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强国-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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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各自不同的模式中也发现了现代化国家（地区）的普遍相似之处：那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率先完成了理顺和界定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和权力界限的重要任务，因此不仅成为现代化国家（地区），而且牢牢掌握了现代政治文明大门的金钥匙，其他还没有理顺这些关系的国家注定了还要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外围徘徊，直到有一天实现了上述制度为止。
上述8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地区尚不符合西方的*标准，日本虽然实现了竞争式*选举，但是日本自民党长期通过选举实现一党执政，只有在１９９３年短暂失去执政权两年，因此日本在西方政治家眼中总是“*异类”，而瑞典的社会*党恰巧也是瑞典政坛的常青树，从１９３２年到今天瑞典的社民党仅仅丢失了两届政权，执政累计达７０余年，也被西方政治观察家称为“社民党的霸权政治地位”。无论别人怎么称呼，今天没有人会否认瑞典和日本是现代化国家，也不会有人把香港和新加坡看成是落后地区和国家。这再次印证了笔者的观点：一个国家（地区）能不能成为现代化国家（地区），跟多党选举和两党制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新加坡和香港是当之无愧的现代化社会和令后进国家无比羡慕的现代化典范，而大量实现了表面意义上全国*选举的国家却远远称不上现代化国家。这期间最根本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实现了全国大选和多党选举，而是能否用法律来明确划出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和经济之间的边界和权力范围。不能确定三者关系的国家（地区），哪怕是实现了多党*，也依然远离现代化社会，而且在选举中，各种*、滥用权力、钱权勾结、购买选票都会让选举完全走样，最后离真正的*政治依然有千里万里之远。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1）
民众需要多元化的表达通道
德国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认为，*制度之所以优越于极权主义制度，在于*社会的多元化机制为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提供了疏通的渠道，*社会也为社会各个群体和阶层提供了多样化的意见表达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而这些疏通的渠道可能让社会上的问题、不平等和冲突因素通过社会利益博弈机制得到解决，而社会弱势群体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也可以因为多元化的表达机制得到公开，因此也可以引起社会和公共舆论的重视而得到改善，从而不会使社会群体遭受到绝对剥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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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１…12 解决社会冲突的机制：建立社会中间层
图11…12表示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疏通机制。由于进入现代化或是向现代化转轨的国家采用的都是市场经济制度，在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之下，社会日趋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走向也日益多元化，每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会有自己的利益追求，每个国家不同的区域都会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每一种职业和社会行业都会形成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在这种复杂的、千变万化的利益追求和利益链条中，势力强大、拥有资本的利益群体往往会成为竞争中的赢家，在法律制度不健全和市场规则尚不透明的市场经济国家，权力可能介入市场和资本相结合形成权力资本交换、权力资本共生和权力资本*等现象，从而形成拥有资本和权力的群体赢者通吃的现象，甚至形成经济领域里的垄断现象，进而彻底破坏市场竞争中应有的机会平等原则，同时破坏社会应有的基本公平和正义原则，导致大量的弱势群体（如工人、农民和部分职员）的利益受损，甚至形成危险的绝对剥夺的局面。
其实今天中国社会大家特别关心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平问题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发展中都出现过，这些问题都不是新问题，而是老问题，西方社会在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既享受了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空前经济繁荣和生产力的提高，也深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祸害之苦，比如环境污染、劳工条件的极端恶劣、工人阶级遭受到残酷剥削和消费严重不足引发的经济危机等。面对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社会鸿沟越来越大、资本权力相互勾结损害普通民众利益和社会冲突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西方国家逐渐摸索和演练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机制来防止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火山式”爆发，这就是建立社会中间层（见图11…12）。
社会中间层，就是现代社会中介于国家和普通公民之间的那一层自治机构，在西方国家通常被称为公民社会或是市民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多元的利益和复杂的社会冲突，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为每个公民、每个社会群体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难题、矛盾和冲突，因为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追求都不一样，而且每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千千万万、不断变迁的利益追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中，国家只有鼓励每个社会群体自由结社、结成代表本阶层的社会自治组织去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取和博弈，才能在总体上防止弱势群体权力遭受侵害和赢者通吃的现象，进而大大减缓了社会冲突的烈度和强度。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2）
这样的社会中间层有一个基本假设，那就是每个普通公民和每个社会群体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和本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每个社会群体通过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和权益就会在整体上促进整个社会的权力和利益平均化和平衡化，从而保持社会的稳定并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这样的看法类似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论述的看不见的手驱动市场利益整体最大化的思想，我们也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看不见的手通过社会中间层机制有效地促进权力和利益的平衡，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增进国民的整体利益。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劳资之间的权力不平衡和不对等，资方与政治权力结成共生体让劳工阶层处于赤贫状态，工人的人均寿命竟然低于４０岁，童工现象极为普遍，工人的工资可以任意克扣和降到维持生命线的最低点，工人也可以任意被解雇，劳工阶层更谈不上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旦丧失工作能力和遇到工伤事故，工人便只有等死的份。这种野蛮的原始资本主义不仅从道德上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资本主义是一种反人性的制度，更让当时工人阶级反抗的烈火遍及西方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劳工阶层或是焚毁工厂、烧毁机器，或是发动工潮和工人起义，进而参加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让整个资本主义制度面临覆灭的危险和崩盘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发展，才让西方国家政府逐步采取大规模的改良措施，通过建立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来安抚激进的工潮运动，通过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来揭露资本势力任意破坏环境和侵犯劳工利益的恶行，通过独立的司法制度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制裁有产者的不义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社会中间层和公民社会，以协助工人阶层、农民和非正式就业人员建立有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法人团体形式的组织如工会、农会、矿工协会、福利协会等来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社会中间层起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不仅为国家卸掉了大量的社会负担和社会矛盾，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危害性和毁灭性，让社会各种不同利益和冲突以文明的谈判、调解和斡旋的方式得到解决，还能让社会各个群体心情舒畅，没有被制度性压制和剥夺的感觉，没有被歧视和压迫的感觉。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一种“四赢”局面：
（１）工人、农民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得到维护，社会冲突的压力依然存在，但是被大大降低，不再会发生社会*和革命，因为社会群体有了通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沟通渠道后就不再需要制度外的激进运动方式了。
（２）国家也是重要的赢家。许多企业发生的*和骚乱一旦扩散开来就可能酿成全国性的*和革命，社会*具有很强的“传染扩散”能力，所以这必将威胁到国家整体稳定。而社会中间层的建立大大舒缓了一个国家中央政府的压力，让国家不必再“事必躬亲”，管那么多自己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同时大大降低了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可能性。
（３）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阶层也是获利者。通过文明的集体谈判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企业内部工人持续进行高强度工潮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了暴力攻击企业领导、厂房和机器设备的可能性，这样资方可以安心集中精力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市场的开拓和产品的更新换代和产业升级，而工人工资和福利的保障也有利于工人生产热情的提高并带动企业生产率的提高。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七章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13）
（４）国家、企业主和社会群体共赢的情况，有利于整个国家塑造出一种文明、祥和、理性的气氛，一种不使用暴力、用文明方式协商解决社会争端的公民精神，而这种公民精神正是一个国家发展*制度最需要的一种精神。公民精神的塑造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利于国家发展的理性、平和、渐进，有利于社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将最终使每个社会群体大大受益。一个国家能否发展出更健康、更理性、更高层次的*，其关键在于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的培育，而这一切都是从建立社会中间层、建立良好的维权和利益博弈机制开始的。当工人阶级的代表穿上西装、打上领带，走进集体谈判的大厅与资方代表进行谈判，而国家政府作为中立的一方来为双方斡旋、调节和协助双方谈判时，三方（国家、劳、资）也许会同时发现，要建立一个更好的、非暴力的文明社会原来是可能的，而且是不难的，只要这样的协商机制得到确立，社会就会逐步脱离蒙昧和暴力向文明社会、向世界头等强国演进。
“橄榄腰”越粗越好
１９９０年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给人们留下了惨痛的教训和深刻的记忆，如何能从这样的历史巨变中总结出历史教训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革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前文已经谈到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的教训与当时过于激进的改革、盲目信任西方而忽视了本身国情的复杂性有重要联系。当然，前苏联极权主义的党政合一式的全能主义统治方式也是前苏联在激进改革中轰然解体的重要原因。前面已经谈到达伦多夫的观点，他认为*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容易解决内部的矛盾和社会冲突，从而使得*国家基本上摆脱了革命和大规模*的危险（请对比图11…12和图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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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模式是导致国家解体的重要原因
图11…13展示了前苏联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其实是极权主义国家自己为自己塑造了千千万万的对手，本来社会的大量矛盾在一个现代*国家中可以通过社会中间层和社会自治的方式来疏通和调节，从而让社会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