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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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抗日战争中曾四次到过延安，合起来约有半年，四次都是开会：1937年12月会议；1938年9月至11月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8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这四次会议给邓小平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极大，使他一次比一次深刻地认识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其间他也担任了越来越重要的职务。
而对于邓小平个人生活方面讲，第三次回延安的收获是最大的，因为他结识了终身伴侣卓琳，此后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的58年，共同经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第三次“落”与“起”的惊涛骇浪。邓小平不愿谈往事，不愿谈自己的过去，对于自己的妻子也谈得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在长达58年的共同生活中，邓小平对卓琳同志有着相当多充满深情厚意的言与行。例如在江西蒙难的岁月中，邓小平像卓琳关心自己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卓琳，除了尽量多做些重体力家务外，每当卓琳病发作、卧床不起时，邓小平总是为她端饭送水，细心照看。对卓琳付出的辛劳，他也及时地表达敬意，这种习惯直至他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仍然保持着。节日里，煮饭烧菜任务往往由卓琳及女儿担当。吃饭时，邓小平总是不忘给卓琳及女儿倒上一杯葡萄酒，并说：“辛苦了，节日的厨师，我来敬你们一杯。”这问候声中，包含着这位伟人对自己妻子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不过在1939年8月邓小平刚回到延安时，他还不认识这位原来叫蒲琼英后来改名叫卓琳最终成为他终身伴侣的姑娘。张闻天的夫人，老红军战士刘英回忆说：“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里女同志倒是不少，抗战时期，来了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所以他要找个爱人，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当时，邓发拉着邓小平，“两个人一天高高兴兴地到处转，人们都说他们活像两个游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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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4）
笔者曾阅览一些书刊、剧本，对其中虚构邓小平与卓琳相识恋爱的描写不以为然，作者出于好意，尽量想写得浪漫一些，但是我们决不能以现在男女青年的婚恋方式来想象当时这些革命者的情怀。
用刘英的话讲，邓小平“要回前方去，只有赶快结婚了，结了婚才好带走。所以，这样，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这个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在那个地方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两对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到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泽东和江青、刘少奇、张闻天和刘英、博古、李富春和蔡畅、王首道等都来了。周恩来因为去苏联治病而没有到场。
这些高级领导人，难得为前方抗日将士举行婚礼，所以，简朴的仪式和简单的酒菜简化不了热闹的气氛。据刘英同志说：“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是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他喝那么多酒，怎么不醉呀？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原来是邓发和李富春弄了一瓶白水充作酒水，才使得他们的老友邓小平免于一醉。结婚时，邓小平35岁，卓琳23岁，几天后，他们就一道启程奔赴前线。此外，这两对新婚夫妇还留下了四个人在窑洞前的幸福合影。
邓小平的第二个妻子叫金维映，人们叫她阿金。她和邓小平同岁，是1931年在上海相识的。同年7月中旬，他们同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一路同行，后来结为夫妻。金维映早年从事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她和邓小平一同到中央苏区以后，先后担任中共于都县和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是一位有能力的红军女干部。1934年，参加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中几十位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之一。1938年组织上送她去苏联治病。几年后，正当她在莫斯科郊区一家医院中治病时，不幸牺牲于战火之中。
虽然是“左”倾错误路线，最终导致了邓小平和金维映的离异，但心胸坦荡的邓小平仍旧没有忘记过去的亲密战友。1972年12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到自己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赣南参观，在于都停留的几个小时中，邓小平就几次提起金维映。他问县委负责人：“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你们知道不知道？”县委负责人也许只能从史料中，从老年人的口中了解到这些了。
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叫张锡瑗。1907年生，比邓小平小3岁。青年时期她参加过学生运动，后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与邓小平相识，1928年初结婚。当时，为庆祝这对年轻革命者喜结良缘，同志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办的酒席，共有30多人参加，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工作的同志都到场了。
结婚以后，邓小平和张锡瑗有大半年时间和周恩来夫妇住在一起。住在楼上的邓颖超常常听见一对新人在楼下又说又笑的。邓小平后来告诉女儿：“那时候都是年轻人，当然又说又笑！”他沉思般地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可是，很不幸，1930年1月，张锡瑗竟因难产得病，去世了。而难产生下来的女儿几天后也死了。可以想象，妻子、女儿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是多么大啊！可是，因为广西方面军务紧急，邓小平连妻子也未来得及亲手掩埋，就匆匆离开上海。当19年后，他率领大军攻占上海以后，一进城就去查找张锡瑗墓，找到遗骨后放到小棺木里，和苏兆征的棺木一起放在当时住的楼房的楼下。还是没来得及掩埋，他又和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了。1969年，张锡瑗的棺木被安葬在上海烈士陵园（即现在的龙华革命公墓）。90年代，晚年的邓小平去上海时，仍几次嘱咐子女去公墓瞻仰张锡瑗墓地，可见感情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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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5）
从1930年1月邓小平失去了第一个妻子张锡瑗这时算起，又过了67年。邓小平这位伟人，由自己一生中共同生活时间最长、最亲密的伴侣卓琳，协助党中央妥善办理了后事，充分“体现了小平同志一生的追求和信念，完美地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个篇章”。1997年3月2日上午11时25分，当运载邓小平骨灰的专机飞至1800米高的空域时，81岁的卓琳眼含热泪，强忍悲痛，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小平的名字，泣不成声。大约过了5分钟，在子女们的劝说下，她才撒下第一把骨灰。骨灰和五彩缤纷的花瓣缓缓地飘入大海。58年的风雨同舟，58年的同荣共辱。如今，手捧着自己心爱的丈夫的骨灰，卓琳怎么能不悲痛欲绝，肝胆俱碎？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太行山上那难忘的恩恩爱爱，回到了和邓小平共同生活的那些艰难岁月。
“这些摩擦专家们欺人太甚，应该教训教训他们。没有斗争，抗日统一战线就巩固不了。我们的部队都叫人搞垮了，哪里还有什么统一战线可言，就只剩他国民党一家独裁了。”
“朱怀冰是进攻我们的急先锋，根据目前顽军的态度，我们的作战意图应该是集中主力歼灭朱怀冰部，监视鹿仲麟和孙殿英部，尽可能争取他们中立。”这是邓小平在反顽斗争中的两句话。
1939年12月，国民党在国内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处在抗日前线的我八路军指战员，在“前门打虎”，沉重打击日军同时，也时刻警惕着国民党顽固派从我们后门发动的进攻，即“后门拒狼”，1940年2月初，蒋介石密令朱怀冰、鹿仲麟及孙殿英，据守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等地，并抽调一部分兵力准备由南向北进犯太行、冀南抗日根据地。
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第一二九师决心奋起自卫。作战命令特别强调：“本战役关系整个华北抗战，各部队应加强政治动员，不顾一切，坚决完成消灭敌人的任务”。
这次在磁县、武安、涉县、林县等地区打击“顽中之顽”的军事行动，是一次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作战，目的是争取时局好转。作战目标以朱怀冰部为主要目标，实行“横击”、“兜击”、“追击”、“截击”，对次要目标则“争取其不参加战斗向北离开，如其不打我，不阻我对朱怀冰的作战时，则应很好联络之；如其坚持打我时，则一并消灭之”。对鹿仲麟，“只消灭其特务机关部队，对鹿本人及警卫部队则监视之，不加杀害”。对孙殿英等“应争取其中立，相约不打枪，并尽力说服其离开战斗地域”。应当说，这是一次有利、有理、有节的作战。根据八路军总部意见，刘、邓商定：“小平、李达去指挥林磁涉两战役；定（3月）5号开始。”
3月5日凌晨2时，邓小平下令发起战役，顿时，左、中、右3个纵队，各自按照预定路线突击，进展顺利。与此同时，各部的战况报告像雪片一样飞向邓小平及李达所在的指挥部。当日17时，邓小平根据情况下达新的命令：中央队向东南突击消灭朱怀冰主力，如其“南窜则追灭之”。左翼队对顽南逃“应特别注意”，右翼队阻敌南窜，“战况立告”。同时，邓小平把战况及时报送朱德、彭德怀。
3月6日，经中央队和左翼队南北两面夹击，顽军抵挡不住，向林县逃窜。这时，邓小平签发第二号书面命令，指明：“敌已溃退，我决猛烈追击消灭之于漳河以南，林县城、科泉线以北地域。”同时规定了各部追击路线、目标。并强调应注意的策略：“重点仍对朱贼军直及九十四师，对二十四师及其他中间部队仍取争取态度，非到他向我攻击，或阻我必须经过前进之道路时，不得轻易动武，以致违反我党主张。”命令要求：全军要“不惜一切疲劳完成本任务”。
3月7日、8日，邓小平又电令各部：继续猛追，“望立即向姚村、林县以东参加战斗”；“望加强向北侦察，坚决截堵敌人，配合主力消灭之”。9日，根据各部战报，电告各部：南逃之敌大部为我消灭，你们应“肃清散部，收散兵灭枪，灭地方团队”。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于9日结束，4天中共歼灭国民党顽固派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及其反动武装万余人，控制了邯郸至长治公路以南，临淇、西平罗以北地区。
在抗日战争时（6）
此役和同时发起的卫东战役，成为我军反顽斗争的两把扫帚。1940年3月14日，山西、河北反摩擦斗争告一段落。3月16日，我军北撤，并主动提出和对方谈判。
两年后，邓小平这样总结他参与、直接指挥过的反顽斗争战役：从武汉失守到1940年。
“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1939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194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