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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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在当时,甚至现在也没有更有效的方法,他们这样做,找到真实材料以后,我唯一的能力就是写信反映。我没别的权力,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上级反映他们的问题,希望得到纠正。
王 志:为什么不署名呢?
郭光允:当时我觉得牵扯程维高了,还是不署名好。我当时想过,我不署名是怕打击报复,并且中纪委早早开过会了,鼓励署名和不署名检举揭发。
王 志:那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郭光允:我想达到的目的就是得到国家的重视,也希望查查下面这些人,这是一个。再一个,我强调建筑市场混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必须得赶紧整顿好建筑市场。
郭光允:如实举报(3)
举报信发出去一个月之后,1995年9月的一天,郭光允突然接到通知到一家招待所接受纪律检察部门的审查。他被询问的唯一话题就是他到底是不是那封举报信的作者。
王 志:没有署名怎么又找到你了呢?
郭光允:因为我写的信他们就找李山林的对头、对立面,他说你也反映过李山林的问题,我说是,我反映过,他还骂,这个人太不像话了,这个人真的有问题,真的太大了,我们来看看,想查李山林,我们想在你这里核实核实,看看你这里掌握多少问题。
当时我脑子很简单,我说我反映人家问题,有点晚了,我还不相信组织,我不相信人家,我这一说,和我的信差不多对上号了,反映李山林这一块和我说的差不多。我掌握的这些材料我都说了,第二次省纪委把我叫到省纪委机关,有一个姓什么的说,你现在后悔了吧?
王 志:害怕了吗?
郭光允:有点紧张,并且我感到大祸临头。我感觉到我写的信程维高看到了,程维高要报复。
王 志:他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措施?
郭光允:报复措施我说顶多给我党纪处分,我没想得这么严重。尽管我实事求是反映这个问题,也可能遭到党纪处分。
王 志:写了情况反映,不但没有得到回音,反而是这样的结局。
郭光允:但是我没感到失望,也没感到后悔。我据理力争,我不敢承认我写信,写过程维高,但是我承认,我写过很多匿名信,反映李山林等几个人犯罪问题,你们为什么不去查他?是应该查我还是应该查他?你们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前,我其他问题一句话不说。
对于郭光允的审查一直持续了三个月,他一直拒绝承认是举报信的作者。1995年11月的一天,几个陌生人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们把郭光允拘押到了石家庄市看守所。
第一次提审提审了一分钟。
王 志:怎么审?
郭光允:进去以后,在军分区招待所的时候,有个高个子,他穿的公安服,我一进还没坐下来他就说,郭光允,知道我是干吗的吗?我是公安局的。你交代,写过匿命信没有,我说没有,好,立刻让他入号,罪加三等。我那个号通过好几道关,走到看守所的226房间,进去以后,里头有六个20来岁年轻的犯人,他们说我们是监护你的,我们上午就等着要抓你呢,我们等了一天了,你怎么才来。这六个犯人监护我,在地上睡觉,我在中间,一边三个,这六个犯人24小时不能睡觉,轮着换监护我,24小时,一人四个小时值班,屋里有十来个大灯,照着,24小时不关灯。然后就是天天提审,我问这里头住了多少人,他说住了800多犯人,可是天天听不到提审别人,老是从大东头就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叫,“226房间,郭光允提审。”和唱戏一样。
王 志: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承认吗?
郭光允:没有,天天喊,天天叫,我有一个多月,还是很乐观的。
王 志:你对你反映的问题有数吗?
郭光允:有数,心里头有数,再一个,我自认为我已经53岁了,这么大老头子还经不起这个。人家贝·布托25岁被抓进去,死囚牢,10年抓了八次,最后34岁当总理,还不是反过来了。程维高就不可以提点意见。
王 志:最后怎么又认了呢?
郭光允:提审了我一个多月以后,我就开始闹病了,病得非常厉害,发高烧,将近十来天,好了两天以后,接着又发高烧,前后发烧20天,我身体已经不行了,我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第一想到家庭,不让家里人难过。如果我死了,家里人肯定怀疑,我在关押期间被打死的,家里人一辈子会难过的,我给监护我的人说了,我说你们出去的时候,告诉家人,我交代问题的时候他们没有打我,没打死我,是我自己病死的,已经到那个程度了。
王 志:想到死?有那么严重吗?你没有犯错。
郭光允:他们折磨我,很厉害。因为当时我揭发的事,都是程维高干的,程维高是省委书记,他们都想立功。
王 志:自己的身体是这种状况,认了又会怎么样?
郭光允:我觉得不认就是一种斗争,国家公民也好,一个党员也好,有权向国家机关和党政组织,甚至中央机关反映某个党员,某个领导干部的问题,我反映了,我不认就是一种无声的斗争,我就是不认。
虽然郭光允连续地发高烧,但是对他的审问却一天都没有停止,最终求生的欲望让郭光允承认自己就是举报信的作者。
王 志:认了以后发生什么事了?
郭光允:认了以后,要我交代每句话怎么来的,跟省里领导有没有关系,说完了以后,当时省纪委的一个领导,就找了我,他翻来覆去地让我交代,反复交代反程维高集团团伙的后台。
王 志:怎么又冒出一个后台来?
郭光允:为什么抓你呢?我们了解,你们是一个团伙,你是知道情况最多的,我们也相信,你只写过这一封信,其他程维高的信不是你写的,但是你知道是谁干的,在哪儿打印的,参与了几个,在哪儿提出的,你都知道。我说我一个也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他就反复让我交代,你必须交代出反程维高集团的后台。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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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光允:如实举报(4)
王 志:你的匿名信怎么会怀疑到别人的头上去了?
郭光允:因为这封匿名信程维高主要抓后台,抓住同伙,他不相信只有我一个人,他好像听说在过组织生活的时候,河北有集体活动,现在正好有这些信,他就想抓反程维高集团。
王 志:你的遭遇呢?有什么变化呢?
郭光允:后来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天天让我交代省里的领导,我说不认识,我不能认这个账,没有一个领导给我布置过,咱得合起伙来反对程维高。
王 志:最后给你的处分是什么呢?
郭光允:给我的处分是劳教两年。快过年了,腊月廿九,我想人家说我什么问题也没有,我想年前会出去的,结果腊月廿九我都出不去,还有一天过年,第二天是三十,我想,算了吧,安心睡觉吧,我身体不好我就躺倒睡觉了。中午值班的干警就进来了,“郭光允起来”,我理解成回家了,我就收拾我的东西,到了一楼,一楼有两个公安,然后就告诉我,就在这屋躺一躺,你被劳教了,还没进屋就说我被劳教了。我说专案组不是说我任何问题都没有吗?为什么判我劳教?他说我们说你没问题,但是省里要劳教你,省领导要劳教你。
王 志:那劳教的理由是什么?
郭光允:劳教的理由是说我犯有诽谤罪,我经过咨询,诽谤罪不应劳教,应该由法院判决。在这个问题上,程维高打击报复我,当时程维高打电话给省高院主要领导,省高院跟人家说至少判我5年到10年,要判我刑的。结果省高院经过研究材料以后认为我没罪,那么程维高后来就打电话找人家,怎么办,判决问题怎么办,结果这个院长就跟程维高汇报,说我们研究了郭光允没罪,判决以后要平反,这是个后遗症问题。程维高当场就在电话里大骂人家。
1997年初,接受了1年多劳动改造的郭光允以保外就医名义离开了劳改所。从这时候开始,他和亲友们开始无数次的往返于北京和石家庄,此时他们以公开的身份检举揭发程维高等人问题,也为自己的遭遇讨还公道。
王 志:你的希望在哪里?
郭光允:希望是我相信党中央,相信中央会管我的事。因为我反映的问题涉及程维高了,我想将来中央肯定会管这个事,所以我对党中央寄予很深的希望。如果真被打死的话,我当然是很不想死的,我只有活着我才能反映问题,我现在把内幕揭发出来,我要不活着,将来再怎么着也不知道真实情况,我想家里人也得替我伸冤。
王 志:我听说中纪委批过好几次?
郭光允:中纪委当然是帮了,中纪委应该是有能力帮助我。
王 志:那为什么他们的指示没有得到支持?
郭光允:因为还是权力问题,我觉得程维高把权力当成自己的,当成自己的权力,当成私有了。他提拔的很多都是坏人,坏得不得了。另外没暴露的也有,也是通过程维高上去的,因此我是非常无助的、弱小的。这么一个弱小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你那么高的权位,不在一个层面上斗争,所以说就得受罪呀。
随着一系列和程维高有关的腐败大案浮出水面。郭光允被程维高打击报复的冤屈也逐渐得到了伸张。经过了8年的等待,2003年初,郭光允被彻底平反了。
王 志:你已经61岁了,你的期望是什么?
郭光允:我期望有待遇。或许能够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我给省委也提到这个问题,提到说我起码还会做一些技术工作,起码能做点技术工作。
王 志:你现在的身体是什么状况?
郭光允:我现在身体主要的就是高血压,心绞痛,糖尿病,最主要的是这三种病,再加上胃也不好,在劳教所里头,在看守所竟吃点菜汤,胃也不好,老缓不过来。
王 志:还有一个假设,如果整个事情再重来一遍的话,老郭会不会另外一种遭遇?
郭光允:如果再来一遍的话,我想比现在好,不是这种遭遇。
王 志:您个人会有另外的选择吗?
郭光允:我过去想过很多次,当时我别无他路。当时管工程的人,不说在全市管工程,就是沾点边的都可以发财的。在建设工程上,我也可以一起同流合污,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总觉得老百姓那么难,那么苦,那咱们为什么浪费老百姓的汗水,我没这么去做。当他们这么去做的时候,老百姓非常痛恨,一听说他们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老百姓听到这个,真是不可思议。
王 志:您觉得自己是一个胜利者吗?
郭光允:我不会认为我个人胜利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这么想,我觉得如果说我这个事,能使我们党和国家,能够悟出点什么东西,那是最重要的。
回忆之重
因为隔着时间的距离,回忆对大多数人来说总是美好的,那些曾经经历过的难事、烦心事,隔了一段时间后再回过头来看,都会变成甜蜜的、难以忘怀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大多不会生死攸关,如果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回忆还是甜蜜的吗?
2003年8月9日,中央纪委在开除原河北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