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浙商赢天下-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什么又叫“炒”呢？“炒”又是什么概念？大家都玩过击鼓传花的游戏，今天卖给张三是130万，明天张三又倒给李四是240万，这才算是炒家。现实的情况是人们要在上海创业，长江三角洲创业。这就证明这些地方是很具有经济活力和投资潜力的。没有潜力，浙商是不可能把钱投到这个地方去的。浙商到这些地方首先想到的就是买房子。没房子让员工到大街上办公去？创业去？大量的民营资金主动在这里投资，肯定带动了这方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交通、餐饮、旅游、城建等等方面的大发展。我从没听说哪个城市因为购房团的大批民间资本的引入而城市瘫痪了。我也从没有听说把房子建在沙漠上，大家都去沙漠购房的。把公司总部迁到上海、南京等经济发达地方去的这些人群，基本上都来自浙江一带。浙江省的民营经济特别发达，民营资本特别丰厚，民众投资意识特别强烈。藏富于民，老百姓有钱了，目前的投资渠道又狭窄，钱要生钱，总不能让钱老在银行里面趴着吧！浙江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过来的。老百姓投资最大保值的东西就是房子。
安居乐业，只有安居才能乐业。一个人连挡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怎么还谈得上创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人们何必在炒房团还是购房团的概念上争论不休呢？炒房团是一种被误解的概念。炒房团有多少人？三个人、五个人、还是一百个人？浙商组成200个人来上海、长江三角洲一带投资发展，大量的民间资金投入在这儿，不可能把这儿的市场，或者整个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经济命脉都掌握了。假如真的是这样，上海市也太无能了。
商场如战场。此时，我想起了《战上海》电影中的一个场景，当年汤恩伯固守上海防线，吹嘘此防线固若金汤，半年、一年的火力根本摧垮不了此防线。结果，不到一个星期，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军就在上海的南京路、淮海路站岗执勤了。《战上海》中的一句台词令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不是*太狡猾，而是自己太无能。
房价上涨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其中，主要的因素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供求关系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关系。供大于求会出现什么情况，求大于供又会出现什么情况。房子也是商品，当求大于供的时候，房价肯定会上升。
第七章 一个好汉三个帮，选择好你的合作伙伴（9）
浙江民间投资团队同原来的炒房团是有区别的。浙江民间投资团队是把房地产作为投资的其中一个项目。浙江商人、浙江企业家还要投资高科技、商业、交通运输等有利可图的行业，还要参与城市运营等诸方面的行业。
出现浙江炒房团、温州炒房团的“炒”字这个概念，是因为当初浙江民间自发组团到上海买房，到长江三角洲买房，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名称。它好比自己生了一个儿子，名字没取好，没取正，结果人家叫着叫着就叫成了王二麻子，叫着叫着把好好的一个群众自发的经济团队就叫歪掉了，所以“炒房团”三个字是经不起考证的。这是对浙江商人的严重误解。
浙商的“商”字在市场经济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发挥得淋漓尽致，在地产上的动作也是全国有名的。在国六条、国八条实施之前，被人误称的“温州炒房团”活跃在大江南北。浙江商人乘坐着一辆一辆豪华奔驰大客车，浩浩荡荡地向上海进军，购置大量的房产。这种事也只有我们浙江人有能力干，其他人望尘莫及。民间俗称的“浙江炒房团、温州炒房团”应运而生。他们买房买到心发抖，数钱数到手抽筋，买房就像买棵大白菜，连价都不问。我老家对门一个不起眼的剃头匠也拿出大笔钱来，一口气在上海买下好几套房子。其实，建房、买房是浙江人祖祖辈辈遗留下来的民风和民情。
在搜狐*举办的主题为“炒房团是不是房价上升的导火索”的活动中，北京、上海、南京、深圳四地业内人士一同PK，题目就是“说房价飙升，温州炒房团、浙江炒房团是否罪魁祸首？”
节目一开始，我成了大家的众矢之的，他们纷纷把责难的矛头指向了我，机关枪似的对着我开火。
我自始至终笑眯眯地等着他们都说完了，才开了腔：房价一路攀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假如把所有的原因都归责于浙江人，那肯定是不对的。你们有没有想过：第一、我们买房子的钱全是自己口袋里的钱，没要国家一分钱。我们买房是来投资的。上海、南京等长江三角洲一带是政策稳定、经济具有活力的地方，这些地方是我们首选投资的地方，也是保证我们有投资回报率的地方。我们把公司的总部迁到上海来，把企业迁到上海来，首先想到的是给员工买房，安顿好员工的生活。公司迁进来了，不可能让员工睡到大马路上、睡桥洞底下去！此时，房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就发生变化了。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供求关系就是价格关系。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学的原理。
第二、上海开发的楼盘少了，浙江人买的多了。房地产商肯定是在供求关系这个基本原理的杠杆指导下进行开发的。我们浙江商人在上海购房，促进和带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和带动了旅游、交通、娱乐、餐饮等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过去招商引资，引都引不过来的项目现在轻而易举地就能得到落实。以前各地政府一批又一批地请求我们帮他们招商引资。现在不用招商，我们早就过来了，把总部基地搁在这儿，把大量的钱扔到这儿，我们都不怕，你们还怕什么？
第三、有人说这是炒房团，我说太偏颇了！有些人对市场经济的现象真的是没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有些人的观念怎么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仅一个炒房团进入了大上海，就把上海市场搞乱掉了，把上海打得稀里哗啦，那上海实在是太没市场经济的防线了！好多人叶公好龙，口口声声说同国际化接轨，实际上都还没同浙江商人接轨，还怎么同国际化接轨呢？
第七章 一个好汉三个帮，选择好你的合作伙伴（10）
论坛临结束时，一个有趣的场景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尽管上海和深圳的代表均持“炒房团是房价上升导火索”的观点，但在PK活动即将结束时，北京、深圳、南京包括上海的四地代表均当面盛邀浙商到上海去购房投资，到南京买房投资及到北京、深圳等地购房投资。他们的热情把全场的气氛一下子转变过来了。这令我十分感动，当场连连表示“非常感谢各地对我们浙江商人的信任”。
此时，我暗暗发笑，论坛开始时，他们把责难的矛头都齐刷刷地对准了我，我成了众矢之的。论坛结束时，我又成了最受欢迎的人，像一个大明星一样被人捧来捧去。论坛的大门一进一出，真像睡觉一样一样，眼睛一闭一睁，丑小鸭就变成了白天鹅。
近几年来，各地政府都排着队同浙商洽谈，欢迎浙商去投资，为发展当地的经济做贡献。有些地方政府还主动聘请浙商为他们做招商引资的顾问。
六“天外天”的温岭商团
导读：浙江温岭商团经得起商海翻滚。
原北京小商品市场的四大“天王”领衔主角——“天外天”市场，活跃着一支来自浙江省温岭市的“商团”。这支“商团”占市场总人数的以上，其中一些人已是“天外天”的*了。
阮华平，1982年从温岭横河中学毕业后就开始闯荡“生意场”。1991年，BP机、手机登陆广州，有些大款率先腰别BP机，手握“大哥大”，更有人故意在大庭广众面前操起“大哥大”横喊直叫，炫耀“身价”。这时，头脑敏捷的阮华平马上意识到，这玩意儿肯定是一种大趋势，现代人绝对少不了它。你玩你的BP机和手机，我贩我的零配件，看谁“火”一把。
知识库中都找遍了，也没有任何同BP机、手机有瓜葛的内容，只有在中学生吞活剥学到的电动机、发电机的知识，那还是一知半解、迷迷糊糊的。阮华平胆子还真大，真的做起了BP机、手机零配件的生意。
地摊式的生意好做，真正做起批发生意就不是那回事了。单说手机就有多种型号，电池也厚薄各不一样，初入道者的确真假难辨。有一次，一个客户要向他订购50只厚电池，当时是一宗大买卖。阮华平便急赴广州进货，匆匆回京便脱手了。心里正想着这宗生意很“顺手”时，客户便找上门要求退货，反映这批电池的电量一下子就用完了。半为了维护信誉，半出于无奈，阮华平全部退还了款。事后，满头“雾水”的阮华平把电池上能卸的部分全都卸下，终于发现：每个电池都暗藏着一块铁块。原来，可恶的广州商人在每块300元的电池上“捆”了一块铁，当作每块450元的厚电池卖给他。这回，阮华平着实“栽”了一下。
不呛水，怎能学会游泳呢？从此，阮华平的“水性”一年比一年强。当时，他在“天外天”市场经营的BP机、大哥大零配件已成为同行中的“大哥大”。从他柜台中批发出去的BP机、手机零配件“散落”在河北、山西及北京周边地区的各专业市场。“天外天”柜台也每天门庭若市，客户的回头率甚高。
王方华，生长在温岭牧屿这块商贾重镇之地。他自幼跟随父母跑码头、做生意，受商品经济的熏陶甚重。有了父辈们的指点，王方华没有走多少弯路，先在天津跟他们学做化妆品生意，羽翼渐丰之后，干脆独自“杀”入北京。到京后，他与“温岭商团”的其他老乡一起直接参与了“天外天”市场的组建工作。谈起北京的化妆品市场，王方华如数家珍。王说，从某种角度说，一个大都市的化妆品“走向”代表着市场的“航标”。北京市化妆品消费两极分化严重。有钱人家来买化妆品时，不问价钱，只问是哪国产的，大部分普通百姓非但一分分地讨价还价，对那些所谓的名牌更是鲜有问津。近几年来，消费者“崇洋媚外”的观念逐渐淡化，有些“洋货”确实不如“国货”，而且许多假冒伪劣的“洋货”还时不时地向中国市场涌来。王方华以行家的口气告诉我：“保护民族工业的话由我来说可能是大话，但国内的一些化妆品质量确实超过了国外，中国的有些品牌确实是过硬的，这毫无疑问。” 。。
第七章 一个好汉三个帮，选择好你的合作伙伴（11）
王方华经营着从国外到国内的上千个品种的化妆品，他是同行业内的佼佼者。在谈及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他说：我现在对国外的供应商更有底气同他们讨价还价，同他们谈判更有主动权了。因为我是他们的进口商，我要或不要他们的货，都决定着他们的生死。
自称在“商海”中一帆风顺的蔡青根由于在老乡中威信高，温岭市驻京“计生” 协会一成立就被众人推选为副会长，并担任北京东钓地区外来人口治安小组副组长一职。1984年6月，他到达北京后，一开始摆地摊，后搞批发，最后来到“天外天”。在北京呆得越久，越感觉生存空间大，生意好做。尽管如此，他还是不做不必要的“冒进”，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式。他在“天外天”经营的深刻体会是“天外天”市场的管理者既通人情，又擅长管理，那些社会上的“害群之马”都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