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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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经济发展的企业家阶层的情况下，开始其经济生活的。
那么，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专注于大项目即样板似的政府发展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成为经济变革的发动机，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涉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大的人工湖；建熔炉则是为了利用本国丰富的矾土资源。而且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本国的生产力，以替代来自欧美的昂贵进口产品。但是建设这些工业化项目需要大量贷款，这些贷款来自于银行、出口信贷代理机构和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组织。
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们再一次遇到了难题：如何保住西方获得第三世界资源和市场的渠道呢？殖民地的独立为西方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一方面摆脱了对殖民地的管理责任以及维护秩序和发展的直接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帝国的所有权益。但是独立也带来了挑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有可能成为本国经济的真正主人，最大限度地自主发展经济；而且还有其他的可能选择——古巴和越南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毕竟，帝国的权力并不是简单地从拉美进口石油和咖啡，或从非洲进口铜和可可粉，而是要以比西方更便宜的价格进口这些商品，这实际上是要殖民地的独立国家向其前宗主国提供固定补贴。无论是基于直接统治还是间接影响，帝国权力本身不是为了控制，而是为了大都会或至少是它的统治阶层的利益，而控制第三世界资源和剥削第三世界人民。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选择也会成为西方世界全球控制战略的组成部分，正如《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所描述的，1971年克劳丁·马丁向约翰·珀金斯所提供的选择那样，③美国及其盟友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竞争世界霸权，向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项目提供了数不尽的贷款。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减免债务并使用贷款引诱这些国家进入西方世界的全球政治经济控制之网呢？这些国家根据借款主导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像约翰·珀金斯这样的“经济杀手”所诱惑，愿意借款兴建宏大的项目，并认为这些项目将带来繁荣和现代化。向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资金还有助于赢得新第三世界权贵们的效忠，因为这些权贵们处于需要为他们的政治追随者、盟友以及他们的家庭带来荣耀的压力之下。这使腐败的可能似乎是无限的。这种可能还提供了进一步的机会使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们陷入与西方世界建立的关系中，难以自拔，从而实现对这些国家的控制。结果使这些第三世界领导者放弃依靠自己的力量，最终走上一条可能不仅是更严峻，而且是更危险的发展道路。
债务繁荣到破灭：对第三世界的侵蚀
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和随后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了1974～1976年的滞胀危机，并标志着二战后繁荣的结束。其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第一世界的主要银行中，充满了欧佩克国家储蓄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如果这数以十亿计的美元（1973～1981年间约有4500亿美元）都堆积在银行账户中，其结果将会是吸干全球资金的流动性，加剧石油价格暴涨所带来的衰退效应。该怎么办呢？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瘫痪以来的最
虫工木桥◇BOOK。◇欢◇迎访◇问◇
第9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4）
严重危机，而解决办法就是将这些石油美元作为借款重新流回发展中国家。例如，巴西就借了1000亿美元，用来建设钢铁厂、大坝、高速公路、铁路线和核电站等一揽子项目。④
S·C·格温在“兜售金钱及其附属物”一文中写到，大量借钱给第三世界的繁荣景象于1982年8月急转直下。当时的情形是：首先是墨西哥，随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宣布它们没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随后则是一系列变相拖欠。为此，借贷双方采取了债务重组、滚动贷款、追加借款、债务偿还计划等一系列措施。所有这些措施都宣称其目的是帮助债务国站稳脚跟。然而，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却与所宣称的目标相反。第三世界的债务从1973年的1300亿美元涨到了1982年的6120亿美元，到2006年竟达到了3？2万亿美元。詹姆斯·S·亨利在“债务减免的幻觉”中对此进行了阐述。
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另一个结果是政府不再相信正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理论（这种理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而转向采取自由放任政策，鼓励企业竞争。北美之外，通常称之为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一转变的标准拥护者有美国的罗纳德·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在国际上，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实施。
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按照IMF的结构调整计划（SAP）运行，但是这些国家几乎不能完成IMF所要求的改革，或许正因如此，它们尚未重获金融健康和经济独立。
经济杀手：隐藏于表面之下
那些为全球帝国霸权利益服务的人扮演着多种角色。正如约翰·珀金斯指出的，“我的职员中每人都有一个头衔——金融分析师、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但所有这些头衔都不能表明他们的真正身份——一个经济杀手。”伦敦银行设立了一个离岸分支机构，其员工拥有名牌大学的学位，穿着打扮与你在城市中或华尔街见到的职员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每天的工作却是掩盖被盗用的资金，清洗贩毒的黑钱以及帮助跨国公司逃税。他们是经济杀手。国际货币组织的一个工作组来到某个非洲国家的首都，该工作组拥有增加必要贷款的权力，但非洲国家获得这些贷款的条件是削减教育经费，开放本国经济，允许北美和欧洲的出口商向本国倾销商品。这种工作组也是经济杀手。一个咨询师在巴格达由美军保护的“自由区” 里开了一家店铺，他重写了开采伊拉克石油储备的法律，他也是一个经济杀手。
经济杀手采用的手段有些是合法的，事实上有些行为就是由政府或其他官方机构执行的；有些则处于灰色区域中；还有些却违反了各种各样的法律。由于受惠者的权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几乎没有人对这些行为提出质疑。一个植根于第一世界的资本主义精英分子集团，伙同第三世界的客户们努力按他们的意愿安排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唯一值得他们关注的是美元，人并不重要，地球上数十亿的普通民众就更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控制之网
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一年偿还的债务要多于3750亿美元，这是第三世界得到国外年援助金额的20倍。这样的体系被称为“逆向马歇尔计划”。尽管占世界一半的人口日生活费低于2美元，⑤南半球的国家仍要补贴富裕的北半球国家。
这样一个失败的体系是如何维持运行的呢？
简单地说，第三世界国家在金融、政治和军事上均陷入于第一世界的控制之网中，而且极难逃脱。自约翰·珀金斯第一次为美因顾问公司（Main）设计预测以来，控制之网已经变得愈加宽泛、复杂和无所不在了。上页图描述了控制之网中货币与权力的流动。资本通过贷款和其他金融方式流向不发达国家，但这种流动，正如约翰·珀金斯所指出的，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就是债务束缚，使得第一世界的政府、机构和公司可以控制第三世界经济。本章其余部分将概述自由贸易计划、IMF和世界银行所奉行的债务主导型经济发展，阐明腐败和剥削如何成为权力控制体系的中心，并探索第一世界可能采用的实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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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第1章 全球帝国：控制之网（5）
市场：富人的补贴与穷人的自由贸易
如果全球帝国有一个口号的话，那一定是自由贸易。作为援助的代价，IMF和世界银行在它们的结构调整计划中，坚持要负债的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主导的发展政策，包括：关税、出口补贴、外汇管制和出口替代项目。而它们赞同的发展模式集中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使用贷款发展新的出口工业。例如，引导轻工业进行出口加工（像耐克这样的公司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另外，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也被要求遵循自由贸易信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指出的，第一世界国家从传统农业国向城市工业国的转变过程中，采取了关税、补贴和管制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英国仅仅在19世纪50年代才成为自由贸易的典范。在那之前，英国实行的是高度指令性的工业政策。此外，英国还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进行巧取豪夺。
美国经济的发展是在全世界最高关税壁垒下进行的。格兰特总统在19世纪70年代谈道：“200年内，当美国不需要贸易保护时，我们所能做的，也将要做的，就是自由贸易。”美国关税税率直到二战后才显著降低。战后，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属“东亚四虎”：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国家和地区确实专注于出口导向的发展，但从历史来看，对于它们想扶植的产业，相关竞争产品的进口是被禁止的。例如，今天的一个世界银行小组如果在1958年看到丰田汽车销售的失败，会建议它不要再生产了，因为它生产的汽车在国际市场明显不具备竞争力，西欧的汽车生产商能够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更好的汽车。而政策处方将毫无疑问的是日本应该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玩具和服装。丰田公司没有这样做，现在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汽车生产商之一。总之，第一世界撤走了梯子，以阻止以后第三世界国家采用唯一被证实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⑥
“自由贸易”一词让人们想起亚当·斯密所描述的市场景象。在那里，平等的市场主体相遇，就出售的商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交易，满足双方的需要，增加社会总福利。但这些仅是幻象，而非事实，这种幻象只会给人错误的印象。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并不是市场上相遇的平等主体，它们交易的结果也不会是互利的交易。例如，IMF在2002年要求加纳废除食品进口关税，结果使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食品疯狂涌入加纳，该国农民的生计被毁于一旦。IMF的经济杀手们似乎忘记了让欧盟取消其巨额的农业补贴，这些补贴使从欧盟进口的冻鸡肉价格仅是当地生产商的三分之一。⑦
赞比亚的服装进口关税保护着大约140家企业的本土产业，却因IMF的胁迫而被废除。随后，廉价的二手服装潮水般涌入，导致140家企业中的132家破产。⑧即便赞比亚的服装生产商强大到可以参与国际贸易，它们也将面对出口到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保护性关税。像赞比亚这样的国家要致力于自由贸易，而第一世界的国家却通过出口信贷来补贴出口者，而这通常会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和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布鲁斯·里奇在“出口灾难”一文中对此做出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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