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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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等了三个月，到我过生日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九日，忽然来了一个消息，刚刚复会的“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在满洲建立一个“共和国”。所谓东北行政委员会是二月十八日复会的，这个委员会由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辽宁（这时被改称奉天）省主席臧式毅、黑龙江省代理主席马占山和被这委员会追认的吉林省主席熙洽组成，张景惠为委员长。二月十九日，这个委员会在板垣导演下通过了那项决议，接着又发表了一个“独立宣言”。这些消息传来之后，除了郑氏父子以外，我身边所有的人，包括罗振玉在内无不大起恐慌，人人愤慨。
这时占据着我全心的，不是东北老百姓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人要用什么办法统治这块殖民地。它要驻多少兵，要采什么矿，我一概不管，我关心的只是要复辟，要他们承认我是个皇帝。如果我不为了这点，何必千里迢迢跑来这里呢？我如果不当皇帝，我存在于世上还有什么意义呢？陈宝琛老夫子以八十高龄的风烛残年之身来到旅顺时，曾再三对我说：“若非复位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我心中把土肥原、板垣恨得要死。那天我独自在前肃亲王的客厅里像发了疯似地转来转去，纸烟被我捏断了一根又一根，《未来预知术》被我扔到地毯上。我一下子想起了我的静园，想到假如我做不成皇帝，还不如去过舒适的寓公生活，因为那样我还可以卖掉一部分珍玩字画，到外国去享福。这样一想，我有了主意，我要向关东军表明态度，如果不接受我的要求，我就回天津去。我把这主意告诉了罗振玉和郑孝胥，他们都不反对。罗振玉建议我先送点礼物给板垣，我同意了，便从随身带的小件珍玩中挑了几样叫他去办。恰好这时板垣来电话请郑罗二人去会谈，于是我便叫陈曾寿为我写下必须“正统系”的理由，交给他们带给板垣，叫他们务必坚持，向板垣说清楚我的态度。
我写的那些理由共十二条（后四条是陈曾寿续上的）：
一、尊重东亚五千年道德，不得不正统系。
二、实行王道，首重伦常纲纪，不得不正统系。
三、统驭国家，必使人民信仰钦敬，不得不正统系。
四、中日两国为兄弟之邦，欲图共存共荣，必须尊崇固有之道德，使
两国人民有同等之精神，此不得不正统系。
五、中国遭民主制度之害已二十余年，除少数自私自利者，其多数人
民厌恶共和，思念本朝，故不得不正统系。
六、满蒙人民素来保存旧习惯，欲使之信服，不得不正统系。
七、共和制度日炽，加以失业人民日众，与日本帝国实有莫大之隐忧；
若中国得以恢复帝制，于两国人民思想上。精神上保存至大，此不得不正
统系。八、大清在中华有二百余年之历史，（入关前）在满洲有一百余年
之历史，从人民之习惯，安人民之心理，治地方之安靖，存东方之精神，
行王政之复古，巩固贵国我国之皇统，不得不正统系。
九、贵国之兴隆，在明治大帝之王政。观其训谕群工，莫不推扬道德，
教以忠义。科学兼采欧美，道德必本诸孔孟，保存东方固有之精神，挽回
孺染欧风之弊习，故能万众人心亲上师长，保护国家，如手足之捍头目。
此予之所敬佩者。为起步明治大帝，不能不正统系。
十、蒙古诸王公仍袭旧号，若行共和制度，欲取消其以前爵号，则因
失望而人心涣散，更无由统制之，故不能不正统系。
十一、贵国扶助东三省，为三千万人民谋幸福，至可感佩。惟子之志
愿，不仅在东三省之三千万人民，实欲以东三省为张本，而振兴全国之人
心，以救民于水火，推至于东亚共存共荣，即贵国之九千万人民皆有息息
相关之理，两国政体不得歧异。为振兴两国国势起见，不得不正统系。
十二、予自辛亥逊政，退处民间，今已二十年矣，毫无为一己尊崇之
心，专以救民为宗旨。只要有人出而任天下之重，以正道挽回劫运，子虽
为一平民，亦所欣愿。若必欲予承之，本个人之意见，非正名定分，实有
用人行政之权，成一独立国家，不能挽回二十年来之弊政。否则有名无实，
诸多牵制，毫无补救于民，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徒负初心，更滋罪戾，
此万万不敢承认者也。倘专为一己尊荣起见，则二十年来杜门削迹，一旦
加之以土地人民，无论为总统，为王位，其所得已多，尚有何不足之念。
实以所主张者纯为人民，纯为国家，纯为中日两国，纯为东亚大局起见，
无一毫私利存乎其间，故不能不正统系。
郑孝胥知道，这次沈阳之行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关键。因为关东军在叫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国体”之前，要先排定一下“开国元勋”们的位置。因此，他在动身之前，对我尽量表示顺从，以免引起我对他发生戒心。但是等到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从沈阳返回来的时候，那情形就变了。他劝我不要和关东军争论，劝我接受共和制，出任“执政”。
“什么执政？叫我当共和国的执政？”我跳了起来。
“这事已成定局，臣再三向军方争论无效。军方表示，执政即元首”
我不理他，转身问罗振玉，这是怎么回事。罗振玉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跟板垣谈的。”
后来据陈曾寿说，郑孝胥父子根本没把我的十二条“正统系”给板垣拿出来，而且还向板垣保证：“皇上的事，我全可以包下来，”“皇上如同一张白纸，你们军部怎么画都行，”等等。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回事，只认为他们不会办事，都受了日本人的骗。
“你们都没用！”我大声喊道，“你们为什么不说，我的要求达不到，我就回天津！”
“皇上还是再三思考为好。”郑孝胥说，“复辟必须依赖日本，眼前与日本反目，将来的希望也完了。将来复辟不是没有希望呵！”
他又讲了一些历史故事，劝我答应，可是那些故事我早就听够了，再说无论是刘秀还是重耳，也都没有放弃君主称号的。最后他说：
“下午板垣就来觐见，请皇上对板垣说吧！”
“让他来！”我气呼呼地回答。
我的前半生七 会见板垣
七 会见板垣
板垣征四郎是一九二九年调到关东军当参谋的，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揭露，他在一九三0年五月就对人说，他对解决“满洲问题”已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他认为必须以武力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至少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他就主张驱逐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判决书上说：他“自一九三一年起，以大住地位在关东军参谋部参加了当时以武力占领满洲为直接目的的阴谋，他进行了支持这种目标的煽动，他协助制造引起所谓‘满洲事变’的口实，他压制了若干防止这项军事行动的企图，他同意了和指导了这种军事行动。嗣后，他在鼓动‘满洲独立’的欺骗运动中以及树立傀儡伪‘满洲国’的阴谋中，都担任了主要的任务。”
他于一九三四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是师团长，一九三八年做了陆军大臣，一九三九年任中国派遣军的参谋长，以后做过朝鲜司令官、驻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司令官。在华北内蒙树立伪政权、进攻中国内地、树立汪精卫伪政权、发动哈桑湖对苏联进攻等等重大事件中，他都是重要角色。
二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会见了板垣，由关东军通译官中岛比多吉任翻译。板垣是个小矮个，有一个剃光的头，一张刮得很干净的青白色的脸，眉毛和小胡子的黑色特别显眼。在我见过的日本军官中，他的服装算是最整洁的了，袖口露出白得刺眼的衬衫，裤腿管上的圭角十分触目，加上他的轻轻搓手的习惯动作，给了我一个颇为斯文和潇洒的印象。板垣先对我送他礼物表示了谢意，然后表明，他奉关东军本庄司令官之命，向我报告关于“建立满洲新国家”的问题。
他慢条斯理地从什么“张氏虐政不得人心，日本在满权益丝毫没有保障”谈起，大谈了一阵日军行动的“正义性”，“帮助满洲人民建立王道乐土的诚意”。我听着他的话，不断地点头，心里却希望他快些把我关心的答案说出来。好不容易，他总算谈到了正题：
“这个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因此长春改名为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自然和别的民族相同，比如同样地可以充当新国家的官吏。”
不等中岛翻译完，他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我面前的茶几上。我气得肺都要炸了。我的手颤抖着把那堆东西推了一下，问道：
“这是个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
我的声音变了调。板垣照样地不紧不慢地回答：“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就是‘执政’。”
听到从板垣的嘴里响出个“阁下”来，我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来了。这还是第一次听日本人这么称呼我呢！“宣统帝”或者“皇帝陛下”的称谓原来就此被他们取消了，这如何能够容忍呢？在我的心里，东北二百万平方里的土地和三千万的人民，全抵不上那一声“陛下”呀！我激动得几乎都坐不住了，大声道：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满洲人心所向，不是我个人，而是大清的皇帝，若是取消了这个称谓，满洲人心必失。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重新考虑。”
板垣轻轻地搓着手，笑容满面地说：
“满洲人民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就是人心所归，也是关东军所同意的。”
“可是日本也是天皇制的帝国，为什么关东军同意建立共和制呢？”
“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
“我很感谢贵国的热诚帮助，但是别的都可说，惟有这个执政制却不能接受。皇帝的称谓是我的祖宗所留下的，我若是把它取消了，即是不忠不孝。”
“所谓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板垣表示十分同情，“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我相信必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不过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
我听到“议会”这两字，像挨了一下火烫似的，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