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因你不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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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会思考而不会表达的人，与不会思考的人没什么两样。
■如今，我在各个学校里做巡回主题演讲，每年至少25 场，面对至少10 万学生。当年那个羞涩、
内向、恐惧的小伙子已经不复存在。这还得感谢那个暑假的尴尬经历，它让我认清了自己，并让我勇于挑战自己。装了芯片的售货机
1983年，我以计算机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很多教授都建议我直接攻读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而我也感觉到这门学科像万花筒一般多姿多彩，让我“欲罢不能”。
对于选择哪所学校攻读博士，我心中已有三个备选，分别是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卡
内基·梅隆大学。这三所大学在计算机领域都有着很高的建树，由于此前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里克·雷斯特有过交流，4 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竟然邀请我免费飞到匹兹堡参观他们学校。
匹兹堡是美国的钢铁工业中心，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著名的钢铁大王卡内基，正是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钢铁王国。而卡内基·梅隆大学，正是以其捐资人安德鲁·卡内基和安德鲁·梅隆的名字命名的。
卡内基·梅隆大学综合排名在十几名左右，但是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过去40 多年，它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它与斯坦福和MIT 并列第一），这要归功它的计算机科学学科的三位创始者：赫尔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诺贝尔奖得主，也是中国科学院最早的外籍院士之一）、艾伦·佩利（Alan Perlis，图灵奖得主）以及艾伦·纽厄尔（Alan Newell，图灵奖得主）。
早在1950年刚提出数位计算机的概念时，他们三位就分别开始在卡内基·梅隆的商学院、数学系
以及心理学系进行计算机研究。1965年，他们创立了美国最早的计算机科学学科，并开始四处寻觅优秀人才，吸引到了多位计算机领域的大师，包括尼科·海博曼（NicoHabermann，算法大师，首任院长），拉吉·瑞迪（RaiReddy，图灵奖得主，第二任院长，语音和机器人专家）、曼纽尔·布卢姆（ManuelBlum，图灵奖得主，密码学大师）、伊凡·苏泽兰（IvanSutherland，图灵奖得主，计算机图形学发明人）、兰迪·鲍许（Randy Pausch，感动世界的“最后一课”教授）、丹纳·斯科特（Dana Scott，图灵奖得主，计算机理论大师）等。
在这些大师的带领之下，1986年，卡内基·梅隆大学从国家拿到的科研经费总共是l．1 亿美元。相比之下，当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刚成立时，科研基金总共才1 000 万美元。而且，卡内基·梅隆真的形成了一个优秀师资、优秀学生、丰厚科研经费的良性循环。此外，在计算机学院的领导下，艺术系有了很多用电脑设计出的艺术品，建筑系也更加专注于电脑辅助设计，整个学校围绕着计算机形成了它的特色。
这样传奇的一个学校，竟然看中了我，我一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尽管没有哥大那种神圣的希腊式建筑，但是卡
内基·梅隆大学的校园幽静古朴。最有趣的是计算机学院的那幢建筑，虽然在全美得过建筑学方面的奖项，我却认为它“丑得不像话”，整个建筑都是水泥砖墙堆砌而成，内外都不粉刷。一直到现在，那幢建筑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就是这样一座奇怪的建筑，成了培养计算机人才的圣地。
这次参观，让我对计算机学院里的天才们有了近距离的观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连计算机学院的一台自动售货机里，都安装有“局域网”，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终端看到自动售货机里还剩下几瓶汽水和可乐。
当时带我去参观校园的是一名在读博士，他叫约书亚·布洛赫（Joshua Bloch，后来他加入 Sun，成为Java 大师，他撰写的Java 著作被全世界公认为Java 圣经。他现在在Google 工作）。走到自动售
货机那里，他开心地指着售货机对我说，“知道这个家伙怎么连上校内网的吗？那些家伙（计算机学院里的博士们）太懒了，他们希望待在宿舍就知道他们想要的东西还有没有，于是就在自动售货机里装上了芯片。你看，现在他们不用走冤枉路了。”
这个“异想天开”的杰作，让我觉得又可爱又天才。不过就是为了少走几十米的冤枉路，那些计算机博士就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去研究怎样在售货机里装上芯片。简直是一群太可爱的“书呆子”了！
来到卡内基·梅隆，我终于感觉到了天外有天，我还以为自己是最厉害的编程高手，哪知道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们，早已在玩着更帅的技术。
通过约书亚·布洛赫的介绍，我还得知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生教育有一种独特的制度，那就是教授与学生之间的“marriage process”（结婚过程）。博士新生并不急于定下自己的研究方向，在开学的第一个月里，他们每天要听不同的教授讲课，就跟相亲一样，对七八十名教授的课程进行评估，
自己感觉对哪位教授的研究领域有兴趣，然后填下三个“志愿”，以选择自己的教授和研究方向。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感觉到十分惊喜！约书亚告诉我，大部分学生都会被第一志愿录取，万一没有，也基本可以保证得到三个中的一个。这样，学生们就能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把自己的研究能力发挥到极致。这也再次充分证明，美国的教育制度，是让兴趣的指挥棒发挥最大魔力的制度。我再次被这种机制深深地吸引。看到了这么神奇的环境、天才的同学、宽松的制度，我不再犹豫，接受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邀请。爸妈想都没有想到，我最后选择了一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大学，去了一座工业老城匹兹堡，并把我的未来和希望寄托在那里。走进卡内基·梅隆
1983年8 月，我从纽约来到匹兹堡，花450 美
元在校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等待我的新婚妻子飞到美国和我团聚。当时，我读博士的奖学金是每个月700 美元，租房子后，想到每个月只剩下250 美元的生活费了，我不禁为自己的前景担忧起来。
打扫完刚刚租来的房间，面对家徒四壁的景象，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响起了敲门声，我打开房门一看，天啊！我的四姐夫站在我的面前，他的背后是一辆大卡车，里面装满了各种家具和生活用品。“知道你快过不下去了，我集合了三家的家具来救援你。”四姐夫说。原来，姐姐们知道我生活拮据，也知道我不愿要她们的钱，就搜集了各家各户的生活用品，租了一辆卡车给我送过来。
我站在门口，嘴巴张得好大，惊讶得不知道说什么好。等一切摆放停当，我发现我睡着四姐的床，用着三姐的衣柜，炉灶上摆着五姐的电锅。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就这样一穷二白的，我开始了自己的博士生涯。
第一个月，我按规定和所有的教授来了一次“相亲”，每天听不同的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注意到了拉吉·瑞迪，他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引发了我极大的兴趣。
瑞迪教授是一个50 多岁的印度裔教授，小个，秃头，和蔼可亲，博学多识。上课的时候，他大讲《星际迷航》、《机器人》这些科幻片，还放电影片段给学生看。谈起语音识别的时候，他的眼睛里总是闪耀着光芒。瑞迪教授最大的特点是喜欢拥抱别人，不是美国人那种友谊式的拥抱，而是那种死死的熊抱。瑞迪教授还是总统特别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但是他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中午几乎不吃正餐，通常只是叫一个比萨，一边吃一边跟大家讨论，完全是一幅“走火入魔”的状态。
在选择研究方向的时候，我考虑了很久。一方面，太抽象的研究很容易看不到应用前景，另一方面，过分注重应用前景的课题往往又不太深刻，而语音识别正是这两个方面的最佳结合。而且，想到这是一个能够改变未来计算机和人类交流方式的课题，我感到兴奋不已。于是，我写下了拉吉·瑞迪的名字，有趣的是，瑞迪教授也早已看上了我这个
学生。我们几乎是一拍即合，一场轰轰烈烈的“相亲”就这样结束了。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语音识别。
卡内基·梅隆大学对博士教育实行“严进严出”的制度，学校每年申请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的学生有3 000 人左右，可收到录取信的只有30 人左右，只有非常优秀的本科毕业生才可能脱颖而出。而且，就算被录取了，也不意味着你能安全毕业。前两年，每个人都要经历四门资格考试的生死锤炼，它们分别是：systems（系统），software（软件），theory（理论），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博士生要求在前两年每个学期选学其中一门，但是这些课程非常难，每次的通过率基本上只有60％，如果选修的课程在前两年通不过，那么只能在后几年继续考，但是那意味着你将和研究工作争抢时间。而最终四门中有一门通不过，都可能被淘汰出局。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学院还有一个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制度，即每个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系里所有的教授会进行一次集中讨论，讨论的话题是“哪个学生要被请出学院”。那些学习成绩不好的、研究项目毫无进展的，都有可能在“黑色星期五”被淘汰。卡内基·梅隆大学每年培养一个博士生的经费大约是两万美元，而一个拿不到博士学位的人，对大学来说是一种浪费。
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El 子里，大家每天都投入地学习着。大家都知道，这里有许多世界一流的教授做伴。除了我那充满激情的导师瑞迪教授，还有一位每一门课程都能教的华人教授，他是华人中顶尖的计算机天才，对专业的研究非常精深，不过他有点结巴，有的时候一个音节拖了半天也说不出来，因此上他的课，学生们总是不敢坐第一排，唯恐他一结巴，就口水横飞。比如他说 parallelprocessing（并行处理）的时候，两个P 会拉得很长，第一排的学生又能感觉到，“天啊，又下雨了！”语音识别“什么是做博士的目的？”在我选定研究方向，正准备挽起袖管大干一番的时候，我们的院长尼科·海博曼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想，脱口而出，“就是在某一个领域做出重要的成果。”“不对。”尼科·海博曼教授不假思索地否定了我。他告诉我，
“读博士，就是挑选一个狭窄并重要的领域作研究，毕业的时候交出一篇世界一流的毕业论文，成为这个领域里世界首屈一指的专家。任何人提到这个领域的时候，都会想起你的名字。”海博曼教授的“做世界某一个领域的一流”的观点，让我十分震惊，我从未奢望在20 多岁时走到某个领域的顶峰，但是这种“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激励，我始终铭记在内心深处。看到了我的兴奋，海博曼教授问我：“你懂了吗？”我说：“懂了，我从卡内基·梅隆大学将带走的就是这份改变世界的、顶尖的博士论文。”他又说：“不对，你从学校带走最有价值的不是这份论文，而是你分析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研究和发现真理的经验，还有科学家的胸怀。当你某一天不再研究这个领域的时候，你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