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还是政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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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4）
所需要的理论应该涉及由整个非市场部门，而不是单单公共（政府）部门所包括的更大范围的行动、产品和失灵。尽管政府是非市场部分的最大成员，但其他成员（如基金会、大学和非私人所有的医院等）是数量众多、范围巨大和不断增加的。综合的非市场失灵理论应该包括这些其他的非市场组织的行为和缺陷，能够突出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异，并且还允许在非市场部门和市场部门之间作适当的比较。公共选择理论自身由于太有限而不能为这种图景提供一个合适的框架①。
奥地利经济理论——尤其与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相关②——为综合性的非市场失灵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另一个有价值的因素。在其所关注的市场竞争和作为产生信息的“程序”的价格机制问题上，以及在推动这种程序中由私有制所提供的动机问题上，哈耶克和米塞斯争辩道：市场拥有政府（非市场）所无法相比的关键性优势③。
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有关“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的重要工作也同样为发展非市场失灵理论贡献了有价值的见解。的确，市场失灵和非市场失灵都可以被看做是由独特的交易成本特征和负担所导致，这些特征和负担分别与市场和为组织经济活动而作为替代的“管理结构”（governance structures）的政府相联系①。
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思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应对现代经济体制时的主要政策问题：什么是政府和市场在经济体制作用中的合适角色？在作出这种选择时，所运用的合适的规则和思考又是什么？此外，这种选择不应该被局限在二选一的层次——如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思有时所暗示的那样——一种相对完全的政府和不完全或不充分的市场之间的选择（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或是一种相对完全的市场和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政府之间的选择（弗里德曼的观点）。实际的选择是在不完全的市场、不完全的政府和两者多种多样的结合之中。主要的经济选择涉及到市场还是政府——各自有其自身的缺陷——在经济中将要决定的资源的配置、使用和分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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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5）
美国政治学和经济学贯穿着这个主题。在正确解决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的、情感的和理智的差异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主要分界线。市场/政府主题也把商业和金融共同体（支持市场）与媒体和学术共同体（支持政府）分隔开来。所有这些分歧，都由于双方倡导者积极地使其原则服从于他们自身更直接、更实际的利益因素而变得模糊不清。
因此，美国的商业和金融共同体——它们的特点是赞美市场的优点并且慷慨地捐助共和党——常常冲在对保护国内市场有利、反对外国具有廉价劳动力优势的进口产品而游说议员的活动最前线。与此相应，如果学术和媒体共同体——它们的特点是赞美政府干预的优点，并且通常对民主党表示忠诚——所支持的政府干预和帮助局限于与其自身行为相适合的标准或准则的话，则变得过于敏感。例如，这些团体常常敦促政府资助教育，但反对把教育置于由政府建立和进行评估的绩效标准之下。弗里德曼通过观察发现，工业中支持市场的倡导者对市场的自由运作的赞成似乎也在其他行业发挥作用，但却为其自身寻求政府的帮助。他正确地把这评论为“原则向自我利益的习惯性屈服”。另一方面，学术界中支持政府的倡导者不仅赞成其自身的行为不受政府限制，而且赞成开明政府控制他人的行为的干预！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主要选择还反映在不再新鲜的“新联邦主义”（new federalism）中。这一术语是肯尼迪（Kennedy）执政期间由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提出来，并在1981年里根（Reagan）执政期间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尽管持续时间不确定）。新联邦主义涉及到考察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以及公共和私有部门正确的作用和责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这种考察涉及了市场与政府比较这一主题。新联邦主义观念中所暗含的可能的责任下放（devolution）意味着更多的内容：起初下移到更低层政府的责任也许（转而或随后）让渡给市场，或让渡给既非市场也非政府机构的组织①。例如，非赢利基金会可能承担劳动力的再培训，或提供不同形式的、由私人捐赠资助的社会福利服务，来代替政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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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6）
这个问题并不仅仅对美国至关重要，它也影响着西欧、第三世界、第二（共产主义）世界的残存者（特别是中国），以及正试图把其经济从中央计划指令体制转变为以市场为引导的体制的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在西欧和日本，过去30年经历了政府作用持续增长和市场作用相应减小的过程。例如，在1960年和1989年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ａｎｄ Development）国家中的政府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28％上升至42％（如果加上所谓的预算外支出，1989年的比重超过50％）；美国的可比预算支出比重是27％和36％①；在法国，混合的保守党—社会党政府积极推进国有工业和银行的非国有化，允许私人电视台参与国有电视部门的竞争，并且援用市场标准来确定企业工资比率，这些都反映出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过时。同样，毫不奇怪，英国保守党政府一直积极努力地使国有工业非国有化，并且使政府作为主要经济分配机构的进程逆转；在德国，从1990年起的东德地区（l？樱der③）与西德的一体化过程已经涉及运用政府政策和资源来恢复市场的作用，并清算以前整个的国有工业结构并使其私有化。
甚至在中国，它曾在由中央指导和政府计划而非市场和价格来解决配置问题方面有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信念，它的经济改革是一种有意识的、朝着相似方向的运动：在农业上，在小规模消费品部门，在更大范围的中国几个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特区”（special economic zones），通过市场价格和竞争而形成经济决策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而在大规模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则盛行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尤其分散的农业部门，则依然深受庞大的政府补贴和价格控制的影响。
在东欧、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对用市场化来取代它们以前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也普遍地深信不疑。在这些前中央计划体制的（国家）中，探索实现有效市场化的几个因素（尤其是宏观经济稳定、解除价格和工资管制、私有化和取消垄断、货币稳定等）的进程千差万别，但它们都表现出对达到市场和政府之间新的平衡的信念，在这种平衡中，市场的决定作用将被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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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7）
同样的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也发生在复杂的其他世界中，如（不是那么准确地说）第三世界中。不准确是因为这个世界确实不是一个单一实体，更像是复杂的、参差不齐的国家集团，其间的差异性事实上比其他两个世界中的差异性大得多。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至今在解决主要的选择问题时，还是有利于政府对主要（资源）配置决策的控制。也有一些数量上相对较少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①），是例外，如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土耳其。尽管这些新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存在偶然的倒退（部分是因为贸易条款的临时变动，部分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的临时波动，部分是因为国际资本市场的临时紧缩），但总的来说，它们是第三世界中经济持续发展的唯一成功范例。它们的成功突出地表现在：在解决主要经济政策选择中，更注重市场价格和竞争（尤其是国际出口市场竞争）的重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以来，其他几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一直积极地向同样的方向迈进。在这些国家中，政府政策通常是激励，而不是妨碍市场的主动作用。因为各种特殊的原因，菲律宾显然是其中的特例：市场和价格竞争已经相对活跃，然而，过去30年的经济表现却令人沮丧。
在大多数的其他约140个第三世界国家中，维持着强烈的中央经济统制论的（statist）、（政府对国民经济）干预主义（dirigiste）的倾向，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殖民主义的运动之间的历史联系。国家在这些经济体制中的突出作用，还通过它把利益赋予那些追求并最终获得超越政府机构的那些人而得以增强。由于有古巴、越南、东欧和苏联的中央计划指令经济的令人失望的经济表现为依据，在最近几年中，中央经济统制论的这种影响已经减小。中央计划指令经济在那里依然存留，并且对倾向于有利于政府，而不利于市场配置，有利于“神学的”或“正义的”或“政府决定的”价格，而不利于市场价格来解决基本的选择问题产生了普遍的影响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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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第一章 基本的经济选择（8）
如果是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或者是完全政府和不完全市场之间的选择，那问题将会更容易。事实上，正如已经指明的那样，实际的选择涉及到不完全市场和不完全政府之间的妥协。本书试图表明：如果不是罪恶之间的选择，那么充其量就是必定具有缺陷的选项之间的选择。更准确地说，目的就是要产生一个非市场失灵理论。这样，不完全的政府表现能够加以清楚地分析和准确地预测，更接近在分析不完全的市场表现中已经达到的程度。
在思考基本的经济选择中，我们应该考虑与每一个选项有关的总的结果，而不是只与单个选项有关的缺陷②。我们需要懂得：或多或少可以预料的政府缺陷并不亚于市场缺陷。
在这个方面，政治学已经超过了经济学。尽管有一些证据表明，20世纪90年代政治钟摆也许出现过倒摆，但美国、英国和德国保守党政府的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