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之后-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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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阶段的头三个月，我特别使用了相互作用分析技术，比如自我心态诊断，以我的“儿童意识”与波琳的“儿童意识”进行交流。例如，在一次咨询中，波琳的治疗约定是：“我感到空虚时就去做一些事情。”
我问她在哪里感到空虚，她回答在她眼里。我使用格式塔疗法，我引导她现现空虚的眼睛。
波 琳：我很空虚，因为没有人注意我，我恐慌得要发泄任何事情。
卡拉克森：说一些你可能发泄的事情。
波 琳：我，我的情感和思想，我不想把你带进去，因为那样你就会看见我的无经验、害怕和我的弱点。
卡拉克森：“你”指的是谁，你在和谁说话？
波 琳：我的母亲。
卡拉克森：（带领波琳进入一个自我状态的对话）现在告诉她你将继续。
波 琳：我想告诉你我的感情但是你不爱我，如果我做了你会离开我，于是我改为不让你知道，我不显示给你，是因为这样做我表现是好的，你会爱我的。
卡拉克森：（当作母亲）我很恐惧，有些事你没有告诉我，你没出什么事吧。你这些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次咨询以后，波琳说她感觉总是很悲伤。当我问她如何决定她的“成人意识”，她回答当人们问她感觉如何时，她什么也不说，她不敢把自己分享给别人，即使那是她信任的人。
然后她决定，在她的“成人意识”，她会同别人分享自己，她认识到已经开始和我分享她自己了。
几星期以后，波琳开始以多种方式与我分享她的“成人意识”和她的“儿童意识”。
我用“儿童意识”与她的12岁的“儿童意识”自我心态进行交流。
她讲述了她哥哥菲尔去读大学时她的悲伤，而且她对父母的悲伤感到更加难过，他们仿佛生活在菲尔的电话里，仿佛他们没有其他的孩子，她不算。作为她12岁的自我，波琳深刻地联系到“儿童”的判断，她应该喜欢菲尔，这样她能够得到母亲的爱，填补母亲的生活。
当波琳开始允许更多地体验自己时，她开始体验她的“父母意识”。
当波琳开始表达自己的感情并自我分享时，她也逐渐地、更多地、真正地意识到她的“不要生存”这种欠思考的傻念头。
波琳，当她有压力紧张时，描述自我像一个笼子，“她”正对波琳说，“我不允许你出去，如果你背叛我，我会紧紧地控制你，甚至会伤害你，你最终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波琳理解了许多关于“儿童意识”的过程和经历，从她的“成人意识”警醒自己并禁止自己并停止做这些。波琳再一次增长了她内心的安全感。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对她的“儿童意识”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期间，她有了许多年来的第一次大喊大叫。在另一次咨询中，我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她试图通过推我后背的靠垫推我。只要波琳感到恐惧，我就告诉她停下来，深呼吸，尽可能地检验她的幻想，确认自己行，确认自己想什么。尽管波琳发现做这项工作很难，但是她毕竟表达了乐于做这件事，直到我和她都能幸存，然后制定了有关幸存和生活的再修饰。
这种修饰的影响是显著的，波琳改变了她的“不要成为‘儿童’和不要有需要”的禁令。
她开始说她感觉脾气暴躁、焦虑。
我帮她拆开她对我和她的污染的投射，她更加理解了她的“要强壮”的含义。她原本想说：“只要我是好的、强壮的、普通的奶油布丁，我是行的。”然后她看着我说。
波 琳：那不是我所想的。
卡拉克森：那你想成为什么样呢？
波 琳：我是这样的：丰富的、贫穷的、多变的、有趣味的、有时有点固执。
卡拉克森：你应该像一个热海里的龙虾。
波 琳：（大笑）天知道，热海里的龙虾对母亲的胃简直是太丰富了，但听起来对我正好，从现在起我要成为我自己，不管我是什么样。
卡拉克森：即使我不能接受你的母亲？
波 琳：我宁愿是奶油布丁。
就在这描述的过程中，我也开始告诉波琳参加我的团体治疗。我认为她现在有足够的自信在一个团体中感觉足够的安全，尤其是在只有女性的团队。我也认为她现在有了建立在长时间个体心理治疗的基础，她会从团体心理治疗中得到好处。比如，团体中相互的支持、面对、广泛交流的体验，这对于好的改变有很大贡献。
我想这次自我的表露和新自信的确认会在她即将参加的小组中有效地得到表现。
第三阶段：法庭审理败诉
波琳参加了小组，并制定了治疗约定：“我会来参加小组，说我的思想、感情和需要。”
这个治疗约定在我看来表达了波琳的内心，她需要同他人心与心的交流。波琳会在许多方面表达自我矛盾。例如，她会来参加小组，但几乎不说话。她想进行个人的心理治疗阶段，并且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什么都说不了。虽然我想说，我应该能说，但我不知道如何说。”
波琳也决定告知警察她被强暴了，虽然强暴已经发生18个月了，对于警察来说还是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获得。波琳向警察报告了被强暴并且卷入了确定的法律程序，包括随之发生的法庭审理。
这就给波琳很多任务，不仅是自己的痛苦与困难，这样做波琳改变并背叛了她原有的信息和信仰。例如，告诉警察她不再忍受沉默，她体验警察对她真诚的、反对的禁令“不要期望任何人都相信你”。
就在她同意警察逮捕吉姆时，她感觉背叛了原有的信仰“如果人们攻击我，一定是因为我是坏的”。我打破这个僵局，她要知道一点，她不应该被侵犯，吉姆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任。
波琳有权利在吉姆被逮捕之前停止法律的进程。我的心理治疗工作的一部分是，与波琳一起确保她等待负责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对警察、律师、我的小组需要的要求。
在这前后，应波淋的请求，我陪伴她到警察局陈述有关真实的强暴情景；同意陪她到医院，以及陪她到法庭。这些干涉也符合我对波琳的全面治疗计划，适应她建立自己的积极的“父母意识”。为使她能形成一个强大的确认的“父母意识”，我也用了另一些技术。
在这时期，波琳在小组里第一次哮喘发作。我以前与波琳讨论过当她哮喘发作时，她通常做什么。她说由于她感到恐惧她会从团队里退出，使用她的药物帮助她恢复呼吸。
哮喘是某些儿童发展时的一个症状，在生活的头几年，哮喘被人们忽视了，因此我的干预是提供波琳最强大的支持和帮助，体验作为对以前忽视掉的矫治方法。这一次，我吩咐波琳选择地带些药物。
在这阶段，我清楚地知道波琳已经在对她的生活进行修饰，她不会使自己处在不必要的危险中。而且她同我制定一个提供保护和支持她的契约，来处理她的害怕、恢复她的呼吸、感觉她的悲伤。我也认定波琳能够足够地控制局势，能够做到这些。她成功地取得她需要的。
五月份法庭安排，波琳的被强暴事件将于六月份进行审理。开庭的前几天，她还没有发展好她的新的“父母意识”和“成人意识”来支持她的“儿童意识”。她没有学会如何为自己辩护。
我的治疗计划是继续建立她的“成人意识”，包括“有素养的父母”行为。我计划主要从这四方面着手：
1．需要的、想要的支持水准；
2．使用在医院的时间感到“帮助和安全”，体验“打扰”护士，向她们提出要求，不要被动得像个孩子；
3．理解自己的心理过程；接受她所想的和她的感情，写下来并且仔细理解；
4．运用发展策略去建立波琳作为“女人意识”的自我，她会与自己的“儿童意识”斗争。
这项工作成功了，波琳在法庭上作证，坚持“成人”，并应用得很好。开庭审理一开始，警察和律师不确定吉姆罪行成立。然而，由于吉姆的低防御，波琳强大的证据，他们改变了想法，99％的认定他罪行成立。波琳也变得非常乐观，因此当陪审团判定吉姆无罪时，她体验了真正的震惊。
两三个星期波琳表现着震惊的症状：麻痹、隔离的情感和怀疑。当她从惊吓中走出来后，她变得退缩，感觉外面的世界真可怕。
我的观点是这是一个当她第一次被强暴感觉到的再一次打击。然而，她仍旧按照原本的模式生活，因此对她的感情拒绝打折扣，忍受着沉默。
不过，现在她告诉人们发生的一切，她寻求支持与帮助，脱离工作来处理她的感情问题。她认识许多人，包括高级警察官员、她的律师、新闻记者，她认为法官曾经信任她。她不责备自己，尽管几星期以来她都感觉失望，她想过自杀，她也说她知道她不会这样做。
第四阶段：情感流露，找回失去的自我
当我在外度假时，波琳为了避免在同一所城市碰见吉姆，也因为她感觉儿童时期环境的安全，回到父母的家中。在这期间，她保持着她的“成人意识”。
当她回到伦敦，她仍旧说她很弱小。由于她不能决定要做什么，因此不想工作，只想呆在家里。在这个法庭开审的强大压力下，法庭的决定宣判那个强暴她的男人吉姆无罪，波琳退缩了。经过几个阶段的心理治疗，她又开始工作了。这一次，她有相当多的“成人意识”，她的“儿童意识”已经进行了有意义的修饰，她的发展过程非常迅速。
波琳克服了陪审团的决定带给她的打击。我想，主要是因为当她最初被强暴，她不能够运转她的情感。
我想波琳退缩到一个“儿童意识”的自我心态，她会感到害怕，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其他的人都会攻击她。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她没有自我的内心感觉和内心安全。
然而，她也能偶然地告诉自己她必须打断这些，强迫自己出去与公众交流，即使她感到害怕。她也避免在小组中不讲话，不进行个人咨询。当我与波琳对质这些，出乎意料她恢复了的稳定自我心态变得非常清晰。她感觉她已经不接受我，因为我认为“她应该结束了，现在可以继续生活了”。为了回避我，她掌握了拒绝交流的技巧，修补了她的“儿童意识”的信仰，背叛了原有的禁令“要强大”、“请让我”、“不要像个孩子似的”、“不要有需要”。
我对波琳的对质，影响了她一周两次来见我的需要，她不强迫自己做事情，她害怕这样做。我也说如果她需要，太小了不能照顾自己，我们会有适当的安排。我的目的是改变波琳有关她感觉小、易受攻击、令人痛苦的反应，于是我对发展的伤害以补偿的方式工作。
我对波琳“成人意识”再净化的挑战是充分的，治疗约定有关她的“儿童意识”的需要，再肯定她有选择权，“我”是“我”而不是我母亲。这样做后，我能够重新建立我与她的关系，以利于她的成长，在一个更深的水平，在自我安全感觉方面。
她的治疗理念是：“‘干净’的与他人联系”，没有玩“救助者”或“受害人”的游戏。
波琳在压力下的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