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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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颍以旧相文雅自高，不晓军事，专务蓄积，减削士卒衣粮。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皆入蛮境钞盗以自给。蛮人反以衣食资之。由是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南诏自嵯巅大举入寇，边州屡以告，元颍不之信。嵯巅兵至，边城一无备御。……
韦审规、韦齐休是长庆三年冬出使云南，取道清溪关路，沿途所经如卬、雅、黎、嶲诸州，正是太和三年南诏入侵的路。杜元颍镇蜀，边防废弛，恐怕就是受了韦齐休《云南行记·序》中主张斥弃清溪关外诸地的影响。情报不实，遂酿巨祸。后来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想替杜元颍减轻罪名，将责任推到三十多年前的韦皋身上，以为是韦皋不应与南诏构和，因而人心懈怠，疆场无备，故有太和三年之役。今日看来，卫公此说，绝非持平之论也。
唐朝坐镇西川的如韦皋、李德裕，对于西南边事，都有著作，今附著大略如次。
德宗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韦皋拜检校户部尚书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剑南西川节度使，代张延赏坐镇西川，历二十一年。据《宋史·艺文志》，韦皋著有《西南夷事状》二十卷，二十一年的经营，在书内必有详细的纪载。今仅《通鉴》德宗贞元十年正月《考异》引事状一则，正《旧唐书·韦皋传》之误，余无可考。韦皋以后，镇蜀有名者为李德裕。《李文饶集》有《进西南备边录状》，文中有云：
臣顷在西川，讲求利病，颇收要害之地，实尽经远之图。因著《西南备边录》十三卷，臣所创立城镇，兼画小图，米盐器甲，无不该备。……第四卷叙维州本末，尤似精详。……
《新唐书·李德裕传》说德裕至蜀，〃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众寡馈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大约筹边楼上左右两壁所绘地图即包涵在《备边录》的小图之内。德裕此书，集作十三卷，《宋史·艺文志》著录作一卷，疑误。《通鉴》文宗太和五年五月李德裕索南诏所掠百姓得四千人条《考异》引德裕《西南备边录》，德裕书传世，只此一则。而《新唐书·李德裕传》，叙镇蜀日筹划甚详，疑其中不少取材于《备边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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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节：四 窦滂徐云虔卢携诸人所著书
四 窦滂徐云虔卢携诸人所著书
懿宗咸通时有樊绰的《蛮书》十卷，窦滂的《云南别录》一卷；僖宗时有徐云虔《南诏录》三卷，卢携《云南事状》一卷。樊绰《蛮书》留在后边再说，兹先略论窦滂诸人书大概。
《新唐书》及《宋史·艺文志》俱著录窦滂《云南别录》一卷。窦滂于咸通十年（公元八六九年）代李师望为定边节度使，贪残失众望。南诏入犯，滂望风溃退。十一年遂贬为康州司户。他写《云南别录》在何时不可考。《通鉴·唐纪》德宗贞元十年袁滋册南诏条《考异》引滂书一条，说：〃诏袁滋册异牟寻为南诏，盖从其请。南诏之名自此始也。〃《册府元龟》九六五纪贞元时唐赐南诏金印银窠，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南诏德化碑》纪天宝十一载阁罗凤北臣吐蕃，〃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即是南国大诏，贞元册南诏，不过袭吐蕃之旧称耳。
南诏自酋龙于康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八五九年）嗣立以来，至僖宗乾符四年（公元八七七年），前后几二十年，几于岁岁犯边。乾符四年酋龙死，子法立，侵边始少息。岭南西道节度使辛谠与南诏常通使节。乾符六年，遣巡官徐云虔使云南，二月至善阐城（今昆明），留十七日而还。广明元年六月，又副宗正少卿嗣曹王李龟年使南诏。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八月始还至西川。云虔于三年之间，两使南诏。他所著的《南诏录》三卷，见于唐、宋《艺文志》，大约即是综合两次出使见闻而成。《南诏录》宋以后即不传，《通鉴·唐纪》僖宗乾符四年二月《考异》引此书，说〃南诏别名鹤拓，其后亦自称大封人〃。南诏国号之又作鹤拓或大封人，始见此书。鹤拓、大封人，作何解释，不得而知。方国瑜先生以为鹤拓是犍驮罗的对音，他从音韵学上推测，转弯太多，我们总有点不敢相信。
和徐云虔《南诏录》同时候的书还有《云南事状》一卷，见《宋史·艺文志》。《通鉴·唐纪》僖宗广明元年五月赵宗政还南诏条《考异》引《云南事状》，以正西川节度使陈敬瑄遣使南诏之日月，又及丰祐以后渐为侮慢之故，并谓《事状》末载陈敬瑄与云南书牒，或称鹤拓，或称大封人。南诏国号，至《南诏录》和《云南事状》，始予著录，则鹤拓或大封人之号，很可能始于僖宗之时。《事状》、《宋史》不著为何人作，温公《考异》以为〃似卢携奏章也〃。携为僖宗时宰相，辛谠、陈敬瑄之遣使南诏许以和亲，携之主张最多。温公谓《事状》为携奏章，疑得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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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五 樊绰《蛮书》（1）
五 樊绰《蛮书》
南诏和唐朝的关系，以懿宗时为最繁，几乎每年都有边警，而以中国的南部如安南、邕管为最甚。咸通时安南为南诏攻陷，于是邕管骚然，乃调东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庞勋叛变，遂兆唐室灭亡之机。所以南诏的盛衰，安南的得失，关系于唐朝者甚大。樊绰就是南诏攻安南时，亲历其事的人。他所著的《蛮书》，都是他在安南时搜集得来的材料，予以有系统的编纂。《华阳国志》而后，现存论述西南历史地理最古最好的纪载，只有樊绰此书。
樊绰《蛮书》，《新唐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俱作十卷。樊氏籍贯无可考，为安南经略使蔡袭从事。咸通三年（公元八六二年）袭奉命经略安南，其年冬南诏大举来攻，四年春安南陷，袭阖宗死者七十人，绰涉江逃免。《蛮书》之作，大约始于在安南时，蔡袭失败之前，所以今本《蛮书》卷十末云：
臣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已录蛮界程途，及山川城镇，六诏始末，诸种名数，风俗条教，土宜物产，六名号，连接诸蕃，共纂录成十卷，于安南郡州江口，附襄州节度押衙张守忠进献。
这大约是在咸通四年。到了咸通五年六月，樊绰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将《蛮书》又整理了一次，今本《蛮书》卷十末论黔、泾、巴、夏四邑苗众一段有云：
咸通五年六月，左授夔州都督府长史，问蛮夷巴夏四邑根源，悉以录之，寄安南诸大首领，详录于此，为《蛮志》一十卷事，庶知南蛮首末之序。
这一段文字，也许就是《蛮书》的自序，错简在此。
《蛮书》名称，各书著录殊不一致，《新唐书·艺文志》，《通鉴考异》，程大昌《禹贡图》，蔡沈《书集传》，作《蛮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元李京《云南志略》，明初程本立，作《云南志》；《宋史》又出樊绰撰《南蛮记》，都为十卷；苏颂《图经本草》作《云南记》；《永乐大典》作《云南史记》；《太平御览》引又作《南夷志》。《四库》著录，名称依《新唐书》。按照上引《蛮书》自称为《蛮志》一十卷之语，似乎《新唐书》所著录的名称，应比较近真；或者《蛮志》为樊绰初定的名称，定稿后乃称为《蛮书》也。《蛮书》自宋以后继续流传。李京《云南志略》提到樊绰此书。明洪武初程本立为云南布政使，至丽江，在太守张翥处还看到樊绰的《云南志》，程氏《巽隐先生文集》中《云南西行记》一文曾纪其事。自永乐中收入《大典》，书遂不传，所以《四库提要》说：〃虽以博雅如杨慎，亦称绰所撰为有录无书。〃至于万历《云南通志》卷二、卷三虽都引有樊绰《云南志》，而文字与传世《蛮书》颇不类，倒很像后世方志中语，恐是传闻之误，实则樊氏书明中叶以后便已不传。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馆臣始从《永乐大典》中将樊氏书辑出，仍依《新唐书·志》分为十卷，并取《新唐书·南诏传》及《通鉴考异》为之校勘。《蛮书》从此遂又流传于世。今除《四库》本外，有《武英殿聚珍版》本一称内聚珍本，乾隆时《知不足斋》本，广雅刊《聚珍版丛书》本，《琳琅秘书丛书》本，《渐西村舍丛书》本，《云南备征志》本，凡六种版本。《知不足斋》本以下都出自内聚珍本，略有是正；而内聚珍本、《知不足斋》本两种也不多见。内聚珍本大概以文渊阁《四库》本为据，《提要》作于乾隆三十九年二月，时间最早。文渊本在四十七年，文津本在四十九年，两本《提要》文字相同，而与内聚珍本有出入，书内文字也略有异同。据我的推测，《大典》内的《蛮书》，大概是绝大部分收于一韵之内，所以在国内见到《大典》最多的赵万里先生，就没有见到引用《蛮书》的《大典》，在国外见到《大典》最多的王重民先生，他说也只见到一条。大约引用《蛮书》的那一本《大典》，在庚子或不知道甚么时候，一定佚失了。
因为《大典》原本不存，今日《四库》本《蛮书》有无讹误，就很难勘正。但是今本《蛮书》中时时夹有《四库》馆臣案语，从那些案语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现行本《蛮书》，有些地方是经馆臣误改的。如：现行本卷四《名类》第四首纪爨归王袭杀盖聘、盖启父子，盖聘、盖启《大典》原作孟轲、孟启，馆臣据《新唐书·南诏传》改正，作盖聘、盖启。唐《张曲江文集》卷十二有《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其中就有升麻县令孟聘之名，由此可知《新唐书》误〃孟〃为〃盖〃，《大典》作〃孟〃不误，只〃孟聘〃误作〃孟轲〃而已。《四库》馆臣未能广征唐人书，遂有此失。
还有《大典》本《蛮书》有很多脱落错误的地方，现在从类书如《太平御览》以及金石文字中，可以补正不少的字句。如《御览》时引《南夷志》，就是《蛮书》的另一名称。《蛮书》卷一《云南界内途程》第一石门路一段末〃大部落则有鬼主〃以下，文字脱落，致不可通。《御览》七八九暴蛮等部落条引《南夷志》，正是今本此段，文字完整，今将《大典》本《蛮书》及《御览》引《南夷志》这一条分列如次，以资比较。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48节：五 樊绰《蛮书》（2）
〃大部落则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大典》本《蛮书》）
〃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御览》七八九暴蛮引《南夷志》）
《四库》馆臣辑《大典》本《蛮书》，不知利用《御览》所引《南夷志》来校勘，致今本多留遗憾，这是很可惜的。此外滇南金石文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