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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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布全民抗战的声明：“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即为陈先生手笔。他这样一个极为自信的学者，后来竟堕入极度的失望之中，竟然服用过量安眠药而自尽，结束了雄奇而又委屈的一生。
政论文字的天才
陈布雷1926年至1948年，长达二十余年，为蒋介石之心腹助手。他长期担任侍从室二处主任兼五组组长，他的心理背景乃是：“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
他最重要的幕僚作业，是为蒋介石撰写重要文章、文告，《对张、杨的训话》《西安半月记》均出其手。
他的*写至1938年，实际是他的自订年谱。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思虑深远，而他的修养，遂于经史，学问淹雅。其幕僚作业，思虑绵密而治事周至。
他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大量涉猎中英文名著，历史由沈尹默教授，称做掌故史，偏重文化史内容，另致力于19世纪晚期宪法史，比较宪法等课程。那时他已剪去辫子这“可耻之物”。1911年，他22岁，革命思想业已初步养成，毕业的时候，他的老师对学生说“望汝等不以此为止境，须知中国方在开始一前所未有之改革期也”。
1911年，戴季陶到他宿舍，力劝他到东北，做蓝天蔚的幕僚，他不愿离开《天铎报》，婉辞之，戴季陶还埋怨他胸无大志。
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撰发《对外宣言》，初稿为英文，王亮畴交到上海《天铎报》。报社总经理陈芷兰说，陈布雷即能翻译。亮畴不信，马上现场试译一段，都觉得不失原意，遂由他全篇译之。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2）
亮畴又将文字润色一遍，《天铎报》刊之。次日，《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被《天铎报》译之先登，可惜，可惜。
到了1938年夏，三青团筹建，刘健群执笔草拟《宣言》及《告青年书》。蒋公指定此二稿必须交由陈布雷修改，当时正撤退，辗转重庆、武汉之间，五易其稿，仍觉原稿难以改好，最后不得已放弃之，由潘公展重新拟稿，布雷加文学润色，才通过。
旧时幕僚，替人捉刀代笔，就其撰述公文而言，不须文采，只要没漏洞即可称佳。《幕学举要？总论》谈到这一点，尝谓：“文移稿案，原属平浅。留心细看，习练久则自知之。”只要不出常识笑话就很不错了。
但是陈布雷的文章相反，他写得专业、实用而文章气势逼人，而又妥帖安稳，将难以照顾周到的文章难点处理得恰到好处，可称调和鼎鼐之手。也正因为太过用力费心，惨淡经营，他的身体透支迅速，到自戕前，尚属人生壮年，却已无法支撑。
主佐文幕的经纬
布雷先生在蒋介石身边做幕僚，贡献极大、时间极长，而且用志不分，品格意志最为专一。同样重要的幕僚还有陶希圣，但陶氏中途变节，复又反水，颠来倒去，真不好说。蒋纬国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最早替父亲拟稿的有陈布雷、陶希圣两位先生，陶先生最杰出的两本书是《中国之命运》《苏俄在中国》，可惜《中国之命运》的原稿被烧掉了。秦孝仪、陶圣芬、楚崧秋、萧志成也曾先后执笔；有些人则是从记录开始做起，后来都是做事务性的工作，如孙玉宣、周宏涛。”
1926年春天，邵力子向陈布雷转述蒋介石的慕重关心。
其时布雷任职于《商报》。
该年年底，他和潘公展赴南昌，除夕晚上拜谒张静江先生，翌日见到蒋介石。他来的时候，就拎着一个小包，带着他自用的文房四宝到来了。
1927年2月，蒋介石发表《告黄埔同学书》，就是蒋氏口授，布雷根据其意思而起草的。这可以说是他正式的首次幕僚作业。本来蒋氏要他担任“中央日报”总主笔，因彭学沛在任上，他辞谢了。1928年，北平克复，乃随蒋先生赴北平，途中起草总司令呈文。接着又起草《祭告总理文》。这期间他兼任《时事新报》主笔、浙江教育厅长等职。
1934年在蒋介石南昌行营，蒋先生告诉他，幕僚方面，政务有杨永泰，军事有熊式辉，文字方面，极需像他这样的人在左右。其后不久他就正式往南昌，担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熊、杨为常委，开始网罗青年留学生来此做研究、调查、设计等工作。
委员有二十多人，但陈布雷说：“真有学问见解又能明识分际者，寥寥四五人而已。”
1935年初撰写《敌乎，友乎？》，痛斥日本野心军阀之无知，发表后多方转载，引起轰动。接着赶到南昌过旧历年。行营设计委员会撤销。改组设立于1933年的侍从室，设立一处二处，分工是一组总务、二组参谋、三组警卫，属第一处，主任晏道刚；四组秘书、五组研究，属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此后，他的行踪，大处而言，就是武汉、重庆、南京，一直到自裁身亡。
他平时主佐文字文案，偏重思想、文化等，而非军事——萧赞育《在侍从室共事的一些印象》谈到，陈布雷先生作为幕僚的作业性质，重心是文字工作而非其他。那是萧赞育和布雷先生首次见面于牯岭，聊天闲话，首先他略述身世、身体及其兴趣，并说，此次蒋介石要我跟随在他左右，是要我帮忙他文字方面的工作，而不是要我帮他处理政务或预备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3）
他随蒋先生出行，每到一处，一有空闲，就是买书，像《陈后山诗注》就在南昌买得，所购图书多为四部要籍以及英美近代史等文史类图书。
1935年是他幕僚作业极为繁剧的一年。大致行程是汉口、重庆、贵阳、昆明、个旧、开远、重庆、成都、峨眉山、上海、浙江慈溪……
4月份他从汉口飞往重庆，住在上清寺农村。这期间他和四川军政文化界接触很多，他对四川人的感觉：“觉川人之颖慧活泼实胜于他省，而沉着质朴之士殊不多觏。模仿性甚强，亦颇思向上，然多疑善变，凡事不能从根本上致力。文胜于质，志大而气狭。”
这种看法和意见，他也作为心得贡献于蒋介石之前。因而蒋介石初到四川，即以质朴诚信来勖勉川人，目的是劝勉川人服从军政系统。
有趣的是差不多在相同时间，郁达夫发表文章，对浙江人脾性力斥不留情面。“浙江自古是文化灿烂之邦，不过近几十年来，弄得萎靡不振，鬼怪横行。市民只知道喝喝茶、买买菜，无反抗心，无男子气。一个军阀来，就开一次欢迎会，一件事情已过去了，也打一个电报凑凑趣，闲下来就问问流年，看看八字，封建时代的生活样式，还流行着也支配着……”（《告浙江教育当局》，《郁达夫文集》第八卷，23页）
重庆尚未很熟悉，马上就起程了，因为蒋先生到贵阳督促与红军决战。5月初，他和陈诚、吴稚晖同机飞筑（贵阳），在此撰写《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纲要》。他在贵阳很忙碌，至于重庆大本营的参谋事务，乃由杨永泰代理。他还和吴稚晖到了修文县，瞻仰王文成公（王阳明）祠。龙风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这里珍贵文物极多，祠堂四面游廊相连，左右墙壁嵌有阳明书法石刻及阳明燕服线画小像，以及钱大昕、袁枚、翁方纲、成亲王、阮元、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清代学者多人的考证、题咏和游览祠堂的诗文石刻共数十方，俱为不可多得的碑刻精华。
贵阳居停半月，马上转赴昆明，住在翠湖边上。他很喜欢这里的气候，仿佛高原江南，觉得大胜贵阳。曾到昆华图书馆看书、到安宁温泉沐浴，并随蒋先生游览滇池。这期间，他见到了云南人袁嘉谷——就是超越张一麐被点经济特科状元的那位。他曾任浙江提学使，与陈布雷有师生之谊。相见甚欢，袁先生给他介绍了很多滇中名宿。他的感觉是，这些人的言论，“皆通达时务，洞明学术，虽规模稍狭，然较之在黔之荒寂，自不同矣”。
这期间，蒋介石带着龙云，坐飞机至川康一带的会理、西昌，向四川地方军人空投命令及委任状等。龙云回来向陈布雷说，他是第一次坐飞机，在机中与蒋谈话，益觉西南国防之重要。
然后，他和吴稚晖转往个旧、开远游览。这两个城市，今均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区。那是6月份，因海拔低，已经很炎热了。
回到重庆，马上又转赴成都。那时候，行政机构和人事纠纷中，矛盾多多，陈布雷所做的，就是劝大家互相体谅、信任，“始有忍辱负重准备御侮之可能”。7月份，随蒋到峨眉山开办训练团。他住在山上，主要研究有关国防之财政经济之方案。8月，经由上海，回浙江慈溪探家。其间为宪法起草事，访问黄郛于莫干山中。
该年年底，蒋介石在国代会所作有名的报告，就由布雷先生起草，传承至今的名句有：“和平未至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张恨水先生在重庆《新民报》持续七年的抗战随笔时评专栏“最后关头”，即典出于此。大会宣言也是由戴季陶写提纲，布雷连缀成文，修改三次，费时二十余个小时。
老派幕僚的最后余光（4）
1936年侍从室在南京中央军校内拨得固定办公地址。他仍为二处主任，每天都要固定办公六七个小时，这时他对第五组的秘书颇有意见，乃因各个秘书不明职务性质，常思越位言事，或请调查某些机关状况或据坊间传闻攻讦主管人员，或乱上条陈，陈布雷公开给他们说过多次，仍然积习难改。此事使他烦闷不安。
西安事变前他从洛阳回南京，未跟蒋先生到西安。原因是蒋介石对他说，西北天寒，有病之躯不宜同行……如有必要，当电召西来，否则在京相候可也。
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南京一时间风传甚多。各要员乃群集何应钦家中商议。从此半个月中，陈布雷处于彷徨焦虑、繁忙痛苦的难言状态，精神上可说是六神无主。同去的幕僚人员情形危殆，萧赞育作为幕僚随之前往，他说那次一同去的秘书人员，还有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等，萧乃华则死在事变之中。事后据当时目击者萧自诚说，叛军叫门，持枪突入，气势汹汹，萧乃华匆忙中拿枪在手，准备对抗，卒被射杀。
他在这焦虑的状态中，仍然肩起核心幕僚的重任，和他人联名劝诫张学良；代黄埔军人草拟警告电，协助宣传部策动全国舆论围攻张学良；安慰宋美龄等等。蒋介石获释后，他到机场迎接，蒋先生给他一个草稿，他仅用两个多小时即撰成，即有名的《对张、杨之训词》。这段时间他在侍从室办公时间，则从清晨延长至深夜。
抗战军兴，1938年底，蒋先生到广西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