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痛之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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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此不能从强暴的伤害中走出来，并触发了她童年时代母亲对她进行暴力的伤害。然而，她压抑情感，对发生的事情感觉害羞、内疚、有罪，试图否认发生的事情，继续生活下去。
当她来心理治疗的那一刻，她知道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因此她选择了成人的方式处理她的生活。
心理治疗的旅程
波琳的心理治疗过程和阶段充满了离奇，非常吸引人。对波琳和我来说，这都是一个痛苦的、复杂的旅程。
这次旅程对我来说特别有迷惑力，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的治疗计划是建立在她表现出的回避型人格障碍和依赖型人格障碍，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尤其她被强暴后涉及到的法律及其他的一些事情。
第一阶段：敞开心扉，消除创伤性应激障碍
波琳最初的治疗约定，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因为我认识到我需要为被强暴做一些事情了，因为我的身体和情绪在不断恶化，我应该接受心理治疗。”
我想这个治疗约定保证了波琳每周能来我这里接受治疗。
显然，她需要帮助来解决有意义的现实问题。我愿意接受这个治疗约定，因为她是那么需要帮助。因此，我认为她来建立治疗约定并开始建立关系，这本身就是明显的行为改变。
然而，我的考虑只是一部分，我征求她是否同意寻找医学帮助，并把有关被强暴的事情告诉警察。我特别强调，这些要求没有时间限制，也不会强迫她做类似的事情。
我需要她寻求医学帮助反映了我作为精神治疗医师的伦理水准。我需要有生理伤害的来访者能够得到医学检查。
然而，波琳的个案是一个特殊的、敏感的焦点问题，我不想太直接，宁愿尊重波琳的需要，就像调理她自己的身体一样来控制这个过程。
同样地，她什么时候、如何对警察报告她被强暴的情况，也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她还是能看见强暴她的那个男人，并且他继续电话骚扰她，我判断这种情况是她无助和受害人角色的重要部分。于是，我支持她得到生活中需要的保护。
波琳心理治疗第一阶段几次咨询的焦点是在她与我之间建立关系，这符合她每周来见我的契约。
她的第二个治疗约定是：“与人再接触。”
我开始建立波琳的“成人意识”，她渐渐地意识到她的选择。例如（来自波琳的第二次咨询）：
卡拉克森：我注意到你坐着时膝盖紧紧并在一起，并且双手抓着大腿。你这样坐着感觉如何？
波 琳：我感到恐惧，我想远离你，躲到一个角落里。
卡拉克森：你想这样吗？
波 琳：不，相反的，我想感觉足够的安全。
卡拉克森：怎样做呢？
波 琳：让我的胳膊松开，把腿放下。（她开始这样做）
卡拉克森：你现在感觉如何？
波 琳：真可怕，完全暴露（颤抖着、脸发红）
卡拉克森：是否在这里两者之间有一个舒适的姿态？
波 琳：（微微地把腿伸开，两手交叠地放在腿上）这样感觉很好。
卡拉克森：好的，现在你由于姿态的不同会有更多的感觉，你可以选择你认为最舒适的那种姿态。
在告诉我她被强暴的经历之前，波琳问我对她发生的事情是如何反应的。尽管这是一个“成人意识”的问题，我听出她儿童时期的稳私。
她儿童时期的隐蔽信息是“我接受你，就像你接受我一样，你可以选择何时和如何向我打开。”
她讲述了自己被强暴的经历，反映了她揭露的创伤性应激障碍，重要的是她控制了她自己。
她害怕接触和表白自己，这是回避型人格障碍的症状。而且，在以前的相互作用描述中，其他人第一阶段的几次咨询，我不需要她对我很亲近，这对一些发展型人格障碍很重要。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她在交际水平上的“成人意识”。
当（我猜想）她把经历的真实性打了折扣时，我试图让波琳采取正面堂皇的态度讲述她的经历。她在她受到“儿童意识”和“父母意识”污染的“成人意识”的基础上进行交流。
波琳长喘了一口气，放松了很多，开始描述她父母的反应。
她母亲的反应是“你应该告诉我，你不知道我是如何受到伤害的；不允许告诉你父亲和哥哥或任何人。家里看上去很糟糕”。波琳然后就生病了，不安也增加了。她没有告诉父亲并预料父亲不会有任何情感的反应，但是即使事情很紧要，她也不敢告诉母亲。
波琳开始建立她的“成人意识”来感受和表达情感，因此增长了她的内心安全的感觉。
在这期间我们又进入治疗约定的过程。
这个改变了波琳原本靠自己的力量去做的决定，这是由她转让的“父母意识”希望她这样做。
波琳有个清楚的治疗约定：每周来见我，并且如果她需要，可打电话约我见面。
当波琳试着用自己“成人意识”的力量坚持治疗约定时，她变得较少依赖她的伙伴和我，并且愿意能够履行治疗约定，无论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不会自杀也不会伤害自己。她还制定了不杀人、不伤害他人的治疗约定。
在心理治疗的早期，我提醒波琳，她在潜在地给自己“不要生存”的指令、自我破坏行为和自责原本的信仰。我最初没有要求波琳制定“不自杀、不自伤”的治疗约定（在前六周），原因是我不能判定波琳在这阶段是否处于危险期。
波琳多数是被动的，我的重点放在利用我这个资源让她积极行动起来，仅仅五个星期的治疗，我认为是制定这个治疗约定的适当而必要的时候。
六个星期以后，波琳告诉我：“我想治疗，因为我不想这样继续下去，我要改变病态和受伤害。”她然后问我她是否能改变，我回答她能，只要她愿意改变。
波琳同意这些条件并进一步治疗约定，能够自己去寻找完整的医学帮助，自己支持自己采取有效的行为向警察控告。波琳最终的治疗约定：“我将与人类再接触，继续生存并完成考试。”
我与她商讨后，波琳写下具体的治疗约定：
1．寻求并得到帮助（医学、警察）；
2．从自身寻求并得到帮助；
3．开始接触人并进行人际交往；
4．尽自己最大努力通过考试。
她决定继续考试意味着她将不断地看见强暴她的人因此对她会有相当程度的伤害和害怕。
她希望通过心理治疗帮助她完成考试，我同意这个契约，她还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她很坚定这个治疗约定，那是她想做的，因为：
1．如果她学业考试失败，她将没有资格，她有可能不断重复失败。
2．她不想再继续九个月以来的痛苦，想结束痛苦。
3．她不想耽误毕业离校，想开始以后的新生活。
很显然，波琳这次需要帮助和支持是一个新的行为，她选择继续上大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变化。
波琳同意访问大学的援助机构，去得到医学证明的支持，这些对她得到必要的补偿是非常有用的。
随后的三个月，波琳用多种方法处理治疗约定。
她现在直接告诉我被强暴的经历，并且融化了一些情感。
波琳决定见医生接受适当的检查。在第一次检查，她让我也来。我同意了她的请求。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她学习果断自信，尤其关系到她的身体，尤其是对这种敏感的检查，我的到场会给她提供一个强壮的、现场的支持。
我也意识到这个阶段波琳的发展需要激发，同时也需要支持。必要时这是完全重要的治疗干预。我可以教她并给她做示范，让她知道如何询问自己所要的，并且控制这个过程。
波琳因为我在那里非常恐慌，让自己表达害怕，自从被强暴后，她封闭了自我。
在这阶段，波琳认识了朱莉娅，对她的依赖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很多次波琳感觉不能决定自己是否要一杯咖啡，只有问朱莉娅之后才能决定。她的行为导致她不能自己开车，于是朱莉娅成了她的司机。当朱莉娅离开时，她感到害怕，她预感到她也必须离开。
后来波琳开始与朱莉娅发生同性恋，很快带着有关她两人关系的想法与感情进行心理治疗。
这显然对她接触人有重要影响。而且，这意味着她与我的接触更多的是由于她被强暴的经历，我想这个重要的阶段是要让她消失精神创伤后的综合征。
我给朱莉娅做了一个简短的咨询，她也来接受心理治疗，我同意做伴侣咨询，并由我与朱莉娅的精神治疗医师来共同完成。
这项工作导致我逐渐意识到波琳表现出来的依赖型人格障碍。
我开始明白，波琳如何通过照顾自己，以及拒绝自我与她最初具有依赖关系的伙伴相娱乐。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焦点，教波琳用直接的方式询问她所要的以及她需要面对的责任。
波琳于是制定结束与她的伴侣关系的治疗约定：“我不会问朱莉娅三天来的感觉，代替的是，当我想去问她时，我会问自己我的感觉是什么，采取适当的行为；当说一些我认为朱莉娅不喜欢的事时，我不会笑；我会告诉朱莉娅无论多长时间我会靠自己的力量。”
我被她的思想震惊，在这项重要的工作中，我协助波琳改变依赖伴侣的关系。
波琳成功地完成行为矫治约定，这是重新获得自信和希望非常重要的途径，这是治疗精神沮丧必需的阶段。
六个月以后，波琳已经积极地采取医学检查和情感帮助；从朋友那里寻找和接受支持，开始从事社会活动。她完成了考试，并且找到一份工作。在这阶段她还没有与警察联系。
波琳不再感觉有创伤性应激障碍的症状。她仍服用少量抗抑郁药物，但不因害怕而感到无助、麻木、退缩，或者因回忆过去的事情害怕重蹈覆辙而困扰。
波琳和朱莉娅搬进一所新的公寓，开始了新的工作，制定了一个新的治疗约定：“我会感觉到我的情感。”
这对波琳来说是一个自治的治疗约定，这需要有意义的心理内部的变化，需要她“儿童意识”的重新修饰。不管她是否被强暴，这个治疗约定对于她都是中肯的。
心理治疗到现在，她建立了合理的“成人意识”的方式，她限制自己，生活中有了自己真正自由的选择。
第二阶段：波琳自我心态的修饰
波琳的治疗约定是“我会感觉到我的情感”，我把这个治疗约定扩展为：“恰当地鉴别、体验、表达情感”。
波琳的第二个阶段治疗，发展她的回避型人格障碍，帮助她提炼自我的内心感受和安全。
我提供强烈的支持和援助的经验，于是波琳开始建立内心的安全感，表达她的悲伤难过。
这个阶段我帮助她去除“儿童意识”的混淆。这项工作需要做好两个方面：
1．表达未被满足的需要和情感；
2．发展内心的安全感。
在这个阶段的头三个月，我特别使用了相互作用分析技术，比如自我心态诊断，以我的“儿童意识”与波琳的“儿童意识”进行交流。例如，在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