朋友的一片赤诚。本来,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面对面的争论还不会发生得这么快,是一件偶然的事引发了这场争论。
  公元1068年的11月,政事堂因为河朔发生旱灾,需要救济,国用不足,请求在明春祭天大典之后免赐文武百官的一笔银绢。这笔绢银属于奖金性质,经济困难的时候可以不发。这时的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是翰林学士,皇帝请各位翰林学士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司马光首先表示态度:“既要救灾,理当节约,免赐银绢一事可以同意。”王安石却说:“国用不足,不过是缺少善于理财的人,这事好想办法。”司马光立即指出:“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在民间敛财而已。”王安石寸步不让,反驳说:“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听到了这样一句话,平时心平气和极有修养的司马光不禁心头火起,立刻提出:“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凡是天地之间所生的财货百物总有一定的数量,这些东西,不在老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如果当官的想方设法要从老百姓手里夺取财物,那实在太容易了。西汉时代的酷吏桑弘羊欺骗汉武帝说:只要实行一些新的财政政策,就可以民不益赋而国用饶,这和你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一个意思。你们这次变法中所提出的‘均输法’与‘平准法’就和桑弘羊提出的完全一样,名称也都相同。小商人出身的桑弘羊为了讨好皇帝,什么花样都想得出。他说对老百姓不加赋税,其害处远远超过正式的增加赋税。你们这次变法如果是学桑弘羊的敛财之术,那就不是变法,而是在变戏法——从无变有,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不幸言中,司马光的确是从王安石本人的言论里发现了整个变法方案中严重的错误倾向;名曰理财,实际上是和桑弘羊的办法一样:想方设法,与民争利。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一提起桑弘羊的变法,眼前就会出现一幅惨绝人寰的灾荒图。汉武帝后期民穷财尽,饿殍遍野,天下户口减半的惨象并不是匈奴侵略造成的,而是桑弘羊等酷吏的苛政造成的。全国大部分地方,匈奴根本没有到过,而酷吏的搜刮,任何地方都可以达到。从小就接受仁政、爱民思想教育的司马光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与桑弘羊之流有共同语言的。他把这一套新法视为洪水猛兽,终身反对,绝不让步,对于王安石这个老朋友,他一再写信,劝他悬崖勒马,劝他改弦易辙。实在劝不回头的时候,他就不与王安石见面,甚至不惜得罪青年皇帝,一再提出辞职,要求退出这个实行新法的朝廷,搬到西京洛阳去写他的那部独特的史书——《资治通鉴》。对于司马光的怒斥新法,我们不忙评论,因为以后他还要出场,还要和新法再打交道。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王安石所说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不是真的,他能不能办到?
  司马光直指新法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是从桑弘羊的“民不益赋而国用饶”那里学来的。王安石未加否认,当然也无法否认,因为“均输法”、“平准法”(后改“市易法”)的确是从桑弘羊那儿学来的。我们能不能说,这件事,汉代的桑弘羊办不到,宋代的王安石能够办到?因为宋代的生产水平远远超过了汉代,城市的工商业开始发展,已经出现了纸币(交子)与汇兑(飞钱),可以用金融手段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我们的广土众民,农业始终是主要的生产手段,在老百姓中间,比例最大的还是农民。如果是小规模的试验性质,用任何超前的办法去理财都可以一试;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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