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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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不会为强权谎言所欺瞒制约。
在曹先生潜意识中,人与蝼蚁、蛆虫了无分别;那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之、富之的帝王心态。也许他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可是他的见识实在短浅荒谬,可见古人在硬件方面虽不如今人见多识广,而其智慧却有超越不可代替不可逾越的地方。他的发议为20世纪60年代,不过差不多百年时光,人的见识退步如此不可以道里计,开脱无盐居然不惜唐突西施,究竟令人诧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高明如丁文江先生等,1933年夏天他访问苏联和美国,他为苏俄的计划经济及控制力而赞叹,随后他到了美国,他惊叹于美国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强大渗透,他在摩天楼下由衷惊羡,“然而,他并未将美国的繁荣现象归功于美国的经济或政治体制出类拔萃”(美国费侠莉《丁文江》181页,新星版)。在丁先生的心目中,仿佛美国的强大与生俱来,天生如此,而非制度的优越。他对苏俄的访问,也没有像罗曼?罗兰那样表现拷问的责任或发现漏洞的坦率。他认为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而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他说“*,仅是一种进行统治的实验形式”。丁先生推崇西方技术、现代行政组织方法、敬业精神、廉洁奉公等信条,这都是智者的仁心仁术,但他显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体制的决定作用,他过多地看中实用主义的权宜之计,而忽略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根本意义,*、分权、司法独立、个*利对社会生活、国民经济的根本支撑和保障,即措置利病得失的明效大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5)
至于再往后几十年的顾准先生,他反复地强调,两党制不如一党制,*也只是粉饰门面,换汤不换药,他梦想一种虚幻超验的“科学精神”来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制度(《顾准文集》343~346页),那样的见识,几乎就是一个残酷的笑话了。
以上诸位,他们有好心眼,却无鉴赏力。或不知深浅,或不识大局,若此探悉利弊,自然不得要领。他们缺乏的则是郑先生那样的眼力和魄力,故其对大局认识尚未登堂入室、舍筏上岸。比他们早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郑观应,所反复推扬的,却是“君主权偏于上,*权偏于下,凡事上下院议定,君谓如实内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他最看重的是“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包括当时日本羽翼渐丰,国力渐强,郑先生即直截点明其“步趋西国”的制度的决定性,及宪政文化的普适性。
郑观应等一批人,启动了当时社会的第一波的启蒙运动。
启动的储备期,尚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他们以精准的观察,猛烈如飓风的文字提出时代的警告。由于他们的警觉,才迫使清政府着手触及一些改革措施。办洋务,将现代工业带进改革。
办洋务的角色,很多是旧时的官僚或幕僚,最著名的是李鸿章一系,也孕育了学术与教育方面的人才。严复翻译了多种西洋学说与理论。
赵元任对修建王国维纪念亭,不出一钱,或以为怪事,实则,赵元任饱受西方思想熏陶,对王国维愚忠,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值得纪念之处。亦别有怀抱,并非一毛不拔。
王国维学术可敬,其行则甚为可悲。
差不多同时期,李鸿章的身边,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他的这批幕僚,在19世纪末绝无可能涉足政治,绝无可能影响决策,绝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一元化专制强权抹煞人的政治自由,个人的自主、自动自发的能力,遂令各种弊端渐次显现,人人自危、草菅人命、道德沦丧、吏治*、因循苟且、豪杰灰心、恶徒燥竞、信息黑箱、剜肉补疮……一时俱来。积弊发展到极端,终于引发社会的大动荡,底层民众承其巨大代价转徙沟壑……所以郑观应先生对此“弊之太甚”的状态,极为痛心,怎么办呢,“去之之道奈何?一言以蔽之曰:是非设议院不为功”(《议院上》)。事实上美国国会之两院,一为贴近且跟随民意公论,一为防止集体情绪狂乱,宪法规定法律之通过须经两院允许。而两院之间互有羁控,譬如参院有权对众院之法案之修订或驳回,其分权与制衡相当有效。他所有的思想布局及深远的考虑,和后世的美国总统小布什之高明用心同出一辙——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严复思想的杰出高拔,在于针针扎在专制的痛处。。 最好的txt下载网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6)
他是福建闽侯人,那里溪山寒碧,树石幽森。少时家贫,后以第一名资格考入福州马尾船厂船政学堂,修习数理、化学、光学、地质学……读了五年,成绩为最优等。
中国最早留学的是容闳,那是1847年,读的耶鲁大学,回国后在曾国藩幕中参谋筹策。他建议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曾、李联奏,清廷获准。严复是这一代留学生中的第二批。1877年,他入皇家海军学院,既学机械原理之技术,也对西洋学术大加研磨。郭嵩焘对他称赏不已,以为他已得西洋学术之精髓,当时严复的英语水平也胜于使馆译员。
1879年,严复回国,期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落第,从此在北洋水师学堂服务近二十年,任总教习等,不获重用。
他的《论世变之亟》,道出中西方的根本差异,在于对自由的认识,朝廷当政并不推求严复变革的办法,主推三民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严复所面对的官僚体系,生为能语之牛马,死做后人之绊石。
他骂康有为:“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
他不太同意孟德斯鸠的对中国的分类法:德性、恐怖、荣宠。
他直接分为两种,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直截简明地说明政体的性质。
郭嵩焘早年即发现了严复的特质,以严复的头脑,他应为开放的时代和机制效力,那就如虎添翼、大放异彩了,但他厄于专制的流弊晚年被动惹一身骚,弄得灰头土脸。
有人对比同时期日本的伊藤博文,说是严复的选择不及其人,这是短浅之见。因为时代给严复的不是助力,而是大鸟奋翅冲天之际,胫上的铁砣。
1911年12月2日,他记述:往谒袁内阁。得晤。
随后又到汉口见了黎元洪,大抵属礼节性拜访。但他与袁世凯的关系,实因在清廷治下几十年,长期投置闲散,而有逆动之心,本已老迈颓唐,又期一振,这种潜意识也是有的。
他认为袁世凯“太乏科哲学识,太无世界眼光”,“不过旧日帝制时,一才督抚耳”(《与熊纯如书》,全集三,624页)。对袁世凯的暧昧态度,在筹安会列名却拒绝参加活动,拒绝发表拥袁言论。
二次革命后,他说:“往者不佞以革命为深忧,身未尝一日与朝列为常参官,夫非有爱于觉罗氏,亦明矣。所以呶呶者,以亿兆程度必不可以强为。”(《严几道年谱》)此则和他先前“民心大抵归革军”的判断有矛盾之处。这是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揪心,而与自己先前的判断有所矛盾,但这和王国维的忧心忡忡爱护清廷性质全然迥异。
严复关于自由的论述,真是极精密到位。“自由则物各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侯官严氏评点》)。自由因于自立,而自立又取决于人的自治(制)能力。他译孟德斯鸠名著《法意》(即《论法的精神》) 有谓“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即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做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他服膺西方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他说,“西治”,“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严复借友人之话,慨然曰:“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严复集》第一册,53页)他发挥议论道: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凌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此其受病至深,决非一二补偏救弊之为,如讲武、理财所能有济。 。 想看书来
思想家是时代意义上的幕僚(7)
专制与民权的问题,他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这是他翻译《原富》所作的一段按语。
潘恩的《常识》以为,君主专制意味着人民的堕落和失势,“他们被当做权利来争夺的世袭,则是对所有人的子孙的欺骗和侮辱。君主享有世袭权是荒谬的”。潘恩举例说,英国威廉一世,生于诺曼底,在11世纪,他侵入大不列颠疆界:“一个法国的野杂种带了一队武装的土匪登陆,违反当地人民的意志自立为国王。”(《常识》15页,商务版译本)这和严复的思想,正有吻合之处,诚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严复的睿智,在于把握政治伦理的根源盛大之处,疏通古人智慧对今人的融汇启迪,而非对立,他论庄子,“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至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严复集》648页)。这是何等通透的卓识锐眼。国运的兴衰和国民的素质密切相关,他论述开发民智的作用,在于思想上的打通,使后生英俊洞悉中西情形者日多一日,则中国的复苏也就多一份希望。
1905年,孙中山先生和严复相会于伦敦。严复说,中国民智卑陋,所以应从教育上着手,逐渐更新。
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中山先生深切注意到时间,这个可怕的事实。人在世间,高远地观察,人的生命非常短暂。逐渐改良,其意不可谓不佳。但事实是专制者也往往一代胜于一代的暴虐,如此一来,改良没有实行的空间,而生命一代代被毁弃摧折,逝者如斯,情何以堪。
所以,严复思想固然有游移、逡巡,但在根本上,他是同情革命派的。
所以他还是认为,要图存,就非变法不可,尽管民智愚陋,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将可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