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帝国阴谋与金融潜规则-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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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政府，因其具有封建性质的正式名称“泽西州”而为世人所知。它不像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模式那样拥有一个政府和一个反对党，泽西没有任何政党体系。立法者财力有限，而且缺乏足够的研究人员和助手帮助他们对经理们的政策进行详细调查。地方政治活动也掌握在私产所有者和企业主手中。首席法官和政府首脑（立法机构）都与该岛的司法官有关联，而司法官是由英国国王指派的，这意味着立法和司法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和区别。泽西唯一一家报纸——《泽西晚间邮报》，很多年来都是由岛上的最高层政治家掌控。泽西没有大学、研究中心或者智囊团。大约四分之一的适龄人口直接被岛上的离岸金融中心雇佣，其他大多数居民则靠经济体自身循环过程中的收入生活。在这种条件下就没有多大机会对政策制定者们都在忙什么进行长期持续的严格调查分析。一个民主政体所需具有的检查和平衡机制的缺失给不当行为和腐败创造了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特别是像泽西这样有着深厚因循守旧思想和隐秘性的小岛。《华尔街日报》在它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将泽西政体准确地描述为：“泽西……由一个团体在管理，尽管这些人构成了社会和政治主力，但他们大多数是小企业主和农民，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管理着一个涉及上万亿美元的全球范围的产业，大体说来……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掌控能力。”
当我1987年就职时，泽西的银行和金融管理体制缺乏有经验的职员，而且受到政治控制。当时仅仅只有屈指可数的一些规章措施，而且其中大部分都只能用来装饰门面。本来政府规定这些规章措施是必须贯彻实施的，但泽西缺乏有效执行这些措施的管理能力。缺乏执行能力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泽西晚间邮报》2006年2月的一篇文章报道说，缺乏调查金融犯罪的警政能力意味着泽西岛在履行实施国际金融诚信标准的义务上存在很大风险。退回到1987年，由于本应该对公司管理机构进行管制的高层政要同时又是公司管理机构的一员，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例如，皮埃尔·霍施福，一个旅馆经理，是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子公司的董事，同时，他还是州金融与经济委员会会长，并且还是财经事务部部长，而这个官方部门是负责管理银行业事务的。他的继任者，弗兰克·沃克，是一家报业集团的所有者，现在是泽西岛的首席部长，他将自己的管制职责与巴克莱银行的管理者职位结合起来。他们找借口说这些互相冲突的角色是为了让这些特殊安排给管制者了解离岸银行运作机制的机会，但事实上，这些互相重叠的职位表明了一种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下，利益冲突日益被制度化了。
作为公务员，他们希望我们不要看到、听到、说到有关避税港的任何罪行。这种“三只猴子”的态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译者注）起源于大家对金融丑闻会毁了泽西的名声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畏惧。这种千方百计掩人耳目的策略风险很高，最后，当《华尔街日报》披露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银行的子公司与英国的一名通货贸易商罗伯特·杨的交易关系违反了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案时，它终于崩溃了。在对政治和金融利益间的重叠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曝光后，《华尔街日报》断言泽西是一个危险的离岸区，“靠松懈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存活” 。纽约的副检察官约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锐，他评论说：“当法律需要它与犯罪势力合作时，泽西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要求它将那些犯罪分子隔离出来。”
在泽西岛上，如果有人问一些让人尴尬难回答的问题，就会被告知不要“将小岛的家丑外扬” 。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建议“在次日搭艘船离开” 。在这个小社会，没有有效保护揭发者的机制，没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这种姿态有效地压制住了反对者。结果，泽西民众就像很多小社会的人民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位在医院当清洁工的老奶奶露丝玛丽·帕斯特拉纳曾公开反对将泽西岛作为避税港，她说：“泽西只会围着富人转，如果我们谈论避税港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断头台上，如果他们不能让你闭嘴，他们就会威胁恐吓你。”令人悲哀的是，岛上的离婚、酗酒、滥用毒品和家庭暴力问题都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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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0）
就像其他避税港一样，泽西的税收政策旨在创造一个对“微型母鸡”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税收环境。泽西对外宣称，泽西之所以吸引离岸企业是由于它的稳定和低税率体制，而且它还是资本进入伦敦金融城的一条重要渠道。这些言论都忽视了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这些让人忧虑的事情，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泽西被用来隐藏贪污的赃款和逃漏税，但岛上的高层人士却极力否认泽西是一个避税港。实际上，尽管税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数十年之久（由20世纪40年代初期，德军占领泽西岛时确定），但税务机关不断修改税收制度，创造吸引非居民企业来岛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部信托法，以确立在泽西设立离岸信托机构的执业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规以将某些免税企业归入一类特殊范畴，与本地经济体相比，这些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规，该法规允许成立“国际商业公司”，准许有非居民股东的公司按照它们在岛上登记的利润总额来商议税率，税率处于0？5％～2％之间。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围栅围护”起来以独立于当地经济组织，使它们免受居民企业和个人的利用，而且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税活动。2005年，政府当局决定将所有公司的企业所得税降低到零，以与其他提出这一税率的避税港竞争。2006年1月新法律开始生效，它允许“受保护的小公司”参与离岸保险活动以及将资产转换为证券再出售。
不断有来自合法避税行业的压力，要求避税港创造新的离岸公司实体类型。一些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正极力寻找合适的、能满足它们要求的傀儡政权，此时，如果缺乏比较优势，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岛经济体则可能会在政治上被它们俘虏。这解释了为什么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 & Young）和普华（Price Waterhouse，现在为著名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这两家会计公司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泽西的高层政要快速通过创立一个不同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立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意在保护在它们由于审计疏忽而给股东造成损害时免遭股东起诉。这两家公司委托伦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费用超过了100万美元，接着与泽西立法机构的金融和经济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霍施福达成一致意见，由后者将其作为既成事实呈交给州议会。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这种向州议会呈交法规的方式，由于利益冲突，一起政治丑闻被捅了出来。该法规的反对者们争论道，这座小岛成了“出租立法权”的小岛，而且对泽西州政府如何成为跨国企业的俘虏表示了更广泛的关切。他们的担忧被上述两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所证实，这个合伙人随后在英国会计新闻界宣称：“我们完全可以保证该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给州议会，并通过（补充强调道）……9月份会出现在法令全书中。”
最终，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成了泽西岛法令全书的一部分，但在泽西，没有哪家企业采用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形式。自始至终，这一行动的真实目的都是为了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降低英国自己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管制力度——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泽西的统治者大多都从泽西岛的避税港法令中获得个人利益，他们很少因以这种方式出售岛屿的政治主权而感到内疚。尽管还有那么一些的政治家坚持立场，反对某些避税港法令提议，而且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公民激进主义分子团体在《卫报》上公开表示质疑，说“我们不想出卖我们的小岛。”但大多数岛民对这种使泽西州渐成俘虏的过程不闻不问。
由1997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规提交给州议会的方式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引起了英国政治家们的注意，包括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高级内阁成员。泽西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不受欢迎的境地中心，不仅仅是不受英国政府欢迎。英国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财政部官员安德鲁·爱德华兹来检查泽西的管制行为，而且也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质疑，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是负责加强监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钱活动的机构。与此同时，作为工业化大国智囊团的经合组织（OECD）也于1998年发起了反对有害税收行为的公开活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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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1）
爱德华兹的调查报告于1998年发布，其中列出了对英属皇家领地的153条监管体系的改进措施，但是，它没有公开披露对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没有离岸信托机构必需注册的要求，没有公开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随一位政治家参加了安德鲁·爱德华兹的口头听证会，我们向他提议说，无论如何，泽西的离岸信托机构必需登记托管财产者和受益人的细节，而且应对年度财务预算进行归档。即使是这些小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我们对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机会又这样错过了。不幸的是，在忽视了更广泛的非法资金流动和逃漏税的情况下，通过承认针对恐怖分子和毒品资金的管制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避税港合法化了。这种没有触及离岸信托机构隐秘性根基的变革是一种失败，这意味着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还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这样的公司。
我们在次日清晨搭船离开
我在避税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税行业的政治腐败和破坏性活动的内幕。在此期间，每当面对与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门上司——泽西州首席顾问出现不合的境况时，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这种紧张状态有时候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我的部门毫无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续地超负荷工作时。我明白，我的经济顾问工作在外人看来就是将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岛外的朋友因我涉入这些事情而经常表示他们的不满。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97年，旨在通过将我的顾问工作角色约束在仅向高层政要进谏而非向整个州议会进谏，以此取消我的职业独立性的计划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在我40多岁时，我的两个儿子都到了上学年龄，此时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