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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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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参照,兹列出当时脑力劳动者的最低收入水平:  根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载,1927年上海市中小学教师月薪平均41。9圆(约合今人民币1400元),中英文打字员月薪30圆以上,办公室秘书月薪最低50圆(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左右。戏剧、电影业的兴起戏剧、电影业的兴起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1)
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  19世纪90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化史的真正的开端。作为这个开端的路碑,有如下一系列事件发生——  1895年天津北洋大学堂创办,1896年上海南洋公学创办,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  1896年上海徐园“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电影第一次在中国上映。  1899—1900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徐汇公学的同学演出欧洲戏剧。  我国第一代文化人,这时从学校教育、新闻出版、娱乐演出三个方面,登上了历史舞台。  然而文化人进入娱乐剧影圈的情况,还要从我国传统的老戏园子——茶楼说起。  北京最老的戏园子广和楼  广和楼坐落在北京市区前门大街(旧称正阳门大街)肉市街路东,是北京现存的最古老的著名剧场,旧社会叫做“戏园子”。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清朝吴长元《宸垣识略》(1788年初刊本)提到:“查楼在肉市,明巨室查氏所建戏楼,本朝为广和戏园。”清朝戴璐《藤阴杂记》(1796年成书)载:“《亚谷丛书》云,京师戏馆,惟太平园、四宜园最久,其次则查家楼、月明楼,此康熙末年酒园也。查楼木榜尚存,改名广和。”所说的太平园、四宜园早已无踪影,仅存查家楼,就是广和楼的前身。  清雍正五年(1727)因查嗣庭文字狱案,查楼被朝廷没收后,归于清廷内务府掌管,并向民间出租。几易其手,均以合股方式经营。改名“广和楼”当在此后。  戏园子在清朝初年是以茶座为主的,戏剧只是作为茶客品茗聊天之余附送的一种娱乐。那时茶园子老板只卖茶座钱,没有“戏票”一说。戏园子里面的坐席也是双排对放,舞台置于茶座一侧,茶客赏剧,要侧着身子扭转头才能看见舞台。在茶园里主要是喝茶,附带着听听戏。所谓“看”戏就摆在更次要的地位了。剧场里常能看见白发苍苍的老年人闭着眼睛叫好,那就是多年以前逛戏园子喝茶“听”戏养成的习惯。  从这坐席的设置,也说明茶客消遣本来是品茗闲谈为主、赏剧为辅;而当时赏剧则是以听为主、以看为辅。到同治、光绪年间,京剧(当时叫做大戏)逐渐普及深入人心,人们进入戏园子慢慢地转成以赏剧为主、以饮茶为辅了。于是,茶楼——戏园子开始出售戏票。  “喜连成”科班  京剧在清末民初称为“大戏”,正统“京朝派”的摇篮是“喜连成”科班,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就在广和楼唱戏,大约在1909年离开。辛亥革命后,民国二年(1913)广和楼跟“富连成社”(原“喜连成”改名)签订长期合同,双方又合作大约20年。  在广和楼唱戏的“富连成”科班演员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唱逗戏(取乐逗笑和调情戏)的时候,所说的话有好多不雅之词;同时在那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怎能坐在一起看戏呢?所以广和楼一直不卖女座。民国八年加演夜戏时,楼上就一律卖女座,楼下仍一律男座;但白天的日场还是不卖女座。票价每位16枚铜钱(1919年北京1银圆可兑换铜钱130枚)。民国二十年(1930年,又一说到1931年)呈请社会局经批准后,才开始男女合座。  广和楼怎样收钱  从前广和楼的规矩,听戏不买票,只收茶水钱。只要一坐下,“卖座的”(即服务员)就给沏一壶茶,拿来一个茶碗,当面收茶水钱,这里包括有听戏钱。当时的钱叫做铜子,“当十文”的是一枚,“当二十”的铜元又称大枚,两小枚换一大枚,5大枚叫一吊钱,只花十六枚(即160文,合8大枚)就能听戏。20—30年代,北京市面上的铜钱不断贬值,一块银圆起初可兑换15吊,即150枚,或75大枚;后来可兑换30—40吊了。  收钱的是个“头儿”,这个“头儿”腰带正面挂一个一尺长半尺宽的蓝布钱袋,当中有一个口子装钱,收了茶水钱就装在这个钱袋里。散戏后除交柜外,其余的,伙计们大伙儿分。茶钱有多有少,熟座来了卖座的给沏包好茶叶,他就多得点小费钱。当演戏到中轴,大轴戏快要上场的时候,柜房就下来人查座(查票),有多少人坐着,就向卖座的头儿要多少钱。有的熟座专为听某个角色唱的戏,当这个角儿(演员)要上场的时候来了,卖座的给他沏了茶他也不喝,听完了这出戏就走了,他给的茶钱也多,这钱就入了卖座的腰包了。  1934年的变化  民国二十三年(1934)以后,广和楼改成听戏买戏票,原来长条板凳的座位也改成横排带靠背的椅子了。这样一来,听戏坐着舒服了,尤其楼下坐在池子里听戏不用歪头扭身子了。座位宽敞了,日场票价(前排)调整为每张3角5分钱,夜场每张4角钱,此外还要加捐税15%,实收4角6分钱。改座以后,座位固定了,戏园里“池子”容纳的人少了,卖座儿的也不能取巧了。过去坐在一条板凳上,卖票的可以随便加入,直到把听戏的挤得不能再挤时为止;如果查票时正好赶上有听戏的上厕所了,查票的也看不出有空位子,卖座的说是几个人就是几个人,这样柜上丢了戏票钱也不知道。因此在1934年没有改座以前,卖座的赚了不少钱,广和楼卖座的有好些都置了产业。 。。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2)
京剧演员的酬劳  喜(富)连成戏班一共办了七科,每个学员按科排字(喜、连、富、盛、世、元、韵)叫名,每科都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例如侯喜瑞(架子花脸)、雷喜福(老生)、于连泉(花旦)、马连良(老生)、谭富英(老生)、马富禄(丑角)、裘盛戎(铜锤花脸)、孙盛武(丑角)、袁世海(架子花脸)、李世芳(青衣)、刘元彤(青衣)、黄元庆(武生)等。富连成能够培养出这些人才,主要在于制度严、管教严。凡是到富连成学戏的,都是贫寒家的男孩子(不收女孩),录取后家长要给科班立字据,允许科班打,不出科不许接走,吃、穿、住都由戏班供给,不挣工资。  一立字据就是七年,年满才能出科。出科拿份(挣工资),每天最多拿50吊,每吊合铜元10枚或大铜元5枚。(20年代银洋一圆可兑换30吊,合今人民币30—40元。也即每吊铜元合今人民币1元左右。30年代铜元不断贬值,银洋一圆可兑换40吊甚至50吊。)  买票看戏  看戏买票,理所当然。但在几十年前的旧社会,北京老戏园子的看戏者并不都买票。除了军警以“维护社会治安”即剧场秩序为名义的有“弹压席”可坐,公然白看戏外,还有送“红票”一说,即其人与戏班或戏院有一定“关系”,可以白看。此外则新闻界与官场,也有一些人名正言顺地照例看白戏,这都属于“红票”范围之内,虽凭票入座,却从不花钱。再有就是由主要演员(所谓红角儿)掏钱买票,雇人捧场。这些专门捧场的“啦啦队”大都坐在后排或楼上,专为出钱的“角儿”喝彩助威。有些演员往往靠这种办法招徕观众。当然,有时演员得罪了有钱有势的人,也会遇上一批专门捣乱大喝“倒彩”的“看客”。这些助威或捣乱的人都是不花钱来看戏的,总名之曰“听蹭儿戏”。  吴小如老先生回忆道:“1935年以前,我看戏大抵是向家长伸手要钱买票,或由家长领着同去。有时为了渴望看到一场戏,便把穿不着的衣服偷偷送进当铺,换取票款,等要穿这身衣服时再把当票交给家长赎出来。为此我多次遭到先母呵斥。1935年我入育英中学读书,只要学期末考个第一名,可免25圆大洋的学费;第二名则免20圆。我在一学年中因考得好而节省下学费45圆。这些钱家里照数给了我,我却一文不剩地向各家戏院进了贡。”  由于经常买票看戏,所以吴小如先生至今对30年代各戏班演出所售的票价大体还有点印象。就他亲身经历,最便宜的是“富连成”在1934年广和楼演日场时所售的票价,前排每张只卖3角5分钱,加上“娱乐捐”、“慈善捐”(当时每张票都必须附加捐税),约4角钱。如富连成社演夜戏,则票价每张4角,加捐后为4角6分,不论在华乐戏院即先前的天乐园(一般是星期四、五、六、日),或在哈尔飞大戏院(每周一、二固定演出),都是这个数目。华乐戏院,地处正阳门外鲜鱼口,现在是“大众剧场”;哈尔飞大戏院,地处西单旧刑部街,现在是“西单剧场”。  从1930年9月14日开业到1937年初,是哈尔飞大戏院的兴旺时期,这与西单地区只此一家和经营者的灵活手段是分不开的。1930年10月25日至29日举办的游艺大会,从中午到夜晚连开四场,每场两小时,重点节目话剧和京剧每天不重复,而且票价不高,每场4角、5角、7角,包厢4圆,结果场场客满。这样的演出不但增加收入,而且提高了戏院的声誉。1930年11月初,京剧名家马连良的扶风社与哈尔飞大戏院商定,每周三、四夜场长期在这里演出,每场票价1圆2角。  11月14日夜场,梅兰芳演出代表作之一《黛玉葬花》,票价最高2圆。  11月22日至25日,以黎锦晖为社长的上海明月歌舞剧社来京首演于哈尔飞大剧院,在京城引起了又一次轰动。从22日至24日,每天一场,先后演出了《湘江娘》、《大江东去》、《醉沙场》等21出歌舞剧。25日改为日夜两场,节目有《五日落梅花》、《小小画家》等。每场票价为3角、4角5分、7角,包厢3圆、4圆。这是儿童歌舞剧目在北京舞台上首次展现。  中华戏校在东城区王府井东安市场内的吉祥戏院演日夜场,票价与此相似。  一般初出茅庐的女演员(当时称为坤角)每票不过6、 7、 8角。  票价最贵的是梅兰芳。1932年,吴小如随一位父执在中和园(地处正阳门外西粮食店,现为中和剧场)看《牢狱鸳鸯》,这是他第一次看梅先生的戏,前排票价已每张2圆。  程砚秋自巴黎归国,组秋声社,每周在中和戏院定期上演,票价每张1圆2角钱,加捐后为1圆3角6分。  马连良的扶风社也与程同样票价。高(庆奎)郝(寿臣)同台或杨(小楼)郝同台,票价都在1圆以上。  其他老生挑班者如言菊朋、王又宸、雷喜福、谭富英等,前排每票不过7、 8、 9角,最多不超过1圆,加捐15%在外。  1934年秋余叔岩在珠市口大街的开明戏院为湖北赈灾义演《打棍出箱》,前排虽每票5圆,却仍然万人空巷。  年末大义务戏则前排每票5圆。吴小如少年时代看义务戏大都随先母或舅父同往;如果自己买票,只能坐后排或楼上了。从1934年秋至1936年暑假,除了上学以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戏院里度过的。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3)
当时城内外戏院买票情况并不一样。东城的吉祥戏院和西城的哈尔飞戏院,一般都由售票处预售戏票。每场均有一张“票板”(座位表)供观众选择,卖出一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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