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崛起-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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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帝国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已经在国家政策上使用金融手段进行改革和调整，著名的王安石改革有一项内容就是青苗法。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利用金融调控手段刺激经济复兴。所谓“青苗法”其实就是一种新贷款措施，也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向农民发放一笔贷款，这笔贷款要在夏秋两次收获之后连同每年的税收一起归还。当然，贷款就要有利息，这笔贷款的利率是二分利，也就是20％，但夏秋是两次收割庄稼，因此也就相当于两笔贷款，因此利息合计是4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利率，不过怎么也比没有贷款强，因此，青苗法还是刺激了农业的复兴。王安石的这个算盘打得可是很好，照他的话说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政府这时又成了高利贷商人，可见宋帝国在驾驭经济方面已经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平。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商业国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一般都会使用雇佣兵，也许很多人会惊讶——难道宋帝国的军队是雇佣兵吗？不错，正是！宋帝国的繁荣在今天看来都是令人惊羡的——它竟然能养得起一支百万规模的雇佣兵！
其实，这并不奇怪，欧洲历史上有很多商业国家都使用雇佣兵，从雅典时朝开始就有了，雅典也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而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大量征召雇佣兵。罗马帝国后期更是大量招募雇佣兵，最后发展到了雇佣兵成了罗马帝国的核心，决定了谁来当皇帝。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佣兵军队，美国实行的不是兵役制。有买的就有卖的，由于欧洲雇佣兵市场庞大，因此有些民族就以出售雇佣兵为行当，比如普鲁士、黑森等德意志各邦，就以出售雇佣兵为国家政策。
宋帝国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意思也就是大量征召自愿参军的人，军队待遇又很高，因此，宋帝国的军队可以说是标准的雇佣兵部队。
宋帝国的军事的确很弱，但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宋帝国为什么会签《澶渊之盟》？很多人都会说，这还用说，打了败仗呗！打了败仗不假，《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性条约也不假，但不要用今天民族大义这个观点来看商业王国的行为，商人是不做亏本买卖的。我们不妨算一笔账就清楚了。1004年，在订立《澶渊之盟》的时候，宋帝国每年支付给辽30万两白银，这笔钱占宋帝国财政收入的多少呢？当时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是一两白银兑一贯铜钱，1021年宋帝国的财政收入是15000万贯，通常宋帝国的年平均财政收入都在8000万—10000万贯。而在当时，以陕西一地的军费为例，平时的军费就是2000万贯，战争时则达到3200万贯，也就是说，宋帝国的军费开支已经因战争而急剧扩大，整个财政收入几乎都用来养兵了，而这些军队的作战效能却很低。比较而言，3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对比庞大的军事开支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用30万两白银购买和平比用庞大的军费开支维护和平要划算得多。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5）
另外，宋帝国由于拥有巨额军费和强大的科研实力，因此在军事科学技术上也是当时领先的，宋帝国军队当时的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量装备火器的军队，曾公亮就在1044年编著了《武经总要》，其中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还有为数甚多、种类齐全的火药武器，从“步枪”到“地雷”都有，甚至还有“枪榴弹”以及“火焰喷射器”。
但是，永无休止的战争还是严重影响了宋帝国的经济，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两个数字，即1021年宋帝国的财政收入是15000万贯，1077年财政收入是7070万贯，下降了一半多。1066年，财政也出现了巨大赤字，就是因为军费开支实在是惊人。
鹬蚌相争，蒙古得利
当宋、金、辽三国混战的时候，金和辽都无暇顾及草原的统一，这给了成吉思汗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当蒙古崛起后，三国就逐一被消灭。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少重视商业的王朝，发达的商业在今天看来是繁荣的代名词，但其实在农耕文明中，商业活动过于活跃则弊处更大，因为商业活动实际上是在农业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大量土地被兼并，这导致产生大量流民，失去土地的人口众多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圈地运动是一个道理，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导致社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口，最终引发革命。而宋帝国距离资本主义时代还远着呢，因此，这些流民就成为游荡于社会底层的不稳定力量，宋帝国虽然有军队可以吸纳流民，但毕竟吸收量有限，传统的农耕文明也没有用这些流民编组军队进行对外扩张的想法和渠道，因此，只能用高压办法压制这股底层不满力量，因此，经济发达的宋帝国实际上有着很深的内部矛盾。
南宋继承北宋，仍是一个经济强国，经济十分发达，但这样的国家也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过分重视商业利益，商业阶层左右了国家政策，使得国家政策变得狭隘。当时南宋中也有主战派，但在南宋民间的商业阶层并不支持发动一场旨在收复北方的战争，因为他们担心收复北方之后会加重税收，用以进行战后重建，其实，这情景和柏林墙倒塌后，东西德国合并中西德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宋帝国在与金、辽、蒙作战中，从头至尾就没有取得过一次战役级别的胜利，但取得胜利的次数倒是不少，不过这些胜利往往都是杀死敌军几十人、几百人的胜利，如果上千的胜利那就是大捷了，而宋帝国一次大战役的失败，其损失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人，土地一丢就是一大片，可见其军事作战能力之弱。所以，中国就靠文学作品中的杨家将、岳飞来撑面子，其实岳飞倒是有这个人，不过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整个宋帝国，无论北宋、南宋，直至灭亡也没有出现一个能称得上卓越的军事将领，倒是有不少著名的卖国贼。
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三国时期，而且最后这三个国家也和前一个三国时期一样，最后都被另一股力量灭亡了，前者是被晋灭亡了，后者是被蒙古统一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果关系：如果不是三国纷争，蒙古人恐怕是没有崛起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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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1）
蒙元帝国并非是通常印象中的只有残暴的压制，其实当时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帝国，在整个蒙古人统治的庞大疆域中，在所建立的几个大帝国中，蒙元帝国是最富庶、最繁华的，而且文化也相当自由，东西方贸易也达到一个巅峰，马可？波罗没有虚构。实际上蒙古人治下的蒙元帝国不比唐帝国逊色。元帝国的蒙古皇帝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大多数蒙古地方官也不会，也看不懂汉字，他们从根本上就蔑视汉文化，这在中国所有统治者中绝无仅有，他们把被征服地上的人分为四个等级，汉族为第三等和第四等，蒙古人完全用一种奴隶主的态度来统治中国。
蒙元也有辉煌的一面
蒙元帝国并非是通常印象中的只有残暴的压制，其实当时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帝国，在整个蒙古人统治的庞大疆域中，在所建立的几个大帝国中，蒙元帝国是最富庶、最繁华的，而且文化也相当自由，东西方贸易也达到一个巅峰，马可？波罗没有虚构。实际上蒙古人治下的蒙元帝国不比唐帝国逊色。
应该承认，蒙元帝国不但疆域广阔，而且以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个繁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黑暗时代。因为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征服到哪里，他们总会选择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制度，当然他们也有他们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游牧式的野蛮，这个在后面再说。蒙古人征服*地区后就遵从*教的特点，甚至很多蒙古人也皈依了*教，他们征服了欧洲基督教地区后也是如此，征服了儒家文化区后也同样继承了宋帝国、金帝国、辽帝国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文明的传统。自然，在东方儒家文化是最强势的，因此蒙元帝国仍然是一个儒家帝国。在经济上，蒙元帝国也继承了宋帝国的主要经济制度，而且由于蒙古人打通了欧亚大陆，因此丝绸之路变得畅通，唐宋时期兴起的远洋贸易此时也更加发达。
蒙元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中不但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最先进的经济体，当时纸币交钞是蒙元帝国的主要货币，并且也是一种国际货币，整个欧亚大陆都承认这种货币。而且，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元是一个依靠政府信用发行的货币，而交钞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靠政府信用发行的货币，其本身并没有与黄金、白银或者铜质货币挂钩，在忽必烈时期，由于蒙元政府的强大，也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因此，交钞是当时已知世界中的坚挺货币，其地位与今天的美元不相上下。在历史上，也只有蒙元时期出现过这种在已知世界通用的货币。当然，蒙元货币既然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也就具有这种货币的天然弊端——一旦政府有意失信，那么就立刻变成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这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也就不必多说。
蒙元时期另一个经济盛世就是国际贸易的大规模展开，蒙古人狂风暴雨般的征服战争也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需求，就是交通和物资的大规模流通。客观来说，战争虽然不是好东西，但人类的文明一脚是和平，另一脚就是战争，和平是一种积累，那么战争就是一种迈进，没有战争，恐怕人类至今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顶多是新石器时代。大部分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寻找到战争根源。蒙古人的大规模征服战争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举打破了欧亚大陆千百年来的屏屏障障，什么边界、城墙、关税，一律都要给蒙古人让路。蒙古人打碎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屏障、阻碍后成为主人，他们就重建了一套交通系统，由于原来重重阻隔被打得粉碎，因此东西方的交通从来没有这么畅通过，在蒙古人所建立的各个帝国内掀起了一个交通建设高潮，蒙元帝国的交通业因此也是当时最热的行业，帝国政府对交通的投资也可以说不遗余力，驿站、道路、漕运在蒙元时期都得到大发展。
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2）
蒙元时期的文化也可以用辉煌来形容，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中国三大文化，关汉卿也被抬高到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地位。
其实，蒙古人之所以能以不足20万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卓越的用人机制——蒙古人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这是成吉思汗最大的特点。在忽必烈尚未继承大统前，他攻略南宋，主要部队并不是善战的蒙古骑兵，而是降服的北方汉人，其中既有军事素质不错的将领，也有谋臣政客，如帮助蒙古人灭金、灭宋的著名汉将张弘范。忽必烈也曾下令“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而蒙元帝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文字狱的时期，谢枋得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胡虏”一词，而且对蒙古人也多有不满和嘲讽之言，如果放在清帝国那可就是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