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发生了什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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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上海东方早报副社长的胡宏伟，在西湖边的一个茶馆里，跟我说，他在新华社浙江分社期间，曾编发过一篇惊心动魄的新闻稿：距离义乌城区不足百里的永康县，一年斩断过千只手指头。永远都那么激情澎湃的他分析：永康人大多从事制造业，在封闭的车间内，一颗颗螺丝钉式的外地民工，看似受到工业机器的吞噬，实则吞咽不开放的苦果。
义乌则不同，他们对外来民工，还是给予了尽可能多的福利。2000年初，他们在中国率先给民工以选举权，允许他们竞选打工区域的人大代表。我们当然不能将之附会成国际跨国集团的压力，但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确实义乌和义乌商人更早更多地懂得了民主和人的权利。
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浙江人享受了全球贸易的好处，也遭遇了“反倾销”的不愉快。尽管入世谈判是国家的事，应诉打官司却是民间商会的事。2003年，中国民间应诉第一人，温州打火机协会副会长黄发静，打赢了中国入世第一案。
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国际贸易法律，把习惯各自为战的浙江商人团聚起来，自行解散了“跑单帮”的货郎担模式。曾几何时，他们从来没有关心过这样的议题：中国该不该入世？贸易是否需要自由化？入世后如何应对国外的反倾销？他们只是默默地甚至是偷偷摸摸地越过边境，和洋人做生意。
现在，WTO议定的“世界贸易宪法”，已经波及到他们，他们原先以为只是少数政策制定者和少数学者关心的事情，已然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04年，温州人开设在意大利的皮鞋商城，遭到反倾销怒火的焚烧。尽管他们并不理解，全球化和民间社会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他们不得不快速组建起一个个民间社团，去应对应接不暇的反倾销，反补贴。同业公会这样新名词，改写了他们的商业行为方式。在浙江，10000余非官方的新社团组织的次第登台，让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课题组的成员惊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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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6）
显然，他们的自组织能力，已经超出了官方的预期。在温州，非官方的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开始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决策。如果说，民主政治的好处，就在于它给不同的利益集团提供了主张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在国际化浪潮中跃起的一个个NGO，毫无疑问地丰富了浙江的民主。
发生在浙江的全球化的故事说明：为促进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而设计的规则，可以用民主价值来论证它的正当性，贸易，开放的贸易，确实有助于我们朝着民主化的方向行进。
自发扩展的秩序
研究浙江的民主，我会不止一次地翻阅哈耶克的著作。这位伟大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倡导的“扩展的秩序”，一次次地敲击我心灵的窗户，为我看到的浙江的民主的细节，做出理论上的说明。浙江的民主，从来就不是官方有意为之的“计划性产出”，而是发轫于民间经济的自发无序的生成。
对于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的经济学家们曾围绕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争执不休，有的说是技术革命，有的主张人力资本的投资，还有的人强调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说：他们说的都对，但都没有击中要害，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才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兴起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12］。那么经济组织怎样才会有效率？他们谈到政府须保护所有权的制度创新，“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13］
返观浙江20余年来的经济发展，我们能找到多少技术进步的例子，解释一个资源倒数的省份，何以能在1978年到2003年的25年间，坐上中国经济领域的第四把交椅？能以人力资本的投资，诠释他们创造出ＧＤＰ124亿的秘密么？同样，我们也不能仅仅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说明浙江在ＧＤＰ年增长速度、人均ＧＤＰ增长速度、外贸出口总额、财政总收入四项指标上，仅次于北京上海广东的经济奇迹［14］。
诺斯对西方世界兴起的解释，完全可以套用到浙江经济奇迹的创造上。25年来，浙江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不断壮大，浙江经济总量的递增，都与私有产权息息相关。他们曾为产权坐过牢，为私有产权戴过红帽子，在政治风波乍起的时候，主动向地方政府申请“充公”，近些年来他们为私有产权得到宪法的保护，屡屡上书，利用他们在人民大会堂的参政议政权，一次次建言国家将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并在2004年如愿以偿。
为什么握锄头、螺丝刀和修鞋器材的手，最终能和中国领导人拉在一起？你问从小就蹲在寒风中修鞋的南存辉，问年逾不惑才开始卖冰棍的宗庆后，除了哈耶克所说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在支撑他们么？
哈耶克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被反复误读的概念，它的本质不过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他认为，在合作秩序的扩展中，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浙江20余年的发展，满足了这个条件。
论功行赏，我们只能将这个丰功伟绩，归于自发的民间的力量，而非政府。浙江的官员相对于其他省市，要开明得多，但他们不是浙江私营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很多时候，他们是被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中共十六大全面解放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前，说他们是改革的维护者，远比称他们是维护者，更为贴切。
自1960年代始，温州的改革派官员的命运充满悲怆。他们时常是“被拎出来‘示众’一番的被告”，他们不得不苦心培植一些公有制企业的典型，并在外来取经者跋山涉水而来时，不厌其烦地向来者大谈温州发展公有制经济的经验。两位追踪温州多年的前新华社记者说，如果我们据此“说温州的官员一开始就明白执政体系应当如何与市场经济相衔接，知道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状态下发挥有效的作用”［15］，显然是夸张了。最接近本质的解释是：情势的变迁，聚集了巨大的改革压力，他们不得不顺势而为，以利益调整的方式进行协调。
在浙江，纵使那些在私营企业发展的生死关头支持过改革的官员，也没有几个是真正的先知先觉者。他们确实提着乌纱帽，冒险支持过第一个股份制的银行，以及其他为数众多的冒当时制度之大不韪的“第一个”。凡此种种，都符合经济人的假设，都和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中反复申述的“扩展的秩序”相吻合。
绪论：《浙江发生了什么》（7）
再看看义乌小商品国际城26年前的命运悬浮。当农民丢弃农活去做批发市场的时候，吃官饭的工商人员，便根据红头文件的指示驱赶他们。双方之所以没有变成猫和鼠的天敌关系，不是因为工商人员支持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出于本乡本土的同情心。至于小商品批发的合法性承认，也是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得不做出的妥协。
刨除少数官员“寻租”的私心，多数时候，浙江各个地市的大小官员，在改革开放中展示开明的最大动力，莫过于“造福一方”的压力。又无其他改善人民福利的路子，只得任由他们偶尔也看不惯的私营企业像野草般疯长。尤其在GDP挂帅的时代，数字政绩使他们无论情愿与否，都得和私营企业主坐在一起，支持他们的钱途就是支持自己的仕途。
政府官员们对民主政治领域内的制度创新，所持态度大抵上也是顺水推舟。如果情势不明朗，他们的态度则趋向于暧昧，或者否定了事。义乌的官员最初听说私营企业主捐资参选“村官”，没有表态，只是任由他们去做。瑞安首创的契约村官制度，在媒体或赞赏或质疑的嘈杂声中，被中共温州市委束之高阁。
所以，我想，浙江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以及他们所推动的私有产权入宪，乃至渗透其中的民主价值观的萌芽，从来都不是决策者的神机妙算，尽管开明的官员和政府确实对制度变迁意义非凡。
我由衷地叹服于无序的自发的扩展的秩序。以大历史的眼光观之，浙江渐进式改革的成功，是渐进式民主的成功，也是“扩展的秩序”的胜利。它似天上的彩虹，那么美丽地逶迤在苍穹，不矫饰，不刻意。它不是“圣人”理性的制度预设，亦非一夜变天的凤凰涅。
你瞧，先在旧体制的边缘凿个洞，让新体制温暖的亮光穿越其中，再缓缓地融解冰冻的旧体制，继而让冉冉升起的新体制取代日益崩塌的旧体制。新旧体制的交换，非但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海啸，看似稳定的政治体制，还为接下来的制度变迁，准备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浙江民主为中国民主未来的意义
浙江民主对中国民主的意义，同样可以用“蝴蝶效应理论”来阐释。
徜徉在浙江，留意民主的故事，我经常发现，浙江的民主制度设计的个案，正在被中国的其他省市复制重塑。
2004年，温州人大常委会携手温州“一报一台一网”，创造性地将人大监督融入到舆论监督之中。当漫天飞舞的舆论给予温州人大毫不保留的赞誉，福建的台江区人大联手《东南快报》，从审判职能的发挥、司法公正和效率、法官素质三个层面，评议台江区法院。公众对台江区法院的建议、批评与意见，不仅见诸报端，人大代表还将坐镇报社，倾听公众的心声。
涉及其中的《东南快报》，不经意间暗示，他们在福建场域内的创新，其实是对舆论监督温州模式的创造性的借鉴。
温岭的民主恳谈，非但被中国其他地方复制借鉴，还启发研究民主的学人去辨析，去传播，从学术途径影响当政者，进而影响中国的民主进程。
温岭的民主恳谈，是浙江人对农民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改造。事先并未考虑过什么民主的台州人，在学界的说服下，将新的思想政治取名“民主恳谈会”。它在破解乡村社会紧张的干群关系这一难题上的价值，被浙江大学研究民主的学者们发现了。不过20年历史的“协商民主”的西方民主概念，成为中国学者解读温岭现实的工具。
学界的研究影响到中央编译局这样的官方智囊机构。他们的领导人，少年时通过读书走出浙江的俞可平，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专项调研中，剖析了浙江民主恳谈的种种好处，并授予他们“创新奖”。
2005年春天，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北京日报》上撰文说，他注意到中国的学者们开始了协商民主的研究。进而，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是协商民主的一种形式。是党派之间实行协商民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
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005年2月17日，全国政协主席###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主持民主协商会，就调整充实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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