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北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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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不幸中的一幸。
　　雷正金还说，郧城返迁1万多人，政府现在采取三种救济办法。—是纳入城市低保，每人每月领100元救济款，这类人员占20％；二是帮助发展个体经济，比如搞小吃、卖服装、作馍馍、拉板车等，这类人员占50％；还剩30％是“三捡”人员，即捡破烂、捡江边消落地、捡废弃物，这类人员现在还有3000多人。在这类人员中还有“三多”，即离婚的多、疯傻的多、“劳改”的多。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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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郧县农业银行职工余国富的自述——
　　我爱人和孩子当时都是移民。我看过《蹉跎岁月》，但一点也不动感情，因为我们的经历写出来比那还动人。我爱人是老城十字街金家巷的人，参加工作就搞教育。1962年精简，简到她头上，回家了。1969年丹江水漫上来，淹了老城，要移民远迁，也有她的份。她和两个孩子迁到了嘉鱼县的钟畈大队，肚子里还怀着老三，那时，我还在郧县大柳营业所工作，每月52元工资，养活4个人，每月都欠一屁股胀。
　　妻住的那地方是湖区，抬脚就要下水。她不服水土，天天生病。烧柴不是上山，而是下湖，下到齐腰深的湖里去割湖草，一捆一捆扛上岸。每下一次湖，起来都难受得要死，她受不了。在那陌生地她生了孩子，自己生，自己接，自己养，没人照料，孩子7天后中风死去。
　　1968年7月下去，到11月他们娘儿几个就偷偷跑回来，一路上风餐露宿，逃荒一样。老城已一片汪洋，新城也没有落脚点，只有逃到大柳，住在营业所。那时单位只给职工一个单间，无法住，钱也不够花。第二年年初，天还下着大雪，她跟附近大队的干部好说歹说，答应给一个磨坊供她们母子住。由于太远，他们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就搬走了。而新居也是同样挡不住雪霜，遮不住风雨。后来，在大柳区领导的帮助下，离所五里的地方又租了一间草房，这算是比较好的，十个平方。她母子住进去，在地上打了桩，用竹棍子拴了一张床，坐上去吱吱响，砌了灶，房里都满了。床连锅、锅连床，案板架在锅台上。队上干部去亲热我们，一坐竹床就压垮了。下起雨，草房漏，虽是躲在屋里，也要打伞戴帽等天晴。就是这样还是住不稳，城里乡里四处清查，凡是迁往他乡的人都得回去。到处都在追、撵、送或通过组织做工作，非走不行。我是党员，这也得带头。1972年3月，她母子把被子一卷，又返嘉鱼，无奈啊！
　　回嘉鱼六个月后，她又拉扯着两个娃子，背着包袱，离开了那里。她不敢回家，只得悄悄住她娘家。到了第二年夏天，他们母子准备回郧县找我，连日奔波，在丹江轮船码头上等船睡着了，被小偷偷了个一干二净，回不来了，他们母子在码头上抱头大哭。正好遇到几个好心的郧阳船工，知道原委后，带他们回到了郧县……
　　财办知道情况后，解决了3丈布票，支行解决了50块钱，做了几件布衣服总算有了换洗的，这就是那时的家当了。城里没点儿落脚，只得又到大柳营业所，我只得再去找房子——我一生搬了11次家。妻子写了几十次申请，厚厚的一叠，希望组织批准他们回来，夫妻孩子在一起，什么可怜的词都用完了，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我气不过把它们一把火烧了。
　　妻子在大柳住下来，我又去给大队说好话，请队上给点口粮，同意后，她就去从事她完全陌生的沉重的农活——上山砍柴、扒红薯沟、点苞谷、挑大粪……1979年12月30日我调到支行来，情况有些好转。第二年夏天，为解决生活问题，我的老二进城在基建工地搬砖，暑天中午炎热，他累了、热了，跳进水库去浸一浸，谁知一下去就没起来。这年他16岁。牛高马大的，穿42码的球鞋，打捞起来，买了一副棺材，装得满满的。
　　组织上照顾380元，300元棺材钱直到1983年才还完……
　　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悲剧，100个家庭有100个家庭的不幸，一万个家庭有一万个家庭的眼泪……
　　我无法将所有移民和返迁移民的伤痛写尽。只愿这样的苦难不再轮回，只愿2010年汉江水抵达北京后，干渴的北方人用清沏的汉水泡上一杯茶，然后静静地坐下来，仔细品味这茶中不尽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