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智囊-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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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严厉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投诚者，则予宽大，实行剿抚兼施”。
　　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中，政治空气剧增，终于迫使红军黯然西去。
　　太平军起义后不久，据永安约八个月之后，广西官军在清廷严责之下，以数倍之敌，将洪杨包围。太平军无奈，乃往湘、鄂攻伐。在一种逃命兼拼命的思想支配下，一路上钻隙突穴，飘忽若疾风暴雨，行动如流矢奔驹，其锋锐不可当。
　　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分析说：“正面官军如躲避不了，也只死守城池和险要，或旁敲侧击，绝不正面堵截。在这一公式之下，则流寇一起，便滚起雪球，如入无人之境，尾随官军也养寇自重……提督向荣的不断升迁就是个好例子。”（《太平天国故事再检讨》）
　　红军长征，一路向西，实行战略大转移，经过许多省份，与粤、赣、湘、黔、滇、川、陕、甘各省军阀相冲突。红军是革命播种机，当然比太平军影响更大。而各省军阀在本省所采取之战略战术，也是只守不堵；各省军阀之间，却是以邻为壑，又是只追不堵，出省便算交代。
　　红军转移后，蒋介石严令各省军阀“剿击”，红军到达四川会理时，蒋介石更是亲自飞临会理上空，给川军刘元瑭空投委任状、嘉奖令，加委他为中将，使其更加卖力。
　　各省军阀也自作聪明，结果搞出一套“大历史”的聪明误。
　　1933年春，蒋介石委任川军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主剿”红四方面军，在巴山南麓布开阵势。此地本属杨虎城陕军防区，蒋以为红军会进甘肃天水，乃将杨部主力三十八军调往天水，而将陕南防区交给胡宗南的第一军，本来，夹击巴山红军应由胡宗南承担，但小脑发达的蒋氏却舍近求远，将三十八军与第一军调防，意在借刀杀人。杨虎城遂进退维谷，第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向杨虎城的高级谋士杜斌丞献计：“向杨总指挥进谏，与红军秘密联络，互不进犯。”（《解放军报》1999年10月23日披露的细节及杨虎城手谕）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8）
其后武志平即作为杨部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特使，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直接联系，订立巴山协定，更将药品、枪械、纸张、无线电器材运往苏区，新中国成立后，武志平任国务院参事，卒于1999年。
　　蒋先生在老牌幕僚杨永泰等人的参谋筹划之下，使权谋，用诈术，渗透离间，威胁利诱已成习惯，其人过分自信，以为每策必售，焉知聪明过头，视红军为流寇，殊不知红军保有共产国际背景，为历史之羽变。而世事循环无端，聪明循环至一定方位，恰与愚蠢等同。结果，蒋先生为杨永泰所误，军阀以短视为聪明，不管实情是否牛皮灯笼，照着外面漆黑，导致自家处处丢分。这和经济专家处理财政类似，若以筹码不够，乱发钞票，惹得恶性通货膨胀，一样是不治之症。
　　杨永泰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辛亥革命后得任临时众议院议员，他是后来的政学系的要角，但在政学系初起时，即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从同盟会拐出时，他还是小角色。1914　年中山先生组中华革命党之际，同盟会这一拨人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同中山先生分道扬镳，就是后来的政学会。北洋军阀时代，他辗转滇桂军阀间求生活，北伐后通过国民政府交通部王伯群的关系，向蒋先生靠拢，由张群、熊式辉引见，蒋先生大异之，视为卧龙先生。
　　种种迹象表明，此公作为还是在北洋政府之下那一套，换上某种新包装，口头上侈谈条陈时事的价值准则，行动上保持军阀时代的暗盘与底账，从大三角里面火中取栗。仿佛是他自家修炼出来的一套金不换，自期计谋产出绝活，用之上瘾，实属走火入魔。
　　1932　年冬，胡汉民曾对刘不同这样讲：“杨永泰是政学系的首脑，和国民党势不两立。总理在世时受他们的气很大。今天蒋介石把他引为亲信，简直是认贼作父。对付共产主义，他们还不如我们呢！寻求外国援助，他们也不如我们有门路。可是蒋介石就喜欢这些谗佞之徒。”
　　杨永泰是中国近现代最为典型的马基雅弗利式的人物，他真正起家，在于对苏区的最后两次“围剿”。除政治角度的阉割外，军事上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也是他的创造；其虑甚周，其计亦辣。前此，他已在北洋以来的政坛各派系中翻滚挣扎，始终不像人样。终以掉弄智术，骤显身名。其人辄以磐磐大才自居，以不世出的智者自许，然究其实质，仍为村学究中一特殊分子。虽于历史漩涡中丕显身手，系一超级智囊，却非现代意义上的大知识分子，亦非一现代军事专才。其人其术，形与质两方面均极似马基雅弗利——那就是，不信世上有正义，不信良心之力量，对社会秩序甚至也无乌托邦前景的观照，其本心深处，乃在取得权力，以此填补其欲望、爱憎——英国近代学者韦尔斯论马基雅弗利尝谓：“竭力使自己成为君主权术的专家，他给索代里尼帮了倒忙……但这个道德上的盲人是生活在一个道德上盲人的小世界里”（《世界史纲》）。
　　他们致命之处都在于：很少，或者几乎没有比他们孜孜玩弄手腕更大的关于人类命运规划的远见。
　　杨永泰属中智偏上人，亦纵横家之流亚，奔走乞怜于各家门下；战术上，固屡出奇招，战略眼光则无足称之。他在湖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任上仍不甘寂寞，欲问鼎行政院长，并以新政学系头目身份参与派系纠葛，掉弄智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以致如饮狂药，终因权争失算，为CC系特务暗杀于汉口码头，像通俗歌曲所唱“算来算去算自己”，他一生不甘寂寞的幕僚生涯，于此画上一个不圆满、悲剧性的句号。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19）
杨氏虽有弄蛇之技，而玩蛇于股掌之上，其终必被噬，也不意外。唯其仅为聪明人也，则“处之以诈，其品类终善于鳝，而不类于淞鲈河鲤矣”（张恨水论吴用语）。
　　志大才疏　险诈凉薄
　　熊式辉生于1893年，10岁前读千字文，以及四书、唐诗、《易经》、《左传》等，15岁考入江西陆军小学；18岁毕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并参加同盟会，1924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他在*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崭露头角，北伐时期得以起家，任独立第一师赖世璜部党代表，该师旋扩编为第十四军，仍任军党代表，并兼第一师师长。1928年，调任第五师师长，旋任淞沪警备司令。1930年，任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次年，出任南昌行营参谋长，同年12月，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他的夫人顾竹筠，交际到了宋美龄的母亲，被认干女儿，与宋美龄情同姐妹。其后主持赣政十年，外派访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出任东北九省行辕主任，1947年晋升陆军二级上将，位高职显，权倾一时。
　　陈诚与兼任行营参谋长的熊式辉势同水火。熊氏乃政学系的一员，连带杨永泰也给陈诚下绊脚。
　　陈诚一直是政学系的敌人。蒋介石亲临抚州陈诚指挥部的时候，熊式辉陪同前往。蒋先生下车时，熊式辉立即上前搀扶，一面挑拨说，辞修兄真不争气，叫年老的委员长东奔西跑，替他操劳。蒋先生顿时变色，怒斥说，不关你的事！你何必来，你回南昌去吧。熊式辉碰了硬钉子，回到南昌家里，把一桌饭菜碗筷尽行踢翻打碎（樊崧甫《龙头将军沉浮录》第三章）。
　　熊式辉主政江西十年，政令就无法到达赣南。从专员到县长，要不是当地的强梁刘甲第点了头，休想待下去。
　　但是熊式辉打出蒋经国那一张牌，一石三鸟，总算刘甲第倒霉了。
　　刘甲第，他也是地方江湖的有力人士，但他和杜月笙是不同的。他在北大预科读了一年，就回江西。他40来岁，会些古文，写得一手好字，有些上流社会的气味。他也有一串姨太太。曹聚仁说，他的风度温文尔雅，像极杜月笙，但比杜氏多一份古老的学问。他也很有四大皆空的虚无思想，他无端地就对曹聚仁说，曹先生，您不知道，一个人活过了42岁，骨头都空了！
　　真是悲从中来，一切都付诸东流的味道。
　　熊式辉在日本陆大求学时，有福建籍留学生顾女士，风姿绰约，惹得不少留学生纷纷向她求爱，熊式辉亦系追求队中的一员，他容貌俊朗，又系官费生，一切条件皆比其余的文科学生优厚，乃获得顾女士青睐。毕业归国后，先在西北冯玉祥帐下任参谋，旋受命为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的参谋长。1927年春间，熊氏致书李烈钧，表示请缨无路的抑郁心情。李即密电蒋总司令，为熊说项。这年10月间熊式辉兼淞沪警备司令，他在警备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亲笔书写蒋公的革命语录若干条，蒋公每至沪时，先迎至警备部憩息，均睹及熊所写语录。
　　马五先生（雷啸岑）《政学系与现代中国政局》以为，熊式辉素与杨永泰友善，乃是其起家的关键原因。从1934年杨氏任南昌行营担任秘书长，熊氏兼任行营办公厅主任后，两人形同胶漆。“熊式辉本是个不学无术的军人，但自命不凡好发怪论，他对政治上的人事问题，倡导用人必疑、疑人乃用主义，把一般从政人员皆视为不足信任的问题人物，荒诞不经，骇人听闻。因而他在江西做了八年主席，毫无建树可观。熊式辉交卸驻美军事代表团长任务回来，中央特设置‘行政设计委员会’，以熊为主委，网罗若干专家学者，研讨设计全国的行政制度改革方案，经过了几年，只搞出分裂东三省地区为九省的一套计划，其他一无所有。抗战结束伊始，熊得任东北行营主任，国府文官长吴鼎昌以政学系同道的关系，一夜之间拟订东北行营组织规程而公布之，职权恢宏，有若国民政府然，但熊一筹莫展，终于铩羽下台了”。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20）
英国有一句格言是：检讨过去，研究现在，策定将来。熊式辉竭力装扮成这个样子，然而，智力是不够的。石觉先生说，日本宣布投降后，东北伪满政府曾发给公务人员三个月粮饷，等待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可惜的是政府在未展开接收前，先行重划省区，弄乱秩序。日人过去以航空照相丈量土地，绘出很确实的精密地图，另有大批省县资料表册藏于各省县政府，但大批遗失，接受人员到后只得重起炉灶，困难重重（石觉《战塞外，痛平津》）。
　　原来，东北行营主任一职，蒋先生最初的意思，是属意张治中的。后来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才改派熊式辉，或许是政学系与黄埔系斗法的结果；更有人说是吴鼎昌和张岳军在背后支持的力量。此外，也有人说熊先生为了争取东北行营主任位置，经常的在夹袋中带着几种计划，等到同蒋先生谈到东北问题时，他每次都能立时拿出来一份合乎当时谈话情形的计划来被蒋先生称赞为“有心人”，视为幕僚之极可用者。所以，当后来考虑东北行营主任人选的时候，自然会想到他的身上。
　　这是1945年深秋的事情。
　　原来，东北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折冲樽俎，局势时而明显，时而黯晦，问题总在若即若离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