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人类的哲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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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养育长大。在黑猩猩的世界里,孩子的母亲死了,必有代替母亲抚养孩子的“阿姨”出现。相反孩子死了,母亲就一直背着它,到腐烂得只剩皮骨时仍不放下。看到这种情景,就会觉得“利他之心”不仅人类有,连动物也具备。
拿鲑鱼来说,离开自己出生成长的河川,经过漫长的旅行,最后还是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在那儿产卵,留下子孙后代而死去。看那鲑鱼的表情,就会感觉到,它是带着完成任务后的满足的心情死亡的。可见,在动物的身上也隐藏着“利他”的本能,靠着这种本能它们才能延续生存至今。
“利他之心是多么重要!”穿插这些趣闻讲给孩子们听,我想他们是会理解的。
欲望的膨胀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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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利他之心”
|稻盛|
动物具有舍命救儿的本能,但如今在人类的世界里,父母虐待或杀死孩子的事件却在不断发生。我想原因大概在于,人类比其他动物具备更高的知性和理性,因而把动物原有的本能给忘了。这样看来,动物依靠本能就能明白的事情,人类反过来,倒要用知性和理性加以教育才行。
比如,在现在年轻的母亲当中,有的人生下孩子后不知道怎么抚养,而动物在产后的瞬间,从本能上就懂得如何养育孩子。从前的女性,从母亲、祖母那儿学到养儿育女的方法。一个人育儿有困难,现在又盛行小家族化,所以现代的母亲,有必要通过增加知性和理性来学习和唤起已被忘却的本能。
而另一方面,“欲望”这种本能,人类却没有忘记,并且人类的这一本能,比起动物来,程度上不知要强多少倍,同时人类还会用知性和理性进一步煽动这种本能。
动物在吃饱以后就不再涉猎,但是人类在懂得储藏的办法以后,即使东西吃不完,也想要的越多越好。这种欲望的膨胀,让象征母爱的“利他之心”变得淡薄。用教育的方法将“利他之心”呼唤回来,乃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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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庶民道德的《忠臣藏》 和《男儿》
|梅原|
父母杀儿女、儿女杀父母这样的犯罪,在战前很少有,而在战后特别是近来,却增加了很多。动物生存必须的本能,在人身上失去了。分析其原因,不得不认为,这是人靠着知性和理性的力量让自己的欲望无限膨胀带来的结果。
那么,人类怎样才能抑制住自身的欲望呢?我想应该更好地运用艺术的力量。艺术本来就具备教育的职能,就是告诉人们,人本来应该怎样,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比如《忠臣藏》是日本人最喜爱的故事之一。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不仅生动有趣,而且涉及了许多道德的话语,很受欢迎。对主君怀着忠心的义士们,他们在发泄对主君不满的同时,怎样以体谅同情之心、忍辱之心对待主君。
大石内藏助(大石良雄,赤穗藩的家臣之长,1659—1703) 为了麻痹敌人(吉良家),伪造在祗园游乐的场面,敌方的武士们见到后,痛骂内藏助,但他们晓得他是个不争气的人,所以也不担心。但是大石忍受屈辱的形象打动了庶民们的心,让他们学到了何为忠义,何为忍辱。
另一方面,也有不忠之臣大野久郎兵卫(大野知房,赤穗藩的末位家臣,生卒年不详) 这样的人。他忘却主君的恩义,在赤穗城开城之际,想自己多分钱财,贪得无厌。恶人与善人对照,从而让民众得到了教育。艺术正是以这样的形式发挥了作用。
夏目漱石(1867—1916) 在讲演中,曾批判过自然主义文学,他说:“过去的文学表现真善美和庄严,但由于自然主义文学的泛滥,文学偏向了单纯的真。”漱石的《男儿》就是描绘“善”的文学,主人翁坚信并固守“正直”这一基本道德,这也反映了江户子弟的一个侧面。
漱石认为,当时出身于长州和萨摩的政治家中,谋求金钱和权势的人很多,漱石将他们描写成“狐狸”和“红衬衣”那样有点滑稽可笑的恶人。而江户子弟“男儿”和会津子弟“山岚”则是善人的代表,让善恶对立,从而将“正直”这样的价值观贯穿其中。这就是漱石创作小说《男儿》的苦心。“善”和“正直”这样的道德至关重要,日本人如果失去了这种道德就会衰落,这就是漱石想要告诉民众的真理。
然而,当自然主义文学兴起的时候,利欲熏心的主人翁一个个登场了,善的价值完全不提了。连漱石自己也渐渐受了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后期的作品《道草》、《明暗》中,也不强调善的价值了。这样的作品被称为纯文学,得到了读者的高度评价。
但是,纯文学在一般民众中并没有广泛渗透。大多数日本人喜欢读的、流传较广的是山本周五郎(1903—1967) 和藤泽周平(1927—1997) 的作品,是所谓大众文学。这些作品不遵从立身出世、赚钱发财的价值观,而是描写市井中专注于一艺、一技、一道的人物。原本纯文学就应该描写这样的人物,但纯文学却只描写所谓的“真”。
纯文学的大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没有道德高尚的人,谷崎润一郎(1886—1965) 年过七十还偷窥儿媳的裸身(《疯癫老人日记》) ;川端康成(1899—1972) 的小说中,也有描绘老人贪婪地抚摸熟睡美女*的情节(《熟睡的美女》)。可以说这是优秀的小说,但川端如果没有实际体验肯定写不出那样的细节,这类小说在“美”这一点上也许是高水平的,但有无道德价值则成了疑问。
评论家为何推崇丑恶的作品?
|稻盛|
确实,江户时代的文学和戏剧作品都是劝善惩恶,一开始就晓得“善和恶斗,善得胜”。这样的故事自古以来层出不穷,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恶”总是横行,而“善”相对较弱,为了让民众理解“善”的重要性,文学和戏剧要反复描写和上演劝善惩恶的故事。
但尽是这些单调的作品就缺乏兴味,于是就出现了纯文学,能够描写出人的丑恶面的作品被知识界评价为好作品,而写出这种作品的作家被吹捧为大作家。
在稻盛财团设立的“京都奖”的奖励对象中,除“尖端技术部门”、“基础科学部门”外,还加上第三领域“思想艺术部门”,其中艺术包括了电影、戏剧、音乐等等方面。在艺术领域里,尽情描绘人的丑恶的部分作品和作家,有的也受到了评委的好评。
我在“京都奖”中设置了“思想艺术部门”,我认为要让人们获得幸福,光有尖端技术和基础科学还不够,还需要对陶冶人的精神有益的东西,并按照这个宗旨来表彰艺术家。但是在评委先生们高度评价的作品中,有一些在我看来,尽是不堪入目的丑陋的东西。
还有,近来的电视连续剧,表演憎恨、妒忌等丑恶感情的东西很多,看了心里就很不舒服。现在只好通过有线电视,看一些我喜爱的历史剧。因为坏人受到惩罚,看了心情就舒畅。历史剧之外的庸俗节目就不看了。
但是,桥田寿贺子(剧作家)写的《阿信》非常好,在中国、东南亚和中东各国,在发展中国家都很受欢迎。剧中的主人公身上没有任何丑恶的东西,女主人公勇往直前,虽然经历种种苦难,但一一克服,最终获得了成功。看到这种情景,万国共通,大家都增强了勇气,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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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自然主义文学是错的
|梅原|
文艺评论家褒扬的作品同一般大众喜爱的故事不一样。桥田寿贺子的连续剧人气十足,但评论家却不予好评。向田邦子(1929—1981)的剧作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有人说“那样的东西算不上艺术”。在文学专家看来,描写人的善、描*挚的生活态度,就不配称为现代文学。但是观众是接受的,因为这些作品反映了人们认真踏实生活的现实。
我创作的《日本武尊》也一样,文艺评论家中没人称赞它是好作品,但是正如前面提到的,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够打动上百万的观众呢,一次连续公演中,有人连看十场,“真的太感人了!”许多人都看了好几遍,因为作品描绘了人的真挚的情感和生活方式。
“我从孩童时代起,就没想过追逐财富和名声,好像总是异想天开,一心追求远大的理想。”这样的台词感染了观众的心。我想这样的作品会慢慢影响日本人的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一个作品还不够,要创作三部能够吸引百万观众的剧本,我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评论家们仍然受到“自然主义文学”价值观的支配,自然主义文学倾向的抬头是在明治40年之后,在这之前,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写的也是不为金钱的力量所动,一味追求真爱的故事,因而好评不断。以“善”为主题,应是文学的重大要素。
与此相反,自然主义文学家主张着重描写人的自然状态,作家自己是如何作恶的,将真情告白出来,这样写成的作品被称为杰作。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完全错误的,将这样的作家吹捧为天才是十分可笑的。持有正确的、明确的道德观,能够将“善”贯彻始终的人才是高尚的人,描写他们的作品才应该获得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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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浮躁、陶冶精神的古典音乐
|稻盛|
我和妻子曾一起观看了《日本武尊》,确实很受感动。正如先生所言,这种宣扬“善”的节目,不仅让人们获得艺术的享受,而且作品的核心是表现在患难中顽强奋斗的美好的人性,所以它能打动人心。
现在或许真的需要再来一次“文艺复兴运动”,不是用扭曲的艺术、哲学、宗教,而是用文学来拯救现代的人类。这种文学必须表达“真善美”,这一点也应该从正面展开讨论。人类和宇宙的“真善美”被人们轻蔑地批判为美丽的空话,这种风气必须改变。
在整个艺术中,音乐对人的精神也会产生很大的作用,西洋古典音乐非常优美,据说动物听了心情也会变得宁静。不仅动物,而且植物也会因音乐而加快生长。创作和演奏动听的音乐,治愈一切生灵精神的创伤,也是很重要的。
音乐也有丑恶的,特别是最近,有许多挑动人们欲望的音乐。那些现场直播连续数小时让人处于狂热状态的音乐,在我看来,只是在节奏和噪音中煽动激情。社会上一般接受这样的东西,但我认为让激情降温,将亢奋平息,才是音乐真正的使命。
表彰“隐善”的机制
|梅原|
柏拉图在他所著的《国家》一书中提出,理想的国家应该放逐诗人,理由是诗人缺乏伦理观,只忠实于自身的欲望,不能教人为善。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1872—1970) 批判了柏拉图的观点,但柏拉图的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让文学放任自流,它很容易去煽动人们反对道德,这是不可取的。要让人们感觉到人生的美好,要不断创造鼓励人们积极向上的文学、音乐和艺术作品。
人心不只有恶,它也有善,但重要的是“隐善”。基督教有“将善隐藏”的说法,我非常欣赏这句话,这才是人最美好的心态。要表彰“隐善”,要有表彰的机制,受到表彰不管谁都会感到高兴,人们就会去做“隐善”的事,成为“隐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