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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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奖本┐笱В�1912年毕业于预科第一类。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清末四所大学的状况（6）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臭名昭彰 清朝覆灭前夕（1911年），三所国立大学共有学生不到500名。 （1） 京师大学堂的分科大学1910年才正式招生上课，但没有大学毕业生； （2） 北洋大学堂大学部仅有工科毕业生35名，法科毕业生9名； （3） 上海南洋公学上院（即本科大学）到1909年才粗具规模，没有大学毕业生。 可见清末我国大学教育尚在幼稚阶段，而且发展缓慢，举步维艰。 中华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但离现代化的大学标准，差得很远。据蔡元培先生晚年回顾：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等。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学生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里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有阔教师作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学习上很有妨碍的。辛亥革命前，京师大学堂办了十余年，几经周折，并没有培养出多少人才。外国人视之为“蒙养学堂”，连清朝廷都自认其水平太低。辛亥革命后，学校的名称改了，但本质尚未变化，再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不良风气的影响，北京大学的名声臭到了极点，几乎不可救药。 首先是封建衙门习气仍重。京师大学堂时期，北大主旨就是为了培养封建官僚，因而官场习气在学生和教师中漫延，学堂像衙门。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仍然是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有的教师不学无术，进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而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桂蔚丞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照送如仪。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是保密的，丝毫不允许被借阅。课堂教学内容陈旧，因循守旧，沿袭了清末大学堂的风气。 学生也以读书求功名利禄为目的，仍然是“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虽然取消了科举，但一般学生认为从学校毕业相当于科举的举人、进士资格，仍以毕业后做官为目标。由于学生有做官发财思想，学生从预科毕业后，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更少。因为最终目的总是做官，不如入法科，学一点政治、法律，比较吃香。据统计，1917年底，北###科的本科和预科在校学生841人，文科学生418人，理科学生422人，工科学生只有80人。读法科的学生是文、理科的总和，是工科的十倍半。以至于北京大学为招收文科学生，不得不降格以求，报考文科可以不要预科毕业文凭，只要有同等学历即可。 其次，学风不正。师生满脑子当官发财思想。学生中官僚、富豪子弟不少，很多学生花钱一年在上千银圆，有的甚至一年要花5000银圆。一些有钱的学生，在学校里带听差、吃花酒、打麻将、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当时北京大学还流行一种坏风气：无聊师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妓院集中的地方。当时民间曾流传说：“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最好的主顾——“两院”指当时国会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堂”指京师大学堂，北大此时虽已改名，社会上仍有许多人习惯称之为“大学堂”。此语指去逛八大胡同的，以国会议员和北大师生为多。 为毕业以后做官，许多学生在校期间拉帮结伙，往来应酬。当时在北大还流行“结十兄弟”，即十个气味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捞个一官半职，“有福同享”。如果是向军阀或大官僚买官，那么花的钻营费由十人分摊。如此乌烟瘴气，哪里像什么“最高学府”？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也就是京师大学堂在北京成立前一年，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它的创办者本是几个印刷工人，戊戌维新后由于张元济、蔡元培等文化人的加入，在清末民初迅速发展为我国文化人的出版阵地，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1）
商务印书馆——文化人的出版阵地 京师大学堂带有浓厚的封建王朝官场习气的烙印，而商务印书馆则带有新进的资本主义民间商业的色彩。它本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手工业印刷工场，创办人是夏瑞芳、鲍氏兄弟和高凤池等，原为西文报馆的排字工人。他们集资银圆３７５０圆办厂，以５００银圆为一股，起初只能印刷一些简单的印刷品。 １９０１年他们预见到科举制度必将废除，及早编印了新式学堂的各种教材，得到了新教材的印制和发行权，利润大增。为了迎合新潮流，也开始编译《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一类英文读本，同时还翻译了一些日文书，由于译笔粗糙，出版后无人问津。为提高译述水平，经多方联络商讨之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张元济推荐蔡元培担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不久《苏报》案发生，革命党人章太炎、邹容被捕；蔡因有牵连，被迫逃亡青岛。夏瑞芳就聘请张元济担任编译所所长，时在１９０３年。此后张元济主持编辑了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并大力提倡汉译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又创办东方图书馆等等。 １９０２—１９１６年间，中国新创文学报刊５７种，其中２９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中，上海占２２种。商务印书馆１９０２—１９２０年间，出版图书３５２２种，其中文学类（以小说为主）８４６种，占四分之一。 1903年商务印书馆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并开始出版“林译小说丛书”、“说部丛书”等。当时许多文化名人，如林纾、梁启超、蔡元培……都与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在文坛走俏一时，此后他又译述并出版西方小说181部，每部约为20万字左右。其中一些小说，既发表又出版，发表时也有稿费。郑逸梅等回忆说，林译小说“在清末民初很受读者欢迎。他的译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共达一百四十种。……稿费也特别优厚。当时一般的稿费每千字二至三圆，林译小说的稿酬，则以千字六圆计算，而且是译出一部便收购一部的。”（据《藏晖室札记》，载《新青年》第３卷第５号；转引自《中国近代文学史论文集·小说卷》第688页。）每部书稿酬1200银圆左右（合今人民币6万元），这样，林纾十几年间的稿酬收入高达20万银圆以上（合今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 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闻名全国。 南洋公学与商务印书馆的亲缘 1898年，南洋公学筹建译书院，选译东洋、西洋的名著印行，供学生和国内人士阅读。出版西学书籍是“成才之助”，强调“兴学之要在译书”。9月，戊戌政变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有些被西太后逮捕杀害了，有些逃往日本，有的###则逃往上海租界，其中一位张元济（菊生），于1898年10月逃难来到了上海南洋公学。 1899年南洋公学在上海虹口正式成立译书院，由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负责编辑近代中国最早的教科书。当时一批逃亡到上海的###，通过张元济的介绍借住在商务印书馆楼上，其中有吴稚晖等。当时社会上学习科学和英文的要求迫切，加上张元济编辑经验丰富，这就促进了商务印书馆编译工作的进展。例如英汉对照的四卷本《华英国学文编》，是我国最早的英汉对照读物。在1899年至1900年间商务出版物迎合了社会的需要，好多书销路很广。同时###也借此宣传“变法维新”。 张元济先生受聘主持译书院工作不久，南洋公学总理（教务长）何嗣焜去世，张元济接任了南洋公学第二任总理，兼管译书院，月薪为银洋350圆（合今人民币约２万元）。译书院逐步扩大，还聘请了外国人做译员，开办了“东文学堂”，同时组织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民主思想的书籍，如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严复的译述，全套几十本都是由译书院首先刻印发行的。南洋公学译书院也由此闻名全国。 1901年商务印书馆原发起人邀请张元济、印锡璋等合资，成立有限公司，议定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升为7倍，折合银洋26250圆，加上新股23750圆，共计资本5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50万元）。 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后，先在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几位先生翻译西洋东洋的科学书籍，由蔡元培兼任编译所所长。不久高梦旦亦由张元济约来帮忙。 因出版经营有方，盈利不少，逐步添置了机器。 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几十年，由编译所长，而经理、监理、董事长，同夏瑞芳、鲍咸昌、高翰卿、高梦旦等一起惨淡经营，逐步将一个小小的印刷工场发展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出版企业。 清朝末年，全国图书的营业额每年约为400多万银圆，其中商务印书馆约为150万银圆，占三分之一。 民国初年，全国书籍营业额约为1000万元，而商务印书馆约为400万银圆，占五分之二。 1902年商务出版的书籍仅为15种27册，到1914年增加到293种634册，在13年间增加了大约20倍。 1902年1月4日（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杂志《外交报》，主编是张元济。1904年出版《东方杂志》，创刊时主持编辑的是日本人，其中有好多文章是由日本人写的。
商务印书馆和文化人（2）
商务与作者的经济关系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文学渊源长久。1903年，商务聘请李伯元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共出三年72期，该刊成为晚清的四大文学刊物之一。也是从1903年起，商务开始出版“说部丛书”，1904年创办《东方杂志》，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1910年出版《小说月报》，名噪一时。1921年《小说月报》改版成为新文###动刊物之后，续出《小说世界》，将原《小说月报》的通俗文学作家继续网罗在商务的招牌下。商务印书馆大力推出这些文学书刊，繁荣文学市场，对晚清和五四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反过来，文学市场也给了商务印书馆巨大的名声和经济利益的回报。 在书籍的稿酬方面，商务印书馆有着比较灵活的规定，其标准视著者的知名度、学识水平、书稿质量和发行量等各方面情况而定。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的版税为40％，是最高的。 一些教科书和工具书的编译费，常是一次性付酬，不采取版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