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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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兵变枪声响了,枪械和弹药被搬运出库,党所掌握的武装也迅速撤出南宁市,这成为百色、龙州起义的前奏曲。
邓小平到南宁短短数月,不仅开展了上层统战工作,也有效地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为两次起义的熊熊火焰准备了火种。
“工农群众的武力——红军已经成立了,各处苏维埃也陆续地建立起来了。哪有天生会打仗的!都是从打仗中学习打仗,从打败仗中学习打仗,以后仗打得多了,败仗也打过,慢慢就学会打仗了。”这是邓小平审时度势,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结果。
对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的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以往的史书中记载不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这一页革命斗争史有了公正评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里说:“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于1929年12月11日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兼政治委员。接着,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右江苏维埃,雷经天任主席,这次起义,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争取到国民党的一部分军队参加,并团结当地各民族与农军相结合,从而取得了胜利。”
“1930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共产党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举行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随后成立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
在右江苏维埃政府建立以后,百色、恩隆、东兰等县区,“也相继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并同左江革命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有关左右江革命根据地问题的研究人员讲到起义时间,当时的党中央要求在10天以内举行。对此,邓小平等认为“比较仓促”。他们主张应该首先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改造好旧军队,发展党的组织,摧毁旧的政权,所以,百色起义按照他这个指示发动得很成功,它不像别的起义先发动武装斗争,而是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后再起义。
可见,百色起义因为准备充分,所以取得了胜利,而这种充分准备是与邓小平等精心筹划分不开的。据当事人袁任远、韦国清等回忆:为了发动起义,邓小平主持召开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党中央批准了起义计划后,“邓小平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据当时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被派往右江各地的同志不断给邓小平发来信函、电文,反映准备工作情况,而他也十分重视这些传回来的消息。“为了起义,小平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白天找同志谈话、开会、布置工作。晚上则与张云逸等首长在一起商讨大计、运筹起义事宜”。
百色起义于1929年12月11日,即广州起义二周年纪念日发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宣告正式诞生。第二天,右江苏维埃政府也宣告成立。而精心运筹的邓小平,在安排就绪起义的各项工作之后,已于11月下旬,奉命前往上海汇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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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3)
两个多月以后,邓小平匆匆由上海赶回广西龙州,临行前,竟来不及亲手掩埋自己因难产而去世的妻子张锡瑗。
关于龙州起义和成立红八军的工作,邓小平在两个多月前赴中央汇报途经龙州时就安排了,龙州起义也确实在邓小平从上海回龙州前的2月1日就发动了,并且正式成立了红八军,左江的红色政权也建立起来了。不过,邓小平敏锐地发现,红八军内部和新建的红色苏维埃政权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左江地区群众基础差,红八军枪少人少,还基本掌握在旧军官手中。在这种情况下,红七军、红八军还协同去攻打南宁,显然,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邓小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等,请他们停止进攻南宁,随后,召开各种会议,详细说明赴上海汇报的情况,全力挽救危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红八军及革命政权,还是在邓小平离开红八军后失败了。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1)
1986年10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 1972年邓小平在赣南于都参观时的谈话
(遵义)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
——邓小平两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现场追记
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因为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此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从1930年到1934年,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坎坷越来越多。在红七军中,眼看着“左”倾路线指导下,红七军损失惨重;在上海,眼看着王明“左”倾路线给白区工作造成的危害;在中央苏区,眼看着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强制推行“左”倾路线给中央苏区和红军主力带来的恶果,而他自己也逐渐地被推入###的低谷。其实,从当时中国革命的整个形势看,从党和红军力量发展过程来看,都是处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只是到了遵义会议后,才逐步地走向恢复、发展。可见,邓小平的“落”与“起”,同中国革命的挫折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棵树还在,大了许多。当年我就经常在这个树下看看书,看看报纸。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这是邓小平1972年重访赣南时的谈话和后来对自己子女的谈话。
邓小平于1931年8月到达瑞金,便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不久,他就制止了在瑞金实行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广大干部群众平了反。同时,派出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分田情况,查处违法乱纪现象。很快地,“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一个月后,邓小平同毛泽东、朱德等见面,汇报情况。他向毛泽东等人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毛泽东等很满意。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会后,邓小平又代表县委号召人民群众:我们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饿受冻。要以实际行动来保卫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
1932年5月,时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邓小平,被调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出任由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合并而成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根据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各项工作的经验,结合会、寻、安三县实际情况,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雷厉风行地领导三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取得显著的成效。
红军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仅会昌在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就扩大红军10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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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2)
党组织建设:健全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至11月份,三个县共计区委25个,乡党支部143个,党员将近6000人。
经济建设:成立各级春耕生产委员会,组织群众搞好生产,恢复和发展手工业,改善财政收入,推销国家公债。
发展地方武装:至11月,仅会昌就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
此外,还恢复和设立了职工、妇女、共青团等各种组织。
有关材料曾这样介绍:“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1932年秋,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坎举行的万人‘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彬的两次偷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赤色区域。”
由于他在行动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以,很快地他就受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打击,并被撤销职务。这种状况直到遵义会议前后才得到改变。
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中央秘书长。可见,对于这个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也是使自己政治生涯出现重要转折的历史性会议,邓小平记忆犹新。当时他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担任会议记录,耳闻目睹了会议全过程,亲笔记下了会议的有关内容。可惜,现在还尚未找到由他当年亲笔作的记录。
由于各种原因,除了毛泽东等出席遵义会议人员的名单搞清楚外,邓小平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长期以来成为一桩历史悬案。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时,介绍与会者名单中没有邓小平。三年后,邓小平参加纪念时现场追记,肯定“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1959年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一份未署名的文字材料中,关于与会者介绍还是没有邓小平。“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根据上述信件,诬蔑邓小平是“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对此,邓