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极限-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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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里斯特尔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智慧的人。他缺乏定力和判断力。他实际上是一个精神病态、内心痛苦的人。但他给美国政策留下了持久印迹，对之后各代“智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们口口声声崇拜史汀生，却以福里斯特尔为榜样，草木皆兵，帽子掉了也要拉响警报。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福里斯特尔的后继者挤进了总统顾问的内圈，紧张地担心着最坏情况，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主动防范灾难。伊拉克战争的倡导者也算是他的嫡系传人。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3）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担心忧心忡忡的美国有朝一日会成为“军营国家”。他的告别演说最为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关切。虽然艾森豪威尔的警告实在太中肯了，包括强调“警惕而智慧的公民”有必要提防“军工集团”滥用权力，但他最担心的事情毕竟没有发生。美国今天不是一个军营国家。可是，毫无疑问，美国政治精英遵循的是军营心态，念念不忘安全问题，把军事力量看做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佳手段。詹姆斯？福里斯特尔就是这种军国主义思维的教父。
如果他有嫡系继承人的话，那这个人就是保罗？尼采（Paul Nitze），一个夸大威胁的大师，一个最持久、最有影响力的战后“智囊”。如同福里斯特尔，尼采也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迪伦–里德公司工作，赚了大钱。1940年，他追随福里斯特尔去了华盛顿，并一直待在那里，成为国家安全机构的固定成员。在接下来的40年里，不管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围，尼采都是一个国家安全政治的重要玩家。可是他最为持久的贡献是在早期作出的，标志着詹姆斯？福里斯特尔的对抗传统取代了亨利？史汀生更为温和的传统。当时，尼采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即国安会68号文件，简称NSC 68）的主要起草者。这份报告是1950年初为杜鲁门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视国安会68号文件为战后美国治国方略的基础文件。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的确如此，甚至更甚。国安会68号文件让我们感觉到战后遵从“智囊”的传统已被扭曲得不成样子了。
两个事件促使杜鲁门1950年1月命令国务院和国防部对国家安全战略进行紧急（当然也是秘密）评估。虽然这两个事件不算小事，但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把它们吹得无限大，把它们当成彻底调整美国政策的基础。在这件事情上，他最终取得了胜利。
第一件事是苏联于1949年8月试爆了一枚核弹。苏联的试验没有动摇美国的整体核优势，也不意味着克里姆林宫拥有了一件可运载的武器。它的直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突然失去绝对核垄断地位让美国人大吃一惊，掀起了美国集体潜意识深处早已存在的恐惧，即纽约和旧金山有朝一日会遭受广岛和长崎的命运。
第二件事是1949年10月1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掌握了中国的最高权力。与苏联的核威胁相比，这件事并不出乎意料。美国官员早就预料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权会最终输给共产党人。可是，即便这个结果是可以预测的，也不值得美国欢迎。从华盛顿的角度看，北京变红是西方的重大挫折。即便如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没有威胁美国的能力。在北京，共产党掌握了执政权力，但这个事实本身并没有使中国成为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年后，美国处于其实力和影响力的巅峰。但是，国安会68号文件称，美国正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不仅这个共和国而且文明本身的毁灭”突然成为一种现实可能。其实，美国的制度“面临历史前所未有的更大威胁”。至少尼采1950年春是这样描述美国面临的形势的。
这种世界末日意识表达了尼采对苏联及其意图的认识。“在一种新的狂热信仰推动下” ，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将其绝对权力强加给世界其他地方”。苏联以“压倒性军事力量”为后盾，通过“渗透和威胁”，试图“将自由世界置于其统治之下”。国安会68号文件称，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苏联的计划是“完全颠覆和强行摧毁非苏维埃国家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和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关和结构取而代之”。“持久的危机、冲突和扩张”是苏联政策的本质。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善意姿态形成鲜明对比。美国政策从本质上体现出“世界观的宽容性，出发点的慷慨性和建设性，国际关系上不具贪婪性”。 。。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4）
这场竞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自由对抗“卑鄙奴隶制度”的继续。国安会68号文件赞成“自由观念是历史上最具感染力的观念”，并进而解释说，苏联认为自由是“永恒且持久的威胁”。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苏联领导人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发起了针对自由制度的进攻。国安会68号文件敲响了警钟，称“苏联实际拥有的军队远远超过保卫国家领土的需要”。根据尼采的分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被严重损伤、尚未进入恢复阶段的）苏联已经拥有明显的力量优势。而且，它正在日益“扩大其战争准备与自由世界疏于战备的差距”。
要应对这一史无前例的威胁，尼采预言只有三种选择：孤立主义；预防性战争（即对无法进行报复的国家首先进行核打击）；“更快提高”美国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国安会68号文件拒绝第一种选择，认为那等于投降。它对第二种选择不屑一顾，认为那样“不得人心”，而且“在道义上具有腐蚀性”。这样只剩下第三种选择。尼采建议大幅度提高国防支出，重点放在加快氢弹的开发上；增加安全援助，训练和装备友好国家的军队；努力改善内部安全，提高情报搜集能力；加大隐蔽行动力度，“煽动和支持苏联集团内部的*和起义”。国家安全应成为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所以国安会68号文件呼吁抑制国内支出。它也主张增加税收，获得资助改善军备所需的资源。实际上，“尼采主义”为美国政策永久军国主义化开出了一剂药方。
然而，增加军事支出不一定意味着普通美国人要勒紧裤腰带。国安会68号文件提供了一种前景，认为“这一计划的经济效应是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额会超过用于更多军事和外援目的的数额”。换言之，美国既能买得起大炮，也买得起黄油，而且其实，生产更多枪炮可能会带来更多黄油。
对尼采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卖点。高水平的军事支出不仅不与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相背，而且会为持久繁荣奠定基础。这种观点显然是想说服政府官员，尤其是杜鲁门本人，因为他担心把大量资金投向国防会造成负面的国内影响。这就是“尼采主义”持久吸引力的一个来源：改善军备不仅带来更大安全，也会带来更大的物质富足。
可是，直到命运以朝鲜战争的形式出面干预，杜鲁门才被说服。对于一个四面楚歌的总统来说，朝鲜半岛上爆发战争是又一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事件。但对尼采来说，好运来的正是时候。朝鲜战争的爆发看起来印证了国安会68号文件中的分析：在克里姆林宫的指挥下，国际共产主义显然正在全速前进。在近期美国历史上，这不是“智囊”们最后一次冲动地赋予一般意义的事件极大重要性，另一次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结果是清除了对尼采处方的剩余疑虑，国安会68号文件成了教条。国防支出在规模上增加了两倍，所增加的支出没有用于对朝作战，而是资助了尼采提议的改善军备计划。美国政策的军国主义化就这样在热切期待中拉开了序幕。
如果这份文件仅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它不会在这里引起我们的注意。国安会68号文件的意义不止于此。虽然今天多数美国人不熟悉这份文件的内容，但尼采的这部“杰作”对当代美国政策的意义，不啻于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或“门罗主义”对19世纪美国政策的意义。它提供了一把钥匙，可以解释之后几十年的大多数事件。
尼采、福里斯特尔、沃尔福威茨—没有智慧的“智囊”（5）
即便今天，对迈克斯？布特、托马斯？唐纳利（Thomas Donnelly）、弗雷德里克？卡根（Frederick Kagan）等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国安会68号文件仍具有护身符般的意义，是“一贯性大战略”的样板。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卡根称，尼采的著作提供了“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必须遵循的安全政策观”。但是，一些人看做是一贯性的东西，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贴着妄想狂花边的极度焦虑、妄自尊大的错觉和对真相的漠然不顾。今天读国安会68号文件，就如同走进了憎恨、惧怕和恐慌的温室，正是这种情绪组合促成了伊拉克战争，与现实相去万里。国安会68号文件就是一场散布恐惧的演习，是从尼采时代至今所有“智囊”的惯用伎俩。
这个模式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尼采式的人物占据华盛顿内部人士位置，发出危险警告，大声疾呼立即采取行动。就像起草国安会68号文件一样，之后的事情有时是在幕后导演的，是完全华盛顿风格的情景剧。启动国会调查，成立各种委员会，智库发表厚厚的报告，增强了这种紧张感。故意向媒体透露消息，让人感觉事情可能比看起来还要糟糕。危险总在浮现。（“要一直提升这种威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9？11”后这样敦促其下属，“让美国人民认识到他们被世界上的暴力极端者包围了。”）美国总是落在后面，而应对措施总是发展急需的新能力或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当然还要给五角大楼、情报机构及其他国家安全机构更多资金。
自从形成以来，“尼采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精英们不断追寻的典范。1950年尼采开创的方法甚至在今天仍有其价值。他展示了妖魔化美国敌人的好处，从而把微小关切变为严重威胁，把严重威胁变为特大威胁。他创造了巧妙设计“选择”的技巧，推导出预先设定的结论，因而让分析人员成为事实上的决策者。他表明，用“和平”和“自由”等委婉语替代扩张主义，美国人的理想就能很容易用来掩盖美国的野心。然而最重要的是，尼采表明用散布恐慌来驱动决策程序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消除障碍、打开荷包方面，“尼采主义”创造了奇迹。
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尼采的亲自领导下，出现了让人惊慌失措的“轰炸机差距”报告，称苏联已经在战略轰炸机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之后不久，“导弹差距”的传言又登上报纸头版头条，称苏联人在远程导弹方面把美国远远甩在了后面。无处不在的尼采又成为《盖斯纳报告》（Gaither Report）的主要作者，大力鼓吹这种关切。
20世纪5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