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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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本来就是人和事经验的记录,换言之,把历代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就成为历史。读历史有两个方向:
一是站在后世——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型态,另一种生活方式,从自我主观习惯出发,而又自称是客观的观点去看历史,然后再整理那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事——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文学、艺术等等,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评论它、歌颂它、或讥刺它。这种研究,尽管说是客观的批判,其实,始终是有主观的成见,但不能说不是历史。
二是从历史的人事活动中,撷取教训,学习古人做人临事的经验,做为自己的参考,甚之,藉以效法官、模仿它。中国自宋代开始,极有名的一部历史巨著,便是司马光先生的《资治通鉴》。顾名思义,司马先生重辑编着这一部史书的方向,其重点是正面针对皇帝们——领导人和领导班子们作政治教育必修的参考书的。所谓“资治”的涵义,是比较谦虚客气的用词。资,是资助——帮助的意思。治,便是政治。合起来讲,就是拿古代历史兴衰成败的资料,帮助你走上贤良政治、清明政治的一部历史经验。因此,平常对朋友们谈笑,你最喜欢读《资治通鉴》意欲何为?你想做一个好皇帝,或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臣和名臣吗?当然,笑话归笑话,事实上,《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部历史的书。
我讲历史的经验,时在一九七五年春夏之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时兴之所至,信。开河,毫无目的,也无次序地信手拈来,随便和“恒庐”的一般有兴趣的朋友谈谈。既不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历史,更无所谓学问。等于古老农业社会三家村里的落第秀才,潦倒穷酸的老学究,在瓜棚豆架下,开讲《三国演义》、《封神榜》等小说,赢得大众化的会心思忖而已。不料因止匕而引起许多读者的兴趣,促成老古文化出版公司搜集已经发表过的一部分讲稿,编排付印,反而觉得有欺世盗名的罪过,因此,联想到顾祖禹的一首诗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我当忏悔。
一九八五年端阳 南怀瑾自述
上编
话题
“历史的经验”这个题目,是贵会负责人出的,大得无可比拟。若想要就这个题目研究,同时可走几种路线:一个是应用的方面,怎样用得上历史的经验。一个是纯粹的推论,研究学理的一方面,这是历史学家的事。现在大学中的历史系、历史研究所,大概向这一方面走,偏重研究学理,不大讲应用。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性质,是要偏重于讲应用的。
历史的经验,如果我们以逻辑的立场来看,这个题目的本身就是答案,因为历史的本身就是经验。如果我们以学术的观点看历史,所谓历史,全部不过是两个问题:一个人的问题,一个事的问题。历史的记载,不外人与事。从人的方面来讲,大概又分两个方向来立论,拿旧的观念说:一个是经,一个是权。经是大原则,不能变动,权又叫作权变,就是运用的方法。从事的方面来讲,西方文化现在是二十世纪,只有两千年,但在中国来说,已经上下五千年了,所看到的事,似乎有现代与古代的不同,假使我们对历史有真的了解,就没有什么不同了。“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宇宙没有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的太多不同,它永远是这样的太阳、这样的月亮、这样的风、这样的雨,只是人的思想观念上感受不同,发生了情感、思想上不同的形态,我们中国人用文学来表达,就成了这样的诗句。古人主张多读书,就是在于吸收历史上许多经验。
今日我们讲“历史的经验”这个课程,应该向哪一方面讲?这就要先有一个立场了。应该先问问我们今日工作上、业务上需要的是什么?就在这个观点去找历史的经验,这是一个立场。假如我们是在大学里,从学术的立场去看历史的经验,又是另外一个讲法。因此,今日我们以应用的立场来讲历史的经验就相当的复杂了。当商量决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觉得好玩,就一口答应下来。我有一大毛病,到老改不了“童心未涡”,始终贪玩。等到真正临讲以前,一个星期以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没有东西可讲;这是一个创新的课程,国内外各大学,还没有这样一门课程,无成规可循。其次包括的资料太多,假使编一本书,一定很有趣,编得现代化一点,销路一定不坏。但没有这个准备和时间,它的范围牵涉到二十五史内外许多学问,什么都用得上,这是第一个精神上感到负担很重的地方。其次站在这个立场来讲这个题目,责任上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里要讲的“历史的经验”,实际上就是讲“谋略”,看到现在学校里专讲“谋略学”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七十二变、三十六计都拿出来了,还有人专门写这类的书。但我觉得讲“谋略学”必须要严格的负责,因为“谋略”是一把刀,它的本身没有善恶,用得好是救人的,用不好,的确是害人的。我们受旧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果的观念根深抵固,去不了的。假使有人听了以后,用来做了一件好事,或者害了别人,自己好像就会背上很大的因果责任,良心上很难受,所以觉得负担很重。
神谋鬼谋
真讲“谋略学”,要先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以前讲《论语》时曾提到过,中国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君道是领导的哲学与艺术,臣道也包括了领导的艺术,不过,比较有承上接下的哲学与艺术;至于师道又另当别论。可是说到师道,我们中国文化历史上有句成语,在曾子这本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原则:“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我们的历史经验,“用师者王”像周武王用姜太公,称之为尚父,这称呼在古代是很尊重的,当然不是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但非常非常尊重,是对尊长一辈的人,才能称呼的。历史上列举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就是领导人非常谦虚,找一个“师”来“用”,便“王天下”成大功。至于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租用陈平、张良之流,刘备用诸葛亮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好例子。至于“用徒者亡”,是指专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人,那是必然会失败的。这是曾子体察古今的历史经验,而后据以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由此可知师道也很难讲。
春秋多权谋
那么我们对于谋略学,该怎样讲法?走什么样的路线呢?我们先看谋略的本身。讲到“谋略”两个字,大体上大家很容易了解。假使研究中国文化,古代的书上有几个名词要注意的,如纵横之术、勾距之术、长短之术,都是谋略的别名。古代用谋略的人称谋士或策士,专门出计策,就是拿出办法来。而纵横也好,勾距也好,长短也好,策士也好,谋略也好,统统都属于阴谋之术,以前有人所说的什么“阴谋”、“阳谋”,并不相干,反正都是谋略,不要把古代阴谋的阴,和“阴险”相联起来,它的内涵,不完全是这个意思。所谓阴的,是静的,暗的,出之于无形的,看不见的。记载这些谋略方面最多的,是些什么书呢?实际上《春秋左传》就是很好的谋略书,不过它的性质不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一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和现代国际问题有关的,就该把《战国策》、《左传》、《史记》这几本书读通了,将观念变成现代化,自然就懂得了。现在再告诉大家一个捷路:把司马迁所着《史记》的每一篇后面的结论,就是“太史公日”如何如何的,把它集中下来,这其间就有很多谋略的大原则,不过他并不完全偏重于谋略,同时还注意到君子之道,就是作人的基本原则。
研究这几本书的谋略,其中有个区别。像《战国策》这本书是汉代刘向着的,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方面的东西,性质完全偏重于谋略,可以说完全是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的。这本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有许多字句遗漏了,同时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所以这本书的古文比较难读懂。左丘明着的《左传》,如果从谋略的观点看这本书,它的性质又不同,它有个主旨——以道德仁义作标准,违反了这个标准的都被刷下去,事实上对历史的评断也被刷下去了。所以虽然是一本谋略的书,但比较注重于经——大原则。至于《史记》这一本书,包括的内容就多了。譬如我们手里这本《素书》中,就有一篇很好的资料——《留侯世家》,就是张良的传记,我想大家一定读过的,这是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如果仔细研究这一篇传记,就可自这一篇当中,了解到略谋的大原则,以及张良作人、做事的大原则,包括了君道、臣道与师道的精神。
正反相生
(《长短经》——反经)
反经在领导哲学的思想上很重要,我们看过去很多的著作。乃至近七、八十年来的著作,都不大作正面的写法。所以,我们今日对于一些反面的东西,不能不注意。
反经的“反”字,意思就是说,天地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这个原理,在中国文化中,过去大家都避免谈,大部分人都没有去研究它。这种思想源流,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很早就有,是根据《易经》来的,《易经》的八卦,大家都晓得,如“三”是坤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大地,“三”乾卦,它代表宇宙大现象的天体,两个卦重起来,“囗”为天地“否”卦,否是坏的意思,倒霉了是否,又有所谓“否极泰来”,倒霉极点,就又转好了。但是,如果我们倒过来看这个卦,就不是“囗”这个现象,而变成了“囗”地天“泰”卦,就是好的意思。《易经》对于这样的卦就叫作综卦,也就是反对卦,每一个卦,都有正对反对的卦象。(其实《易经》的“变”是不止这一个法则,这都叫卦变。)
这就说明天地间的人情、事情、物象,没有一个绝对固定不变的。在我的立场看,大家是这样一个镜头,在大家的方向看,我这里又是另外一个镜头。因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随时随地都在变,立场不同,观念就两样。因此,有正面一定有反面,有好必然有坏。归纳起来,有阴就一定有阳,有阳一定有阴。阴与阳在哪里?当阴的时候,阳的成分一定涵在阴的当中,当阳的时候,阴的成分也一定涵在阳的里面。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好的时候,坏的因素已经种因在好的里面。譬如一个人春风得意,得意就忘形,失败的种子已经开始种下去了2当一个人失败时,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未来新的成功种子,已经在失败中萌芽了,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住成败的时间机会与空间形势。
我们在就反经之前,提起卦象,是说明人类文化在最原始的时代,还没有文字的发明,就有这些图像、重叠的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