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与刘邦-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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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终于了解刘邦这个人啦！以后可不敢怠慢他了。”
萧何在想。像萧何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想法，肯定不是为了明哲保身。应该说，这种感叹和想法是出自他对沛当地百姓的爱护。依萧何之见，秦已来日无多。尽管秦制度上有许多优越之处，但因其过于新奇，尚未被老百姓接受，加之劳役过重，造成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如果将秦比作一口大锅，其锅底破裂的话，必将会天下大乱，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到了这种时候，沛的老百姓肯定会陷入官匪盗贼大肆劫掠的苦海之中。要拥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保护住沛呢？萧何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恐怕只有刘邦了吧？”
不仅仅是心中有数，萧何还要把刘邦推举上去。为此，最好能让他当个县的小吏，可刘邦大字不识几个，很难干好相应的差事。萧何开动脑筋悄悄做工作，让亭长的职位不请自来地落到刘邦身上。这件事很快就实现了，但萧何为避免让人产生感恩戴德的心理，绝口不提此事，刘邦本人并不知道自己为何如此幸运。
总之，刘邦当上了沛县辖下一个叫泗上的地方的亭长，这件事一时间竟成了沛城里人们开口必谈的话题。
“真了不起呀！”
这是那些对刘邦并无好感的家伙带着讽刺发表的感想。一个本应在丰邑跟父兄一起耕种农田的人，因讨厌农作而跑到城里到处闲逛，整天靠小偷小摸混日子，这么一个人竟然当上了亭长，虽说级别最低，但毕竟还算是个正式官吏。那些对刘邦充满好感的人则同声庆贺，因为一年到头囊中羞涩的他，终于有了得以立身的微薄收入。刘邦本人也大为高兴。我们必须指出，在这类事情上，与刘邦生性爱讲大话相比，其实际愿望竟小得出人意料。
这里要把亭长的情况先介绍一下。
在秦以前，这片大地上，乡村的基层单位是五户为邻，五邻为里，秦帝国也基本上沿袭了这一制度。由此计算下去，作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的里实在很小，其户数不足二十五户。
里的风景一般都是中间有一片树林。树林里有一座祭祀当地神灵的小庙，叫做社，是全里人祭祀和团聚的中心，存放着记有该里人口的名簿。大多数里的四周都有用土砌起来的廓，土廓有门，日落后关上。
所谓亭，常有“十里一亭”的说法，即十里设为一亭。亭这一称谓古已有之，但将其列为地方制度的一级组织的，却是秦的始皇帝。
“亭”，这个词本来也指客栈。
亭是官方所设的客栈，作为外出执行公务的官吏住宿的地方，就这个意义来看，也可以说亭即相当于日本江户时期（即德川时代，公元1603～1867年，相当于中国元朝时期）诸侯外出时所住的中心驿站。至于亭长这一职务，以该时期日本的制度来讲，可认为乃是一个中心驿站的所有者兼管理人员。
只是秦帝国跟江户时期封建制的日本有所不同，本是一个纯粹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官本位国家，因此亭长并不是日本中心驿站所有者受委托所兼任的那种模糊的官职，职位虽然小，却是正宗的官吏，也许理解为日本的警察署长（相当于中国的派出所所长）更为方便。
亭的建筑虽小，却颇有官府派头。
早在周朝时期，一般建筑物的屋顶上是没有瓦的。自战国以后才开始普及烧土制瓦，到了秦朝，连亭之类的最小官府也用瓦来铺屋顶了。当然，普通人家一般都用茅草葺顶，并特意将其称为“白屋”，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在四周错落分布的诸多称之为里的村落之中，亭的青瓦屋顶犹如鹤立鸡群般，巍然耸立在一片白花花的茅草屋之中。从远处望去，仅此一点就显得气势非凡，加上房屋四周围墙高耸，更平添了一份威严。内部的墙壁均涂上白色涂料———这种涂料是用大蚌壳烧成粉制成的，给人的感觉要比一般民房舒适许多。
举兵（3）
房间里面没有桌子和椅子。一般认为，这片大地上的人建造土房，在里面放上坐人的椅子，始于多年以后的宋朝初年，而在当时并不存在，刘邦跟他同时代的人都采用同样的生活方式，即与后来日本的建筑相差不多，都是铺上地板，直接坐在上面的。
说是直接坐在上面，也是指坐在席子上。所谓席子，就是用植物的茎等编成的类似后代草席的东西，如果是像亭那样供大小官吏下榻的场所，席子的周围还要用编成漂亮花纹的细条镶上花边。
以上所讲的就是亭的外观和内景。
亭长的工作繁忙而琐碎。
遇有官吏要来亭里停留时，如果事前有通告，亭长便要提前把房舍内外打扫干净，附近的小桥若有损毁，也必须提前修好。
赶路的官吏抵达亭所在地时，亭长必须前往迎接，毕恭毕敬地引领到亭内，让至上席，亭长自己则退到稍远一点的下座，再致以问候。再没有比亭长更小的官吏，因而亭长对谁都得低头致意。刘邦本是一个以粗野闻名的男人，对这种问候方式实在很不适应，但也没有做出后世那种平起平坐、大模大样、有失礼仪的坐姿。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在刘邦所处的那个时代，这种坐姿还根本不存在。在客人或比自己身份高的人面前落座的姿势，相当于日本后来的“正座”，即双膝跪在座上，屁股坐在两只脚上。在当时那个年代，日常穿的衣服里没有裤子，又不穿内裤，伸开两腿满不在乎地坐在那里，就有暴露阴部的危险。
亭长的工作并不只限于当官设旅店的管理人。
像前面所提到的那样，亭长还兼任十个里的捕头。
这件事于刘邦再适合不过了。在日本江户时期就有过这样的例子，捕快们就利用犯有前科的人，让他们凭自己的经验为官府效力。但就刘邦的情况来看，早前他自己也干过盗贼，该行当里的高手也有许多是他手下的小兄弟，要抓从别处流窜来的盗贼，他们都深谙其中的门路。一般情况下，刘邦是打发手下小喽啰去干，但他亲自出马抓人的时候也很多。
“蛮喜欢的嘛！”
萧何听到传闻说刘邦干得十分起劲，不禁感到有些诧异。
刘邦对当上亭长颇为高兴，这仅从一件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他特地让人为自己制作了一顶别出心裁的冠，戴到了头上。
亭长虽说职位卑微，但也属于士。既是士，就要戴冠。
“士”，要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尚需对时代有一些了解。
在此，我们先上溯到古代。
以孔子为鼻祖的儒家历来尚古，特别崇尚周礼，孔子本人就赞美道：“监周二代，郁郁乎文哉！”
儒家在本书所讲的这个时代，尚被独尊法家的秦所压制，根本没有发挥作用，概要地讲，就是从秦以后漫长的儒家历史来看，儒家当时还属于初期阶段。说到儒家，大多是指礼的学术团体。以最简洁的语言来讲，其内容就是指传授贵族绅士式的礼仪的学术团体。更极端一点，就是指唯有古代服制的精神和做法才是“郁郁乎”之文明。而用比较简单的说法，则是指从事“士者必正冠以戴”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
孔子所说的古代，乃是贵族时代。反过来讲，就是为贵族私有的农耕制奴隶时代。正因为如此，士是讲门第的。除了门第之外，具有渊博学问和高超技艺的人也被称之为士。冠则是为表示士的身份和自我期许的标志，甚至可以说，冠是被当成思想方面的东西来对待的，已超出了单纯服制方面的意义。
不过，那以后又经历了战国时代，社会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生命力旺盛的自耕农社会正在日益扩大，门阀贵族势力已经减弱，支撑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反倒只有自耕农及该阶层出身的贤能之士，一般已不再问及门第。战国末期的社会中，与其说士已消失，还不如说万众皆成了士，特别是像秦那样在边陲地带建立的国家，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极端。秦帝国建立后，早前地处一隅的秦的法律立即普及到全国，因此，讲究门第出身的士已不见踪影，谁都可以成为士。倘若用极端的说法来讲，就是：“本人即是士。”
只要这么想，就已经是士了。
第一个举起反秦义旗的陈胜说过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以说，这句话已在毁灭封建诸侯制的秦帝国社会的理论根基中深深扎下了根。但也不等于说，谁都能戴上一顶冠，故意做出那种癫狂怪异的样子。从制度上讲，至少官吏属于士，可戴上一顶象征士的冠。
平民百姓是不能戴冠的。他们只能扎上用一小块布做成的头巾，这才能与干活时穿的衣服相配。
比如，亭长刘邦手下就有几名平民部属。他们是负责看门或跑腿抓人的，被称之为“亭父”或“求盗”，只在脑后戴一块白头巾，不能戴冠。在泗上整个区域内，只有刘邦一人戴着冠。
这顶冠也不是随便在什么地方都能见到的那种，而是他自己煞费苦心研究出来的，材料用的是竹皮。竹皮可以闪闪发光，刘邦就喜欢这一点。更有趣的是，整个冠的底上还鼓起一些浓淡相间的微妙的纹路，仪表堂堂的他戴上这顶冠，谁看了都会大开眼界的。甚至有人说：
“刘大人的冠，是用南方神兽的皮做成的。”
举兵（4）
那竹皮也不是本地的细竹，而是从薛（位于山东省滕县东南）产的竹子上剥下来的。刘邦为了得到这种竹皮，竟然特地派手下的亭父到薛跑了一趟。刘邦虽说缺少才能，但肯在自己的仪表风度上下功夫，从这一点来看，他也绝非胸无大志的凡庸之辈。顺便说一句，看来他相当喜欢这种竹皮冠，即使在建立汉朝当上皇帝之后，平时也总是戴在头上。世间将它称之为“刘氏冠”。
在某些不为人所注意的，有点滑稽，却又可视为大问题的地方，刘邦好像颇有些可取之处，他在这方面的敏感性，也恰似一顶刘氏冠所具有的象征意义。
好了，现在我们来讲另一位———萧何。
与县相比，郡所辖区域要大许多，此事自不待言。沛县所属的郡，叫泗水郡。
郡有监郡，叫御史。萧何的才干传到御史的耳朵里，因而被提拔上去当了郡吏，所担当的职务叫“卒史”（相当于现今日本的警察部次长，中国的公安局副局长）。从郡衙所在地到刘邦所在的泗上不远，有萧何做后盾，刘邦的工作就好干多了。
谁知御史经过仔细观察后，对萧何的才干愈发感到惊讶，于是说道：
“干脆到朝廷去当官吧！我也可以给你想想办法，让朝廷委任下来。”
如果能获得朝廷的委任，那就是堂堂正正的官员，而不再是当地录用的微不足道的小吏了，但萧何却断然予以谢绝。连离开沛县，萧何心里都挺不痛快的。
萧何郑重其事地陈述了谢绝的理由，他说：
“下官想在这片土地上终老一生。首先，沛是下官的故乡，下官喜欢待在故乡。留在泗水郡可以为沛县做不少事情，对现在的职务，下官感到非常满意，可是一旦荣升到朝廷做官，就不知道会被安排到什么地方去赴任了。”
萧何心里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那就是最近他已看清秦帝国的结局，倘若当上朝廷的命官，实在不知道未来的宦途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还不如先留在泗水郡，与地利人和的沛加强联系，以备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