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3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怠⒒橐鲇肓蛋拿埽┲猓褂芯蒙钌系闹Ｖ乜悸恰６揖玫囊蛩睾苤匾庖坏悖灰付谅逞浮赌壤吆笤跹泛汀抖宋缃凇贰ⅰ缎腋５募彝ァ贰ⅰ对诰坡ド稀贰ⅰ渡耸拧贰ⅰ豆露勒摺芬约八胄砉闫降耐ㄐ牛涂煽四摺！ ÷逞缸匀鲜粲凇爸胁闹鞘督准斗肿印保ú慰础抖募沸颍导噬下逞傅木玫匚荒酥屑浣撞悖╩iddle class，以前或译为“中产阶级”，窃以为不妥，容易令人望文生义，归入“反动资本家”之列；而“中间阶层”主要是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并非生产资料的独占者）。整个现代史表明，中间阶层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人类进步的推动者，是新思想的开拓者，是现代文明的重心。 “娜拉走后怎样？”鲁迅以自己的实践、以亲身体验回答了这个难题。如果没有一些文化机构如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大学院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职业选择，如果没有一些出版机构如新青年社、晨报社、北新书局、商务印书馆等等以经济力量保障了鲁迅的言论发表，如果不是鲁迅自我奋斗努力保持了中间阶层的自主经济地位，那么，也许他早就被黑暗势力无情地扼杀、吞噬了，那就根本谈不上还会有什么鲁迅精神。物质上的宽余和精神上的自由，应该是互为表里的两面，缺一不可。 鲁迅的魄力和魅力，就在于他毅然选择了“自由职业”这样冒着很大风险的经济地位，鲜明地显示他对“权和钱”威逼利诱的藐视，超脱于“官场”与“商场”、“帮忙”与“帮闲”之上，保持了他比生命更珍惜的独立人格。当然，同样具备中间阶层经济地位的人，也可能画地为牢、自弃于世，甚至被民众所不齿。因为自由固然不能由权和钱所买得，却可以因权和钱而出卖。例如他的“人才难得”的二弟周作人，以及文化专制下的某些写作班子、自鸣得意的大棒笔杆儿们。 《鲁迅家用帐》和《书帐》的日常支出 （１９２３年８月—１９２６年２月一斑）我们对于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收入全貌有了一个轮廓的了解，但是对于他的日常生活支出尚属未知。幸好，鲁迅博物馆于１９８９年秋发表了《鲁迅家用帐（癸亥年、甲子年、乙丑年）》，弥补了这个不足。该家用账本历时两年半，从癸亥年六月廿日（１９２３年８月２日）到乙丑年腊月廿九日（１９２６年２月１日）。 鲁迅在账目的第一页写明：“民国十二年旧历六月廿日移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这是因为他与周作人夫妇在经济和家务问题上严重冲突，鲁迅偕发妻朱安女士被迫迁出八道湾旧居，自立门户。从此由鲁迅本人管家记账，一直到他１９２６年夏天离开北京南下。 砖塔胡同６１号房租每月８圆，一开始雇佣一个女工（月工资２—３圆），三口人共同生活。１９２４年５月鲁迅以国币1000元购置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今鲁迅故居），接母亲搬来同住，那就是四口人。 《家用帐》是以农历记日期的，这是为了符合家人的习惯，便于传统节日的安排。但每月的收支大致上可以跟用公历记日期的《鲁迅日记》相对应。为了比较研究的方便，我把鲁迅的《书帐》也附列其中，这样可以见到鲁迅北京时期日常收支的一斑。兹整理如下： １９２３年家用平均每月39．43圆。书账平均每月12．43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51．86圆（本年鲁迅一家三口，母亲尚未跟他们同住）。 １９２４年5月２５日迁入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其间鲁迅于7月7日离京赴西安讲学，8月11日返京。下半年鲁迅母亲搬来同住，人口增为四人，所以开支增大。家用平均每月48．06圆，书账平均每月8．286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５６．３４６圆。 １９２５年家用平均每月６６．６４５圆，书账平均每月１３．２６圆。日常支出平均每月７９．９０５圆。 １９２６年1月５１．９圆，2月（乙丑年岁末）１１０圆（一家四口，而且是春节时期，所以开支很大）。本年平均每月家用难以计算，书账平均每月３３．３６圆。 以上，仅能窥见鲁迅日常支出的概貌。录此一斑，并非全豹，仅供进一步研究参考。 鲁迅在北京的住房 １９０９年，２８岁的周树人由日本留学回国。1912年5月随蔡总长来到北京###任职，住在宣武门外绍兴县馆，度过了整整八年“无日不处于忧患中”的孤独生活。他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不仅每月要向绍兴老家寄100圆给母亲和兄弟作为家用，还要向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的日本家中寄钱。也就是说，他要供养六七个人。 １９１１年秋天周作人携日本妻子回国，他起初在绍兴中学教书，月薪５０银洋，陆续增加到６８银洋，但入不敷出。经鲁迅介绍周作人受聘在北京大学任职，１９１７年４月单身来到北大，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编辑，月薪１２０银圆，后来任文科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圆，还有兼职收入。这时鲁迅月收入300—400银圆。此外稿酬也很可观，例如：１９２１年周氏兄弟合作翻译了《日本现代小说集》和《现代小说译丛》，每册１０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稿酬千字５银圆，共得1000银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5）
１９１９年，鲁迅兄弟俩以省吃俭用储蓄的钱，加上卖掉绍兴故宅所得1000余银圆，买下北京新街口八道湾一套大四合院，房价3500银圆，中介费１７３银圆，税款１８０银圆，自来水管费１１５银圆，为了这个新居花费4000银圆左右（折合今１６万元）。这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担任专职教授月薪２４０银圆，兄弟俩月收入共600多银圆（合今２５000元以上），房价相当于他们７个月的薪金总和。周树人从老家将母亲和妻子朱安女士、三弟周建人芳子夫妇一起接来，年底周作人和信子一家又从日本探亲归来，在新居会合。这总算圆了鲁迅的大家庭之梦，真是“兄弟怡怡”。 ２０年代开始，北洋政府财政困难，屡屡拖欠公职人员的薪金。###在１９２０年上半年拖欠了一个月的薪金，下半年则一拖几个月，直到年底才把９月份的薪金发全。１９２１年和１９２２年情况更糟糕，仅能领取薪俸三分之二左右，鲁迅月薪应得300多银圆，实得200银圆左右。为支撑三代同堂大家族的浩繁开销，委曲求全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借债度日。 周家三兄弟和母亲、眷属（周树人妻朱安、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及儿女、周建人妻羽太芳子及儿女）加上几个佣人一共十几口，同住一个三进二十几间房屋的大四合院，应该说是比较富裕。然而由于羽太信子掌握日常费用，挥霍过度，每月生活费700多银圆（合今将近３万元）都不够开支，经常入不敷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谈到：“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陈注：周作人妻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有六百余银圆，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从《鲁迅日记》可见，1919年11月鲁迅借债500银圆为期３个月，利息１分３厘（共65银圆），补足购房款；1920年５月，鲁迅借债400余银圆；1921年３月周作人患病住院后到香山疗养，鲁迅又借债700余银圆。经常是还了老债，再借新债。 因家务严重冲突，加上羽太信子有时发作神经病，谗言污蔑鲁迅，1923年７月19日，周作人向长兄鲁迅递送绝交信。鲁迅被迫搬出八道湾大宅，先在砖塔胡同61号赁屋暂住，三间正房月租金８银圆。 1924年５月鲁迅买下了破旧的小四合院——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即现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内），共花费1000银圆左右（约合今４万元）。至于房内的陈设，非常简朴，有９银圆买的铺板三床，和７银圆买的旧桌椅５件等。鲁迅向友人许寿裳、齐宗颐各借400银圆，所欠的债，一直到南下厦门大学以后才用他的讲课费还清。 鲁迅在1923—1926年一家三口（他和母亲及发妻朱安）雇佣一个女工，有时加一个车夫，日用开支平均每月60—80银圆，其中购书10银圆左右（不包括鲁迅本人请客吃饭喝酒以及娱乐消遣的费用），日子比在八道湾时轻松些了，属于典型的中间阶层。 1925年北洋政府的财政已陷入绝境，屡屡数月无拨款，政府再三拖欠薪金。1926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入关，通缉进步分子，北京文化人纷纷南下。北大教授林语堂应家乡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之邀任文科主任，并致函聘请鲁迅为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比教授还高一级，月薪400银圆。一学期后，鲁迅又从厦门南下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月薪500银圆。 上海时期（１９２７—１９３６） 鲁迅1926年８月从北京南下厦门大学，本来计划是至少有两年好好进行教学研究，但不到半年即决定流动到广州中山大学；又不到半年，毅然放弃了丰厚的待遇（月薪500圆，等于今人民币１7500元），于1927年秋天离开广州经香港抵达上海。 他敢于这样做，并不是“破釜沉舟”，而是得到两个主要的经济保障：（１）北新书局提供鲁迅著作的版税和《奔流》杂志的编辑费，每月可收入200圆以上；（２）通过老友许寿裳和老前辈蔡元培的支持，聘请鲁迅担任大学院特约撰稿员，月薪300圆。以上合计至少500圆，加上稿费等其他有把握的收入，预计生活水平不仅会高于北京任职公务员的时期（月收入200—300圆），而且高于在厦门（月薪400圆）和广州（月薪500圆）担任大学教授的时期。这就完全保证了他能在上海得到长久、牢靠的中间阶层经济地位。 因此，鲁迅1927年10月到达上海时的心情，一方面是“感到渺茫”，另一方面带着开辟新生活的兴奋和喜庆。加上能够摆脱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而自由地跟爱人许广平女士实际结合，虽然没有履行离、结婚的法律手续，但是在开放的现代化的上海，社会舆论能够宽容鲁迅和许广平公开同居。这如果在北京的话，恐怕是不堪想象的。 现将《鲁迅日记》中，鲁迅后半生的经济收入情况统计、整理、归纳如下：
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6）
1927年１月鲁迅坚决辞去厦门大学的职务，２月接受广州中山大学聘书担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并与许广平会合定情（未公开关系）。一学期后又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９月２７日下午偕同许广平从广州出发，夜半抵香港，然后乘坐轮船于１０月３日午后抵达上海码头。此后定居上海，整整九年，直到５６岁病逝。 1927年共收入３７７０圆，平均每月３１４．１７圆。这样的收入，相当于鲁迅在北京时期比较高的水平。其中，广州中山大学的５个月教授薪水共计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