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与刘邦-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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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还没有本国通史方面的著作。如果说日本是中国文明周边化的文化,这样讲似乎有蔑视日本之嫌——尽管笔者认为朝鲜和越南也是如此——但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写出通史来的。
纵使能写出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是贫乏的。《日本外史》里就有这种弊病,但那不是赖山阳的过错,恐怕还应该说是日本社会的性格造成的。中国社会的情况则不同,正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过着自给自足田园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就摆脱了束缚,奔向了广阔的天地。所以,浮沉在那种环境中的人们就要掌握好浮沉的本事和技巧,这样塑造他们的形象就必然要深刻得多。也就是说,容易产生典型形象,从战国时代到秦末战乱时期尤其如此。
在这些典型人物的坟墓还没有破败不堪的时候,出现了一位真实记录历史的人物——司马迁。他与宋朝以后的学者不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能够客观公正地观察人和事,纵使他贸然来到二十世纪,也能毫不陌生地生活下去。
估计在他二十岁时,按推算当是公元前126年,曾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足迹遍布天下。在这次旅行中,置身于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山川草木环境之中,司马迁耳闻目睹了当地的记载、传说和风土民情。
他肯定在那些现场大力搜集过材料,这从《史记》中屡屡出现的俗语就能想象出来。当地了解历史掌故的那些老人的用词均被原原本本地写在书里,几乎没有使用概念和抽象的用语,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整个文章浑然一体。
在这次长途旅行过程中,司马迁还走访了当年楚汉两军人马鏖战过的番县、薛县和彭城,到过被称为楚人根据地的长江下游和江南地区,接触到那里别具一格的房舍、风俗习惯和人情世故,肯定对这一切产生了好感。从他文章中的语调完全可以看出,他对亡楚和项羽情不自禁地注入了多么深厚的感情。
下面,讲几句有关笔者自己的话。
我始终认为,所谓文明,本是一种光源,四面八方都可以利用。反过来讲,不能为四面八方利用的东西,肯定不能称之为文明。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始终有一种感觉,即日本中世纪(指十二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中叶)某个时期以前的知识文化,当是唐朝文化周边化的结果。比如说,宋朝政治论文里常常带有观念性,日本文化受其影响的事例就很少,但对那些唐朝诗人的诗情画意,却具有也许超过现代中国人的栩栩如生、身临其境般的感受能力,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的上述感觉。从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初期,日本以压倒一切的势头大量引进唐的制度、风俗习惯和文书典籍,同时又于公元894年因废止遣唐使而使引进工作骤然停顿下来,那以后直到室町时代的某一时期,基本上就不再有正式交往。唐以后,中国文化仍有变迁,然而在日本,特别是在汉音、建筑和礼仪等方面,唐文化却被一成不变地保存了下来。
从这种立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内心就会愈发觉得,从精神上来说,中国已不是外国,而是我们曾经隶属的同一个文明圈里的一个文明。
本书就是在这种轻松的心情下写成的。只是由于不可能重新调查时代久远的事实真相,因而事情的经过均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尽管如此,在涉及围绕人们的风俗习惯、共同的思维爱好、惯常的伦理观念等问题时,我总是试图尽可能地写出接近当时的真实情景,但还带有来自文献和主观想象的成分。
这部小说起先是在《小说新潮》杂志上以《汉风楚雨》为题连载的(1977年1月号~1979年5月号)。在决定出版单行本时,又作了若干增补,标题也改得醒目了。
关于原来的《汉风楚雨》这一标题,“风”字取自刘邦《大风歌》那首诗。进而又联想到作为汉地的中原黄土地带经常刮起的干燥的风沙。至于“雨”,基本的出发点是表现楚地多雨潮湿的地方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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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与刘邦》后记(4)
正因为当初想到了汉风楚雨,才得以不间断地写出这部长篇作品。出于自己对原来题目的感恩心理,尽管纯属画蛇添足,还是多写了以上一些话。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