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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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7）
１９２１年１０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举行，提出了改革学制的新方案，这时创办的执信中学首先试行；取得经验后，###即于１９２２年正式颁布全国施行，通常称为“壬戌学制”或“新学制”，小学６年（初小４年、高小２年），中学６年（初中３年、高中３年）。 以广州地区说来，１９２２年以前旧学制（不分高初中）的时期，每课一小时，每小时薪水１—２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４０—８０元）； １９２３年正式实行新学制后，中学教员待遇明显提高，初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１元５角至２元５角（相当于今人民币６０—１００元）；高中教员每小时薪水２—３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８０—１２０元）。 1932年实行教（课）训（练）合一制，中学教员待遇改为以“月薪”计算。规定： 初中教员每周任课１８—２２节（每节课４５分钟），月薪６０—８０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１８00—２４00元； 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400—4800元。 私立学校和兼任教员的薪水，参照公立学校的办法，但仍以每周任课时数计算报酬（当时１银圆约合今人民币３０元）。 抗日战争初期，广东各机关公务员和学校教员，一律按照原薪８成发给，称为“国难薪”。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１日广州沦陷，物价逐步上涨。起初教育界采用发给“生活补助费”的办法加以弥补。但到抗战后期，提高薪水和发给生活补助费的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飞涨的速度。因此公立学校按家属人口数补助免费大米，私立学校则向学生家长征收“学米”补助教职员工。沦陷区老百姓跟内地一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1）
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例如乡镇企业和商贩、个体户先富起来，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叫做“万元户”。那时人民币１万元，按照实际购买力相当于今天十几万元。目前的文化人，达到那样水平的还不多。 根据史料查明，早在20—30年代，北京、上海等地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相当多的学者教授成为当时货真价实的“万元户”。 20年代初北京大学的专任教授月薪分三级：最高280银圆（大洋），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次高260银圆；最低的教授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一万元；当时北大教授约80名。讲师并非专任，不领固定的月薪，而是在北大讲堂兼任讲师，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银圆计算，如果每周8—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2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8000元。第三类学者资历浅，收入起点较低，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者，不授课，只在系里担任指定的助理工作。月薪50—100银圆之间，约合今人民币2000—4000元。一般也可以兼职、写作以增加收入。20—30年代抗战前仍通行银币，1936年以后才只用纸币（法币）。 1927年6月公布了《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7000元，二级教授450圆，三级教授月俸400圆。副教授一级月俸3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2000元，二级副教授320圆，三级副教授300圆。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人民币9000元，二级讲师240圆，三级讲师220圆。助教一级月俸18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元，二级助教月俸160圆，三级助教月俸140圆（根据《大学院公报》第一年第一期）。这比五年前大为增长，而物价仍保持稳定，所以学者们待遇更高了。 到了30年代，教授的数量和薪金都显著增加。胡适之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月薪600银圆；加上稿酬版税收入，他成了“文化万元户”的头面人物。其他如刘半农、罗常培、周作人、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俞平伯、杨树达、钱玄同、黎锦熙、郭绍虞、陆侃如均收入不菲。学者常有兼职，例如陈垣教授兼职所得月收入达1500银圆（合今人民币5万元），这样的“文化万元户”不胜枚举。 国立清华大学提供给教授们的住宅是优惠的。学生的待遇也不错。据曹禺回忆：30年代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每月有30银圆生活费（合今人民币1000元），“足够你开销的。真要是沉下心来做学问，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曹禺又说，他在1933年夏天从北平清华大学西语文学系毕业时，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去保定教书，月薪24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8000元）。可见当时清华毕业生待遇之高。 1931年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看到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华罗庚关于五次方程不可解的论文（当时年方20岁的华罗庚在一所中学当会计），就想聘用华罗庚。但是华只有初中学历，只好在算学系担任行政助理，月薪40银圆（合今人民币1200元），此后在清华5年内发表了十几篇数学论文。第二年成为助教，月薪80银圆（合今人民币２４００元）；第四年升级为教员，给一年级学生上微积分课程，月薪120银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1936年华罗庚得到中华文学教育基金会乙种资助金1200美元（相当于法币4000元，今人民币120000元），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深造。 据黄宗江回忆，他的父亲黄曾铭20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在北京担任电话工程师，30年代初的月薪300余圆。阮若珊的父亲阮慕韩1931年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后归国在北平担任大学教授，月薪200多圆。她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父亲和杨秀峰、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等都是有名的红色教授。”（参看阮若珊《我的良人》） 30年代中国学者在北平的收入，跟在美国的工作相比是差不多的。例如1938年7月27日周一良在给北平谭其骧的信中说：“持宇（陈注：邓嗣禹，1937年赴美国）最后为外人治清史，年酬600圆，兼领哈佛燕京资金500圆，尚须为《亚洲学报》任译事，年得250圆（陈注：总共1350圆），生活当无可虑。”这有代表性，也就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月收入120圆，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助教相似。所以“学成归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还可以提供几个史料作为参照：30年代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约为100—200圆；高、初中都教的教员，以及主要课程国文、英语、算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圆以上。而学校行政人员月薪为50—100圆。勤杂人员月工资30—40圆；小商贩和粗工等10—20圆，厨师和招待8—12圆。不知何为脑体倒挂。（陈注：20年代初银圆或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40元；30年代国币1圆合今人民币30—35元。） 花费了很多工夫查阅、核实、分析了上述史料，我心想：难怪当时到欧美日本进修的中国留学生得到硕士、博士学位后大多回国报效中华文化事业，人才、特别是高级人才不外流。 1。 顾颉刚 顾颉刚，１８９３年５月生于江苏省苏州。１９１３年考入北京大学，１９２０年毕业，时年27岁，担任北大图书馆员，月薪５０银圆；又帮助胡适之教授编书，每月补贴３０银圆，共得８０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3200元），还不算多。１９２２年因祖母去世返归苏州老家，不久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专任编辑，月薪１００银圆。１９２４年回到北京，时年３１岁，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