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富贵-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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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糜瘟恕�
这还不算，反正这也是自己认的，是大环境造成的。可工作时，公司核心阶层开会研究讨论什么问题，陈生就不让我通知他，等会开完了，决定出来了，才告知他结果，让他执行，根本没有阿锋的发言权。阿锋经常气得骂娘。
阿锋工作能力强，陈生经常有意识地防着他，香港美国那边来了上司，从不让阿锋参与接待，就连阿锋到我这里来，查技术资料，借文件，只要让陈生看见，阿锋走后，他竟明确地告诉我，不要借给他，就说没有。
我对陈生如此不顾情面，非常不解，心想，你要不喜欢他，又何必聘他呢？
后来，看其他港澳台人士，对大陆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这种排斥态度，才明白，他们是嫉妒、害怕，怕这些大学生、研究生的聪明才智，怕他们迅速成长成熟起来，抢了他们的饭碗。
这是一种普遍的心态。
大陆的管理人员，受了气之后，总是恨恨地想：他妈的，等我学到管理经验，挣到钱，我自己开公司，做老板，到时候，叫你们这些王八蛋狗日的来为我打工。
我看见，今天阿锋严肃的神情中，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兴奋，脸上闪耀着一种光辉。我也莫名地兴奋起来，毫不犹豫，我就加入了罢工的行列。
罢工进行了三天，大家的形式是静坐。
到了第三天，公司还是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个态度，人心就有些不稳，有些骚动。倒是那些港澳台人士，除了第一天的小心和紧张外，从第二天起，他们就很放松了，围成一堆，有的坐到桌上，有的站着，瞎聊天。他们其实也是一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最大的也不过三十二三。
他们聊天内容，无非是“上礼拜回去，你女朋友送你什么？”“你老婆送你什么？”之类的话题。
陈生从不参与他们的扎堆聊天，但也不管。美国厂长在另一头的另一间办公室，我们很少见到。陈生这两天，一般坐在办公室两个小时，也不知他干些什么，转眼就不见了。
61
第四天一早上班，陈生就让我写通知，通知全体员工８：３０到饭堂开会。
８点，香港分公司的梁总经理带着两个随从来了，陈生恭敬地带路。我从没见陈生对人这样热情洋溢过，在心中就骂他势利。
在给他们倒茶水的时候，再看这位总经理，实在气度不凡，很儒雅的样子，直觉告诉我，罢工这件事，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
８：３０，梁总经理准时站到饭堂的讲台上。
台下同样也是黑压压的满满一屋人，但跟上次过年的热闹喜气不同了，大家的沉默中有一种期待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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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不要永别（22）
这位老总站得笔挺端正，扫视了台下一眼，沉默了大概有三分钟，这三分钟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然后开腔讲话。
他的声音浑厚有力，穿透整个大厅，贯穿各个角落：
“各位员工，新年好！站在这个台上，我能和大家见面，我感到很荣幸。”
我不知他为什么会感到荣幸，且听他往下讲，大厅里鸦雀无声。
“在这里，首先，我要向我的员工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同发同发。”
他停顿一下，陈生带头鼓掌，台下掌声稀稀落落。陈生的脸上闪过一丝尴尬，但又迅即消失了。
“第二，我要诚心的感谢，感谢在坐的每一位员工，为伟力公司海南分公司成立四年来，为公司创造的每一分财富，没有你们，就没有海南分公司的今天的成就。”
“毛主席说过，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这里我要套用一下，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一家人，厂是你们的家，家也要靠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工作来创造来建设。在这个大家庭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的不平衡和制度的不同，使我们的少数员工，在认识上，有轻视大陆员工的思想，这是不对的。在此，我要替有这种思想的员工，向在坐的曾经被这种意识这样那样过的员工，致以最真挚的道歉！”
说着，他绕过讲台，站到台前，对台下深深鞠了一躬。
他做出了真诚的姿态，可台下仍是死寂一片。
接着梁总又许诺，罢工这几天的工资奖金照发，所有罢工工人都不追究责任。
最后他说：“现在散会，回去大家正常上班。”
工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莺莺嗡嗡往外走，那种紧张压抑的气氛，已经消解了。
虽然说对罢工的工人不追究任何责任，但一个月后，阿锋还是被炒了鱿鱼。
大家都明白是什么原因，但没人再敢说什么。
工人们又经历了一次情绪低落。
62
阿锋被炒的那天晚上，我请阿锋和若芬吃宵夜。我们要了两盘炒田螺，六瓶啤酒。
落坐后，我问阿锋：“钱都结清了。”
“结清了。”
我和若芬的情绪都很低落，一个朝夕相处的人，转眼就不知要到哪里去了，这个世界变化太快，让人怅惘。
“喝酒吧，不要这么悲悲戚戚好不好？叶子，我喜欢看你笑的样子，你笑的时候真好看。”阿锋看着我说。
他启开酒瓶，给我们一人倒了一杯。
此时，两盘田螺都端上来了，炒田螺的香味飘了过来。
“没什么了不起！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不炒我，我还想炒他呢！这次，我如果应聘，决不聘什么主管，最少也要当个经理。”
在海口昏黄的街灯下，我看着他年轻俊秀充满朝气无忧无虑的脸庞，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一个有着正义之心，有人格，有尊严，有创造力，对生活永不言输，永远向前的人。
“祝你成功！”
我端起酒杯，由衷地祝福他。
若芬也端起了酒杯，也同样祝福他。
这半年多，他经常请我们俩喝酒，吃饭，吃宵夜，我们经常在一起畅谈各自的理想和愿望。他像大哥一样事事处处保护着我们。
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充满了那么多的温情，那么多的美好回忆。
“阿锋你走了，我们会感到孤单，会想你的。”我在心里说。
在这之前，我们还高高兴兴，没有多少忧愁，想不到说分别就分别了。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地才能再见。
再见，不要永别（23）
阿锋是一个基督教徒，若芬把他介绍给我后，我首先注意到的，是他胸前挂着的一条闪闪发光的银链，银链上印着一个银质十字架。每顿饭之前，他都要双手合十认真祷告，然后说：“阿门，饶恕我吧，主！”
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要爱人，也善于被人爱。人要互相帮助。
在这个万物重新苏醒蓬勃生长的春天，我和若芬失去了一个最好最值得信赖的异性朋友。
63
李伟现在每天晚上十一二点钟，都跟小广东去宵夜。他们俩像在密谋什么似的。不过，看阿康两口子，都是勤苦干事之人，没什么歪的邪的，我还是放心他们交往。
一天晚上，十二点多钟，李伟和阿康，从外面喝酒回来，径自躺到床上。
我问李伟：“阿伟，你最近经常跟阿康出去喝酒，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你放心，他想拉我跟他一起做生意，两人合伙。”
“咱们那点钱够吗？”
“不用咱们的钱，我帮他干，拿提成，另外底薪两千。他没文化，谈判、接活、签约，老吃亏。这一个礼拜，他晚上带我到工地，我学得都差不多了。”
“跑工地太苦了，李伟，你别去了，整天在太阳下晒，吃不消的，海口太阳太毒，那都是农民干的活。”
“现在，只要能挣钱，我什么都能干。我一个研究生，大学团委书记，不能还挣不过一个农民。”
“你决定啦？”
我有些惴惴，试探着问。
“基本上吧。叶儿，有些事你不知道，我怕你担心，没敢跟你说。我们那个公司，本是个小公司，说白了，就是空手道，从别人那里代销来电脑，再加价卖出去。靠零售，房钱都挣不满，对单位销又经常结不回钱来，老板整天在外边追帐，让我替他盯摊。老板亏损，我还每月拿这么多薪水，心里实在不安。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机会。这应该是个机会。在海南，就两样来钱快，一是开歌厅，做小姐；二炒地皮，搞建筑，你看那些楼盖得多快呀。”
64
现在，我要讲一讲李伟，这个我一生深爱最爱的男人。
李伟原是北京Ｂ大学的团委书记，是Ｂ大学当年最年轻的处长级干部。可正因为他年轻能干，不可避免地受到Ｂ大学最年轻的排在最后一个的副校长的排挤。也许他怕李伟锋头太盛，会取代他。
因此，他处处给李伟设置障碍：评职称不给他评，加工资不给他加，校团委要搞什么活动也不支持，连经费都卡着不拨，使他没法开展工作。在大学，没有职称，就等于不学无术的工农兵干部，没人能瞧得起。在这种压制面前，李伟感到自己根本无力抗击，他的命运完全被别人操纵着拿捏着。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埋葬一生，但又不知如何冲破这种僵局。万般无奈又无法排遣之时，他只身一人去了新疆。在新疆，他哪儿也没去，只在疆北草原上游荡了半个月，草原的日出日落，茫茫无际，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他感到人与自然相比，是何其渺小，何其短暂，那些无尽无休的残酷的争斗，那点儿小小的，甚至还未见到的利益，是多么的不值。这世界应该更广阔，应该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做。
65
刚到海口的那天，我坐在出租车内，看到被大陆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淘金之地，竟和内地的小城市差不多。
窄窄的街道两边是陈旧斑驳的砖楼和木楼，砖楼上长满苔藓和杂草，晃晃悠悠。木楼下倚着黑瘦矮小，背上背着娃娃的妇女；每一个角落里，似乎都蹲着一两个老人，满脸的皱纹，头上缠着一圈圈头巾，吸一杆长长的水烟杆；不知铺设了多少朝代的青石板路，不知被多少人踩踏过，到处是坑坑洼洼，坑中积满了浊水。
再见，不要永别（24）
海口给我的最初印象，像一幅毫无生气的水墨画，它的颜色是黯淡的。
而现在，海口到处拆旧房建新屋，宽大厚重的推土机吊车到处都是，两三个月就有一栋栋高楼大厦，像雨后的春笋一样疯长起来。新开的大片大片的地基在打桩，整个海口就像个大工地，嘈杂，轰鸣，忙乱，但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街上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匆忙的脚步，张贴的招工招聘招租广告。每个人都精神饱满，睁大眼睛，寻找着新的机会。
想到这些，我心里稍微踏实一些，抱紧了李伟：“亲爱的，我支持你。”
要丢掉现已熟悉的环境和工作，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的不安比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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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吃中饭时，我把这事跟若芬讲。若芬说：“男人如果决定做一件事，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和想法，你不要阻止他，要多给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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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芬趴在桌上，只有玻璃杯中的酒和她的头，间或晃动一下。
我知道，她在无声地流泪和饮泣。
咖啡厅的灯光很暗，取名“冰点”的咖啡厅，是由纯色块组合在一起的，抽象，暖昧，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