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回忆:美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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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清国男孩想过生日是因为他关心礼物和庆典。孩子们并不去注意每年都有的这个日子随岁月循环更替。只有当男人上了年纪时，他的生日才会受到人们注意。如此，他的年纪越大，他的生日礼物也就越有价值。对清国男人来说，童年时期不过是自然规律下的一个阶段，只有在老年时期才能获得荣光和尊敬。但这个清国男孩对礼物的向往如果没能在生日那天得到满足，却可从春节期间获得弥补。
春节时，他随同父亲去拜年。他们要拜访很多店铺，而这些店铺的男人们都会给他一些压岁钱。因为新年伊始，清国男人迷信给孩子压岁钱会为自己带来好运和红火兴旺的生意。
当清国男孩准备走向外面的世界时，父亲会为他穿上美国式的衣服，以便不招引人的注意。然后，在附近找一个私塾让他念书。在这里，他学习阅读和书写英文。再长大一些，他还要去夜校读书。孩子天性勤奋好学，书本作业从来难不住他。父亲还会不时地教他读写中文，并且逐渐把生意经也向他展示。他并不贪玩，做游戏时也从不和美国孩子混在一起。他所喜欢的运动是在屋顶上放风筝和抽陀螺，虽然他很少为游戏丢掉书本，但在这两方面他都算得上是老手。目前在城中私塾内念书的清国男孩有五六名之多，并且至少还有相同数量的幼儿在长大并正步随他们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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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特写：唐人街上的华人孩子（3）
对于一个降生的清国女孩来说，那世界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的人生本该展示出一种时间更漫长、同时也可能更哀怨的经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她们的人生既短暂又拙劣，正像在这个城市发现的情况一样。她的一生中从未有过为她自己而举行的欢宴和庆典。她的小脚在幼年时就被缠上长长的布条而变形，步履蹒跚地走过童年时代。并且，当她成长到少女时代时，人们就会喋喋不休地教给她做女人的准则以及做人家婆姨应尽的义务。实际上，她不过是为生计而奔波的一个命运的囚犯。这就是有关她要说的一切。
在清国女人出现于纽约客的视野里以前，老早就已经有华人婴儿出生了。他们是清国男人和美国女人结合的产物，例子还不少。这种结合好像两个民族的红丝线在末端交织到了一起，而产生的孩子无一例外都展示出了他父亲那个民族毋庸置疑的印记。孩子在外表上完全是个清国人，然而他在心智上却继承了两个民族的秉性。有这样一位男人，他是唐人街最杰出的清国男人之一，于十年前与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结婚，他们生育了两个男孩。虽然这两个男孩看起来长得更像父亲，但他们和其他同龄的美国孩子一样，拥有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他们讲英语能够像讲他们父亲的语言一样流利。弟弟喜欢穿美国式的衣服，而哥哥的最大乐趣是身着东方的节日礼服。父母亲则会分别满足每个孩子的愿望。爸爸教汉语，妈妈教英语，并且妈妈平时还教给他们其他学科方面的知识。
清美联姻出生的女孩们在相貌上更倾向于母亲。随后讲到的这个小女孩就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然而，她也为她有一位清国父亲而感到非常自豪，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惹人喜爱的清国少女，她和她的父亲在清国孩子们中间都是很受欢迎的。
特别让人惊讶和感动的是最近与一位八岁混血儿的对话。他告诉我说，在他还是个婴儿时妈妈就去世了，他跟着他的姐姐一起生活。
“我想，她是我姐姐，”他结结巴巴地说着，努力做出很有礼貌的样子。“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女人了，同样也嫁给了一个清国男人，并且已经有两个小孩了。”
“你父亲怎样了？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哦，知道。他在18号的一家餐馆工作，他曾经拥有一家自己的餐馆，但他是个烟鬼，后来就破产了。他有时给我钱，想让我感到和他亲近。”
“你为什么不去卖报，以便能挣钱来自己照顾自己呢？”
“他不让我去，他想让我继续在学校念书，并说当他快去世时，我就可以像他那样去参加工作了。”
这和那些突然离开纽约返回故国的清国男人们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他们无情地丢弃自己的孩子和孩子们的母亲，独自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只偶尔有几个男人会带上他喜爱的儿子一起回国。
对于那些被留弃在唐人街的小流浪儿们来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他们哪天被某些机构设下的法网所捕获。然后，他们就可以从那里开始新生活，人们会教育他们“人类犯罪的倾向并非与生俱来”，并且，他们将会在那里获得面对人生向上奋斗的力量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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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后记（1）
我出生的城市内江地处四川盆地。沱江为长江支流，像一条蜿蜒的玉带，环抱着这个川中小城。李白诗赞为“青山横北郭，绿水绕东城。”我家伯父郑拾风少年出川，参加抗战，当过《大公报》的战地记者，后定居上海。他返乡探亲时，总要为我带回几期《儿童时代》杂志。扑面而来的书香，闻所未闻的故事，送来大上海那遥远而神秘的气息。拾风伯父还喜欢拉着我的手，一起吟唱宋代诗人李之仪的词：“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受他的影响，我对上海也有了一种天然的情感。
近年来，我多次行走沪上。坐在金茂大厦的顶楼喝茶，外滩梦幻般的景象，总让我回想起童年的往事，也感觉到《帝国的回忆》原版在反映中国社会演变的方面，似乎缺了上海这个主角。上海是牵引中国脱离封建帝制社会的火车头。上海的变迁，不仅牵动整个长江流域，而且对于全中国的改变，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利用去年赴美进修的机会，对《纽约时报》报道上海的电稿，有意识地截取了1854年、1877年、1886年、1906年、1908年五个时间断面，组成一个专题序列，编入新版，供读者观察、剖析。
驱使我编纂《帝国的回忆》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生长的城市与清末那段历史有很深的牵连。内江地处成渝铁路中段，是辛亥年间四川保路同志会斗争最尖锐的地区。1911年8月，革命党人会聚内江，召开了著名的“罗泉井会议”，共商起义大计。9月，他们把暴动日期刻上木牌，投入江中，做成了俗称的“水电报”，召集各路英雄会攻成都。朝廷震动，急调“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湖北新军精锐进川镇压，致使汉口兵力空虚，造成调虎离山之势，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条件。端方行军入川后，也在内江境内被刺死。如果说武昌首义成功是果，而革命之花却开在内江。这一点也获得了中山先生的肯定。
另外，内江还是黄花岗烈士、民国大将军喻培伦的家乡。喻培伦19岁离开内江，东渡日本留学，是革命党中最有名的“爆破大王”。1911年4月27日，喻培伦参加广州起义。他在胸前挂满炸弹，率先冲进总督衙门，炸死、炸伤清兵无数。他为建立民权的中国流完了最后的血。民国政府为纪念他建立的“喻大将军祠”，就坐落在我幼时居住的文英街上。我曾无数次怀着敬肃的心情走过将军祠堂，对这位精忠报国的乡党充满敬佩。那些做出惊天大事改变中国的人，常常不是什么神仙皇帝，也不是装模作样的军机大臣，倒可能就是一名排长，或一位怒发冲冠的少年。
《帝国的回忆》自2001年由三联书店首发后，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同时也有各种建议和批评。该书于2002年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在台北出版，也获得台湾学界的关注与评论。这次再版，我们吸收和采纳了各方面的意见，力求改进。为此，新版参考台湾版注释内容，对旧版进行了修订与补充。另外，按照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的意见，追加了一篇反映蒲安臣外交活动的电稿。再者，追补了一篇记叙“大秦景教碑”的特稿。为核实细节，我还专程访问了西安碑林。驻足碑前，仍能强烈感受到贞观年间那“盛唐巨光，景风东扇”的宏大气象，禁不住为我汉家文化之辉煌壮美而感慨万千。最后，原版关于李鸿章在纽约接受记者采访的内容，针对部分读者的疑惑，拷贝了《纽约时报》原始片断影印刊出，供读者研究。这次再版，共删减旧版8篇电稿，新增11篇，同时与出版社编辑一起选配了更多图片。这些照片和图片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出自西方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该书的历史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如同一口硕大无比的“销金锅”。任何从外部世界传来的东西，一倒进锅里，都会有化学蚀变发生。1000年前，基督教来到长安，变成了景教；1000年后，英语进入上海，也被改造成洋泾浜，而西式法院则变成了会审公廨，甚至连美国公使也变成了大清皇上的钦差。中华文明5000年薪火相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有大海一样宽阔而包容的胸怀。这样的特质，对于构建各种文明兼容并蓄的和谐世界，无疑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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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后记（2）
借再版之机，谨向台湾远流出版社的陈穗铮女士表示特别的感谢。陈女士治学严谨，为责任编辑期间，曾与我反复讨论、印证有关译文和史实，令我深受教益。同时，向支持本书再版的当代中国出版社周五一社长和张永副总编辑，向为本书撰写书评的陈克艰、周振鹤等前辈，向特别推荐本书的《南方周末》等报刊和###、段永基、池莉、徐静蕾、赵原、陈文茜（台湾）、叶国华（香港）等先生、女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另外，外交部同事蒋书婉女士参与了部分新增电文的翻译，也一并致谢。
2006年8月9日，记于北京海淀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