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臂上的花朵:人生与法律的奇幻炼金术-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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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岁那年,我发现我被南非政府视为恐怖分子,当时我正流亡海外,在南安普敦大学(SouthamptonUniversity)法律系执教。我受邀参与一场在耶鲁大学当代历史系举办的会议,但无法取得美国签证。为什么呢?因为我参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常被简称为ANC,即非国大),一个由曼德拉所领导的团体,而他曾是以推翻南非种族隔离为目标的“民族之矛”(SpearoftheNation,又称UmkhontoWeSizwe)'1'的总指挥。因此,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个安分守己的法律教授,但就我参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我是恐怖分子。幸好,几个月后,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游说团在华盛顿占了上风,胜过南非政府雇用的游说团。美国国务院修改政策,于是我就从恐怖分子的名单上除名了。
“恐怖分子”这个标签之所以惹人憎恶,并不仅因为它是个污名。在南非,成千成万的人因为被视为恐怖分子而遭受骇人听闻的对待。由于被当做恐怖分子,我们可以不经审判就被拘禁,单独囚禁,无法与家人、律师或任何人联系。什么理由呢?理由是有关当局正在对抗“恐怖主义”,对抗它们对南非进行所谓的全面开战。而他们同时也会牵扯苏联带来的威胁,与各种各样的危险祸害,诸如“黑祸”与“红祸”,以及当中国崛起时,“黄祸”的说法也随之出现,通过这些把他们以反恐为名的自我防卫正当化。然后他们便恣意将我们从家里与工作场所押走,关进大牢。
此时要保持勇敢真是不容易!大祸尚未临头之前,你可能会单纯地以为,倘若你被监禁了,就抬头挺胸、保持信念,然后誓死不屈。现实则完全不同。你被困在小小的水泥方块里。你一下瞪着你的脚趾,一下又瞪着墙壁。再瞪着脚趾、再墙壁、再脚趾、再墙壁,你不知道这到底要持续多久才会结束。你不知道能做什么,也没有人可以与你聊天。这不是人该过的生活。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是需要同伴一起过日子的。有些人想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因此花费数年的时间独自一个人坐在柱子顶端。我有位朋友是尼姑,她可以做到一两个月内完全缄默不语。但这是她自愿选择的结果,她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我被独自监禁则是出于被迫,不是让你借由沉思来陶冶灵魂,而是要透过孤独来毁灭它。
我仍记忆犹新,我当时是如何试着让自己有事可做,好让我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还有活跃的头脑与正常的情绪。我曾试着背诵全美各州的州名。我依稀记得我有次背出四十七个州,但我无法把它们写下来,所以在缓慢地按着字母顺序一路往下背之后,我不确定我到底背出了几个州。我那时两只手臂都还在,因此我像英文字母J一样吊单杠。然后我开始唱歌,再次按照字母顺序来唱:Always、Because、Charmaine—可说是一套1963年畅销单曲的私人精选。(顺道一提,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消息立即传遍世界,但我当时可能是唯一还不知道的人。大概有一周之久,我对此完全一无所知,因为我被监禁在一个与新闻隔绝的世界。一直到有个狱警实在忍不住,想把这惊天动地的消息讲给一个还不知道的人听,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了让自己感觉更像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会唱歌:
我将待在这里,一直待在这里,一年又一年,一直待在这里。在我所熟悉的小牢房里。我会待得好好的,一直待在……
另外,我也喜欢哼着由诺埃尔·科沃德'2'诠释、带有中上阶层风味的欧文·柏林'3'的曲子来振奋精神: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2)
我不会离开,一直留下来,我会抬高我的下巴,一直抬着。不止一小时,不止一个礼拜,不止九十天,而是一直不停。
将我拘禁的法律称为《九十日法》(90…daylaw),这部法允许政府在未经起诉的状况下将嫌疑人单独囚禁,最长可达九十天。九十天以来,我就像每个被关进来的囚犯一样,在牢房的墙上刻画记号,终于算到第九十天。我获得释放,我拿回我的领带和西装—它们是我遭逮捕时穿在身上的衣物,当时我正要走进我的律师事务所上班—我也拿回了自己的手表,然后我便说:“我自由了,我自由了。”但当我走出监狱来到街上,一名警员向我走来—他还先和我握了握手—对我说:“你被逮捕了。”我便又回到监所,再次交出我的手表、领带、西装。九十天可以再接着一个九十天、下一个九十天、再下一个九十天。 ̄米 ̄花 ̄书 ̄库 ̄ ;http://__
一旦你开启了贬损法治的那一扇门,便也将法治的那一扇门关上,也将人身保护令(habeascorpus)、正当讯问、公正审判的那一扇门关上。对国安部门来说,开门与关门永远不厌其烦。在破案压力下,他们向来想打开更多方便之门,所以他们需要九十天,然后又一百八十天,最后变成无限期的拘禁。上面提到的是我第一次被拘禁,先关九十天,接着七十八天,当时我完全不晓得要被关到什么时候才能获释。
两年之后(你并不会因为被关越多次而变得更坚强),我再次被拘禁。他们为了逼供,不让我睡觉。我白天和晚上都无法睡觉,有一个讯问小组对我咆哮,敲打桌面十分钟,再陷入死寂十分钟,交替进行,轮班执行一整天。当我开口要求一些东西吃时,他们似乎显得很愉悦,把饭菜递给我时,看得出他们在窃笑:我很清楚他们在那些饭菜中下药。而第二天早上,我的身体会反抗我的意志、我的心灵。想睡觉、想倒下休息的渴望几乎征服了我。我知道有人撑过四天、五天、七天,而撑得越久,他们最后会崩溃得越彻底。他们失去了一切自制能力。我害怕会变成他们那样子。理论上来说,我必须撑过三十六小时,使我的同伴有逃脱的时间。但我没有负责保护什么人,而我手上的信息也是两年前的旧闻。
他们对我的折磨已无关我手上的信息。他们只想打垮我。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比我强大。我当时没有想到让—保罗·萨特,后来我便想起他写到过法军在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刑讯。他指出,法军负责刑讯的单位,其目的不只是逼问情报而已,它更是要毁灭受刑人的意志、信心与自尊。这当中存在强烈的种族因素。透过刑讯,主事者企图把这些人生而为人的身份剥夺,使之成为比人低下的生物。他们不只感到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他们更感到他们非如此不可,因为他们得与邪恶作战,旨在消灭一群低等的、具有威胁性的生物。黑人受到种族歧视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在讯问者的眼中,我某种程度上比黑人更加恶劣。我身为白人,却造谣生事,煽动原本纯洁的心灵,从感谢政府变成痛恨政府。这个政府其实让他们过得比非洲其他的同胞更好。
那是我生命中最糟、最不堪回首的时刻。这可不是某些学者所空想出来的思想实验,拿来讨论政府实施刑讯的成本与效益。此外,如同其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刑讯案件一样,当我瘫软在地上、他们对我泼水、把我硬生生地拉起来的时候,并没有一颗正在倒数计时的炸弹要爆炸。我仍记得那些硬把我的眼皮扳开的粗重手指。我再次倒卧在地上,就会有更多的水泼向我,黑色、棕色的皮鞋在我身旁四处踩踏,表现出一种无声而井井有条的紧迫,而他们看到我的抵抗逐渐瓦解时,我仿佛感受得到一股被消音的胜利欢呼在四周回响。我当时所知道的所有情报都过时了。或许他们是想要我作证指控其他参与反抗运动的人。如果我招了,他们就取得双重胜利,因为我就可以被说成是叛徒,被我原先竭力对抗的体制所利用。他们追求的是霸权、宰制、权力、掌控和主宰。这些措施是系统性的,是预先组织好的,是被纵容的,更是种族隔离政策的一环。它们是这个尊奉白人至上的体制所不可或缺的,非采用这些肮脏龌龊的手段便无法维持这个泯灭正义的体制,而其不堪连在种族隔离的南非都让人羞于启齿,以至于被政府掩盖与否认。腐败的苹果直接摆在箱口,而非藏在箱底。半年、一年、两年后,施暴者陆续被法院传唤出庭,并否认他们的行为。法官看得到作证指控迫害的证人,但他们看不到淌流的鲜血、折裂的骨头和烧烂的皮肤。他们看到的是苍白、神经质、结结巴巴的受害者声称遭到虐待,然后再听取并接受国安警察的说词。毕竟,后者表示,他们的作为是在保护法官和其家人免于受到恐怖攻击。公允地说,确实有法官用行动证明,无论大环境如何黑暗,公正独立的司法良心仍有施展的空间。不过,令人难过的是,这种法官实在不多。
第一章 恐怖主义与刑讯的故事(3)
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囚禁时,我想着,如果我有机会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官员,我绝不可以对任何人做出这种事情。当你软弱无力的时候,你会试着想象当自己和那些羞辱你的人一样掌权时,会如何表现。什么是你所能施展的最大权力?你想到的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过于卑微渺小,以至于翻转这个权力关系对你来说根本不可能、根本无法想象。情感上,更有可能对自己说的是,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数年后,当我在记录我被汽车炸弹攻击并失去一只手臂的经验时,我发现我不断重复的一个句子是“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如果在我的汽车上埋置炸弹的凶手,在莫桑比克的法庭上被起诉但却因证据不足而获得释放—我写道—这将是我温柔的复仇,因为我们将生活在法治之下。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将单独监禁与酷刑折磨施加于那些曾如此对我们的人身上,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是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而已。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最荒唐、最离谱的是,我们明明极力反对恐怖主义,却被当成恐怖分子来处罚。从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到处都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只有社会民主(socialdemocracy)没有落入这种主义的窠臼。而其中一种因为与我们的理念背道而驰而被我们摒弃的“主义”,就是恐怖主义。以暴力还诸种族隔离所施加的暴力,它就是不对。恐怖主义采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